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五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政府为什么会失败》是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西蒙斯教授的一本公共选择方面的理论专著。作者认为，传统的公共政策和福利经济学观点强调，市场会因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以及信息不完备等原因而出现失灵，这需要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来保护公共利益。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本书基于现代公共选择的理论视角，系统阐释了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是如何导致政治上的短视、经济上的停滞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等问题的，此外，作者以美国为例，从社会福利、消费者保护、教育、贸易、环境和犯罪等领域全面解析了不适当的国家干预是如何导致政府推行的项目以失败而告终的。
作者：兰迪·西蒙斯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2017年1月
作者简介：兰迪·西蒙斯，美国犹他州立大学乔恩·M.亨茨曼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独立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经济学查尔斯·G.科赫教授，犹他州普罗维登斯市前市长。兰迪·西蒙斯教授从俄勒冈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犹他州城镇联盟理事会成员，犹他州州长私有化委员会成员。西蒙斯教授的著作包括《超越政治：市场、福利和官僚政治的失败》（和《文化与规范的政治经济学：老百姓问题的非正式解决方案》。他还参与了许多丛书的撰写，例如《反思环保：环保官僚主义的替代方案》。
政府过度介入市场，可能使得情况更加恶化
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涵盖了许多研究人类行为的分析方法。有的政治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有的是政治保守派，也有的是自由主义者。20 世纪30 年代至20 世纪40 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的作用持有一种比马克思更积极的看法，但他们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因之创立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理论。这些大部分来自欧洲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引导私人行为的绝佳公共措施，但是需要对其进行国家干预，这样才能得到理想的公共效果。他们的观点遭到了其他主要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的反驳，他们指出，想要管理市场必然会碰到信息不完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市场与生俱来的，就算是计算能力极大地增强，还是不可能解决该问题。而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国家干预必然会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
与市场社会主义大辩论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的新理论和观点：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它指的是那些研究市场的非完美性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市场的失灵”，建立市场应该如何运作的理论和原则，然后将这些理想和理论上的市场与现实市场相比较。当福利经济学家发现现实的市场不能达到他们对市场的预期时，他们企图找到市场失灵的原因，并且要求用政治干预的方式来矫正市场的失灵。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能找出市场失灵的原因，他们就能找到补救的办法。而当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忙着想要管控市场，而福利经济学家在尝试指出市场失灵及其原因的时候，政治学家则在忙于进行“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他们收集组织了大量关于政府运作的信息，但对于如何统一或解读这些信息却束手无策。比方说，在20 世纪中期，一个典型的政治学家很可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的权力做出详细描述，并断言该议长“权力太大”。然而，没人追问为什么议长会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为什么权力会集中在议长和委员会主席的手中？如果把权力分散又会如何？政治学家们没有分析工具来回答这些问题，但他们有着顽固的观点。
现存的或之前还在发展的政府理论都基于同一项假设：政府导致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用更多的政府办法来解决。有的人认为政府是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所在。如果政府未能迎合某利益集团的价值，其原因往往是该利益集团未能在政府中获得足够多的代表。解决方案是什么？增加参与竞争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其他人认为政府是一个精英统治体系，精英们的骄奢淫逸可以通过严格的政治规矩来控制。而政治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政府总的来说是好的，通常是良性的，因而很少是危险的。在他们看来，政治化解了价值冲突，缩小了不平等，解决了社会不公。对有的人来说，参与政治是高尚的事情，国家建立了品格，创造了公民和个人道德。大部分政治学家对政府的信心与他们对市场的怀疑成正比，而这种对市场的怀疑又因为市场失灵论而火上加油，对有的人来说，这种怀疑根植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期望之上。
与这些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不同，“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家用来研究个人选择的假设和研究方法用来研究公共选择。该理论质疑所谓的市场失灵的原因以及政府应对这些困难的能力。公共选择学者们已经清楚地指出多数的乖张任性，并显示政府明显地偏向于采用低效的政策并限制个人自由——这些都是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或是为了均衡财富和个人收入。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关于政府失败策略，该理论质疑政府应对市场失灵的能力，其结论是政府对不尽完善的市场的应对策略可能实际上使得情况更加恶化。
本期推荐
《宪则经济学：人类集体行动机制探索》
作者: 詹姆斯·M.布坎南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宪政经济学范式的创立者，本书所选31篇论文为其奠基之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这些在30年中写成的文章提供一个更方便的渠道，从而更广泛地展示一套论点和理念，它们构成了布坎南宪则经济学范式构建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这些论文属于同一个标题，但它们还代表着一批重要的实例，反映出布坎南在奠基和构建宪则经济学这套现代经济学中的独特方法上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这里收录的文章有许多初次发表于不易获得的出处上，甚至对于专业读者来讲它们也很难获得（事实上，有一些文章先前从未公开发表过）。
评点：布坎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书可与《宪政经济学》对读。唯书中有一些计算公式，这部分内容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
《在世界与我之间》
作者：塔那西斯·科茨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是一位成功的父亲。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在旁人的眼中，这位父亲完全可以给孩子良好的教育、丰富的人脉。但他依然对儿子的前途悲观，担心他将遭遇的不公和不幸，于是写下三封长信：我希望你拥有自己的生活，一种远离恐惧的生活，甚至远离我。家书梳理了少数族裔在美国走过的艰难历程，那个国度不光彩的平等历史，但恐惧并不仅仅来自肩上的种族包袱，因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弱小，一点也不比种族在历史中的脆弱让人好受。作者的美国梦，绝不是挣脱族群的羁绊，出人头地，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重要的是，在这美丽而残酷的世界，如何学会做一个审慎而清醒的公民。
评点：一个理性而睿智的父亲，将自己觉得儿子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他。
《朝山》
作者：岳永逸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为学者岳永逸庙会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作者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之后，完整、深入、成熟的一部。作者2007-2013年田野调查的北京妙峰山和河北苍岩山庙会为个案，还综合了旧京庙会的诸多记载，形成自己的庙会的研究观念。
作者在《朝山》中对中外研究者的既有观点，以及五四以来民俗学家如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批评，指出庙会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弥漫性、整体性、渗透性、建构性的存在，包括了自然、经济、社会组织、政治、信仰等各个层面，是乡民整体性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
评点：作为精神性庙会向物化庙市让渡过程的温情描述，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尽在其中。
《虚构的犹太民族》
作者：施罗默·桑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3月
内容简介
谁是犹太人？《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本书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引发全球热议的代表作，也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大胆地批判了人们广泛接受的叙事和历史话语，运用现代民主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
本书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犹太人群体之间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原因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运用了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的民族认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发明出来的。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评点：民族主义被称为想象的共同体，本书印证了这一观点。
《欧洲的文化价值》
主编：汉斯·约阿施克劳斯·维甘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6月
内容简介
欧洲的文化认同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欧洲的价值观？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近代已经成为政治和学术辩论的中心。在这本畅销全球的书中，一系列国际知名的思想家——包括奥兰多•帕特森、马克•马佐尔以及沃尔夫冈•施路赫特——研究了欧洲最重要的创新和文化价值传统，以描绘一个当代欧洲的自我理解形象。
评点：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其文化历史悠久且丰富多彩。对于外部世界，我们的了解和研究仍然很欠缺。
《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
作者：李开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
内容简介
秦始皇短短49年人生却迷雾重重。秦始皇的爸爸是吕不韦？昌平君有着怎样的双重身份?秦始皇的表叔怎么成了末代楚王？秦始皇的后宫为何集体失载？坑儒是秦始皇背了几千年的黑锅？本书作者李开元以推理史学著称，基于田野调查、文物出土和墓葬挖掘，重返秦国历史现场，打捞历史碎片，糅合史学、考古学、医学以及法学等多元学科视角，运用吊线跟踪、混合洗牌等刑侦手法，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复活被严重误读的秦国历史，还原被历史妖魔化的秦始皇，深度解密秦史失落的真相。
评点：李开元的推理史学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本书附录为秦始皇“坑儒”辩诬，指出司马迁看不惯方士忽悠汉武帝，于是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东汉儒生改造历史，让秦始皇背了黑锅。此后，言秦始皇焚书可以，坑儒则不可说。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五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政府为什么会失败》是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西蒙斯教授的一本公共选择方面的理论专著。作者认为，传统的公共政策和福利经济学观点强调，市场会因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以及信息不完备等原因而出现失灵，这需要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来保护公共利益。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本书基于现代公共选择的理论视角，系统阐释了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是如何导致政治上的短视、经济上的停滞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等问题的，此外，作者以美国为例，从社会福利、消费者保护、教育、贸易、环境和犯罪等领域全面解析了不适当的国家干预是如何导致政府推行的项目以失败而告终的。
作者：兰迪·西蒙斯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2017年1月
作者简介：兰迪·西蒙斯，美国犹他州立大学乔恩·M.亨茨曼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独立学院的高级研究员，经济学查尔斯·G.科赫教授，犹他州普罗维登斯市前市长。兰迪·西蒙斯教授从俄勒冈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犹他州城镇联盟理事会成员，犹他州州长私有化委员会成员。西蒙斯教授的著作包括《超越政治：市场、福利和官僚政治的失败》（和《文化与规范的政治经济学：老百姓问题的非正式解决方案》。他还参与了许多丛书的撰写，例如《反思环保：环保官僚主义的替代方案》。
政府过度介入市场，可能使得情况更加恶化
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涵盖了许多研究人类行为的分析方法。有的政治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有的是政治保守派，也有的是自由主义者。20 世纪30 年代至20 世纪40 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的作用持有一种比马克思更积极的看法，但他们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因之创立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理论。这些大部分来自欧洲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引导私人行为的绝佳公共措施，但是需要对其进行国家干预，这样才能得到理想的公共效果。他们的观点遭到了其他主要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的反驳，他们指出，想要管理市场必然会碰到信息不完备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市场与生俱来的，就算是计算能力极大地增强，还是不可能解决该问题。而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国家干预必然会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
与市场社会主义大辩论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的新理论和观点：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它指的是那些研究市场的非完美性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市场的失灵”，建立市场应该如何运作的理论和原则，然后将这些理想和理论上的市场与现实市场相比较。当福利经济学家发现现实的市场不能达到他们对市场的预期时，他们企图找到市场失灵的原因，并且要求用政治干预的方式来矫正市场的失灵。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能找出市场失灵的原因，他们就能找到补救的办法。而当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忙着想要管控市场，而福利经济学家在尝试指出市场失灵及其原因的时候，政治学家则在忙于进行“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他们收集组织了大量关于政府运作的信息，但对于如何统一或解读这些信息却束手无策。比方说，在20 世纪中期，一个典型的政治学家很可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的权力做出详细描述，并断言该议长“权力太大”。然而，没人追问为什么议长会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为什么权力会集中在议长和委员会主席的手中？如果把权力分散又会如何？政治学家们没有分析工具来回答这些问题，但他们有着顽固的观点。
现存的或之前还在发展的政府理论都基于同一项假设：政府导致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用更多的政府办法来解决。有的人认为政府是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所在。如果政府未能迎合某利益集团的价值，其原因往往是该利益集团未能在政府中获得足够多的代表。解决方案是什么？增加参与竞争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其他人认为政府是一个精英统治体系，精英们的骄奢淫逸可以通过严格的政治规矩来控制。而政治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政府总的来说是好的，通常是良性的，因而很少是危险的。在他们看来，政治化解了价值冲突，缩小了不平等，解决了社会不公。对有的人来说，参与政治是高尚的事情，国家建立了品格，创造了公民和个人道德。大部分政治学家对政府的信心与他们对市场的怀疑成正比，而这种对市场的怀疑又因为市场失灵论而火上加油，对有的人来说，这种怀疑根植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期望之上。
与这些对政治经济的看法不同，“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新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家用来研究个人选择的假设和研究方法用来研究公共选择。该理论质疑所谓的市场失灵的原因以及政府应对这些困难的能力。公共选择学者们已经清楚地指出多数的乖张任性，并显示政府明显地偏向于采用低效的政策并限制个人自由——这些都是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或是为了均衡财富和个人收入。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关于政府失败策略，该理论质疑政府应对市场失灵的能力，其结论是政府对不尽完善的市场的应对策略可能实际上使得情况更加恶化。
本期推荐
《宪则经济学：人类集体行动机制探索》
作者: 詹姆斯·M.布坎南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詹姆斯·M.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宪政经济学范式的创立者，本书所选31篇论文为其奠基之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为这些在30年中写成的文章提供一个更方便的渠道，从而更广泛地展示一套论点和理念，它们构成了布坎南宪则经济学范式构建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这些论文属于同一个标题，但它们还代表着一批重要的实例，反映出布坎南在奠基和构建宪则经济学这套现代经济学中的独特方法上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这里收录的文章有许多初次发表于不易获得的出处上，甚至对于专业读者来讲它们也很难获得（事实上，有一些文章先前从未公开发表过）。
评点：布坎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书可与《宪政经济学》对读。唯书中有一些计算公式，这部分内容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
《在世界与我之间》
作者：塔那西斯·科茨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是一位成功的父亲。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在旁人的眼中，这位父亲完全可以给孩子良好的教育、丰富的人脉。但他依然对儿子的前途悲观，担心他将遭遇的不公和不幸，于是写下三封长信：我希望你拥有自己的生活，一种远离恐惧的生活，甚至远离我。家书梳理了少数族裔在美国走过的艰难历程，那个国度不光彩的平等历史，但恐惧并不仅仅来自肩上的种族包袱，因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弱小，一点也不比种族在历史中的脆弱让人好受。作者的美国梦，绝不是挣脱族群的羁绊，出人头地，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重要的是，在这美丽而残酷的世界，如何学会做一个审慎而清醒的公民。
评点：一个理性而睿智的父亲，将自己觉得儿子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他。
《朝山》
作者：岳永逸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为学者岳永逸庙会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作者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之后，完整、深入、成熟的一部。作者2007-2013年田野调查的北京妙峰山和河北苍岩山庙会为个案，还综合了旧京庙会的诸多记载，形成自己的庙会的研究观念。
作者在《朝山》中对中外研究者的既有观点，以及五四以来民俗学家如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批评，指出庙会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弥漫性、整体性、渗透性、建构性的存在，包括了自然、经济、社会组织、政治、信仰等各个层面，是乡民整体性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
评点：作为精神性庙会向物化庙市让渡过程的温情描述，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尽在其中。
《虚构的犹太民族》
作者：施罗默·桑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3月
内容简介
谁是犹太人？《圣经》为何会成为记录一个民族起源的可靠史籍？以色列人是犹太民族直系和唯一的后裔吗？本书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引发全球热议的代表作，也是一本批判性民族史，它拆解了犹太人的整套民族记忆架构，大胆地批判了人们广泛接受的叙事和历史话语，运用现代民主主义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
本书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犹太人群体之间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原因只可能是因为，他们运用了被改编过的历史。以色列人的民族认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情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始自19世纪下半叶，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发明出来的。无论是了解以色列的过去、中东的现状，还是解决争端、构想未来，本书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评点：民族主义被称为想象的共同体，本书印证了这一观点。
《欧洲的文化价值》
主编：汉斯·约阿施克劳斯·维甘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6月
内容简介
欧洲的文化认同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欧洲的价值观？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近代已经成为政治和学术辩论的中心。在这本畅销全球的书中，一系列国际知名的思想家——包括奥兰多•帕特森、马克•马佐尔以及沃尔夫冈•施路赫特——研究了欧洲最重要的创新和文化价值传统，以描绘一个当代欧洲的自我理解形象。
评点：欧洲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其文化历史悠久且丰富多彩。对于外部世界，我们的了解和研究仍然很欠缺。
《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
作者：李开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
内容简介
秦始皇短短49年人生却迷雾重重。秦始皇的爸爸是吕不韦？昌平君有着怎样的双重身份?秦始皇的表叔怎么成了末代楚王？秦始皇的后宫为何集体失载？坑儒是秦始皇背了几千年的黑锅？本书作者李开元以推理史学著称，基于田野调查、文物出土和墓葬挖掘，重返秦国历史现场，打捞历史碎片，糅合史学、考古学、医学以及法学等多元学科视角，运用吊线跟踪、混合洗牌等刑侦手法，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复活被严重误读的秦国历史，还原被历史妖魔化的秦始皇，深度解密秦史失落的真相。
评点：李开元的推理史学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本书附录为秦始皇“坑儒”辩诬，指出司马迁看不惯方士忽悠汉武帝，于是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东汉儒生改造历史，让秦始皇背了黑锅。此后，言秦始皇焚书可以，坑儒则不可说。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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