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六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战争中的平民》
作者：亚历山大·B.唐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6月
战争的残酷性，往往出人意料
人们常说，战争就是地狱。“战争很残酷，你无法粉饰战争。”在阐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何要下令驱逐亚特兰大居民并纵火烧毁这座城市时，威廉·特库赛·谢尔曼将军如是说。人们把战争视为地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会对无辜平民产生严重影响，除了吞噬战斗人员的生命之外，战争也会导致那些没有参与战斗的平民失去生命。例如，三个世纪以来，所有因战争而死亡的人当中，平民（我在本书中交替使用“平民”和“非战斗人员”这两个术语）死亡人数占了一半。据估计，仅在20世纪，就有4300万~4500万非战斗人员因战争而丧生，约占同期战争死亡人数的50%~62%。
100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仅仅列举其中几件就足以触目惊心。
例如，20世纪初，数以万计的古巴、南非和菲律宾平民死于集中营，德国侵略西南非洲导致当地赫雷罗人几近灭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对同盟国实施封锁，造成大面积范围内民众营养不良，疾病蔓延，将近100万德国和奥匈帝国平民死亡，协约国实施封锁是罪魁祸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欧洲犹太人和数百万东欧和苏联平民，而盟军战略轰炸也造成30万德国人和90万日本人丧生。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战略轰炸造成数以万计非战斗人员丧生，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反叛乱行动也造成数以万计非战斗人员死亡。在许多国家，国内冲突也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比如中国（1927~1949年）、西班牙（1936~1939年）、危地马拉（1966~1985年）、尼日利亚（1967~1970年）、埃塞俄比亚（1974~1991年）和安哥拉（1975~2002年）。《华盛顿邮报》2007年4月17日报道称，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0万人丧生，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现代战争中，平民伤亡数量之大触目惊心，这实在令人费解，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世人普遍认为屠杀无辜平民是不道德的。例如，国际红十字会最近在一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4%的受访者认为，在发动攻击以削弱敌方实力时，战斗人员只能攻击敌方战斗人员，绝不能伤害平民”。相比之下，仅有3%的受访者接受下面这种观点，即不仅应当允许交战方攻击敌方战斗人员，而且应当允许攻击敌方非战斗人员。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人民的态度都非常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民坚决反对轰炸城区，因为这样做“违背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理想”；针对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民调显示，如果战争会造成“数千名”伊拉克平民伤亡，大部分美国人依然坚持反对发动战争的立场。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错误的，是违反国际法的，但是非战斗人员还是频繁遭到攻击，原因何在？
第一，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平民是下下策：这样做不仅对行凶者实现其意图毫无裨益，反而会更加坚定敌人抵抗的决心，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例如，一项最新研究认为，在战争中恐吓平民无异于自取灭亡：“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集团，对平民发动战争越是迅速、频繁、残暴无情，其利益就越容易受挫。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或集团都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一位研究国家间胁迫问题的权威分析员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针对敌方平民的惩罚性战略很少能够取得重大让步。
既然迫害平民在道义上会受到谴责，其效果也存疑，为什么有些国家仍要实施攻击敌方非战斗人员的军事战略呢？有一派观点认为政权形式是关键因素，但是对其实际效果莫衷一是。也有分析员认为，民主国家攻击平民的可能性比非民主国家小，因为民主国家遵守国内法规，不论攻击对象是本国平民还是外国平民，一律禁止屠杀无辜平民，而非民主国家根本不受国内法规的约束。然而，针对民主制度和战争两者关系的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民主国家攻击非战斗人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容易受民意左右。由于害怕失去国内支持，他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战争可能带来的惨重代价。为了降低战争成本或迅速打赢战争，民主精英们不得不考虑攻击非战斗人员。
第二种解释强调了敌人的“野蛮”身份：之所以迫害平民是因为他们认为敌人尚未开化。例如，斯巴斯蒂安·鲍尔弗在研究西班牙征服摩洛哥北部这场战争的书中写道，欧洲列强“区别对待……欧洲人民和抵抗欧洲侵略的殖民地人民。适用于殖民地敌人的战争标准有所不同，因为殖民地敌人没有‘完全开化’”。换句话说，选择何种战略取决于自己如何看待敌人。在战争中，交战规则只适用于“文明的”敌人，而不适用于“野蛮人”。
第三类观点专注于研究军事组织。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组织文化——定义为“某种观念、理念和信仰，这些观念、理念和信仰决定了一个群体应当如何适应外部环境，以及如何管理内部事务”——才是决定一支军队是否会迫害平民的关键因素。确切地说，如果一支军队的组织文化已经决定他们要采取攻击平民的战略，那么在战争过程中交战国就会故意杀害非战斗人员，有时候甚至会实施种族灭绝战略。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某个军种认为攻击平民有利于本军种的狭隘利益，那么他们也会攻击平民。如果多个军种相互竞争，都希望为战争胜利做出最大贡献，从而在战后军费分配时获得最大份额，或者如果某个军种企图从其他军种中独立出来，组建一个独立军种，那么他们也可能会攻击平民。
虽然这些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是证据并不支持：本书会向大家证明，虽然民主国家攻击平民的可能性比非民主国家更大，但是并非只有民主制度才是主要驱动因素。而且，不同国家之间原本就存在文化差异（如种族或宗教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可能会造成交战国认为敌人属于“野蛮人”，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解释迫害平民的原因。组织文化或部门狭隘利益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攻击非战斗人员的原因。
本书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国家间战争和殖民战争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本书认定以下两点是造成迫害平民的主要原因。第一，在成本高昂、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打赢战争和挽救本国人民生命的迫切渴望会导致交战国攻击敌方平民。按照这个逻辑，那些卷入成本高昂、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国家会越来越渴望打赢战争，同时减少自身的损失。如果发现自己陷入这种困境，这些国家就会攻击非战斗人员，因为这样做使他们可以继续战斗，可以减少人员伤亡，还有可能迫使对方放弃战斗从而打赢战争。简而言之，在战争中，交战国——包括民主国家——往往会把打赢战争和挽救本国人民生命看得比人道主义更重：禁止屠杀非战斗人员的道德禁忌在迫切渴望胜利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摘自《战争中的平民》引言）
本期推荐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作者：谭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本书凭借海量的墓志数据的统计和研究，重新勾画出大唐帝国覆灭的另一种面貌。它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点评：美国汉学家的独特眼光，有助中国读者反观自身。战乱不仅毁灭贵族和门阀，而且摧毁一切。
《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
作者：聂敏里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从中国学者自己的思想视野出发对古希腊哲学的正本清源之作。它不重在知识的梳理与介绍，而重在思想的分析与检讨，上溯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下迄公元6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上下1200余年的古希腊哲学，深入其思想内部，探寻其内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想根底与究竟，力求勾勒出西方思想最初的源流与脉络，指陈其思想深处的得失与转捩，阐明其对二千余年西方思想的奠基意义与形塑作用。
点评：作者不仅希望展现希腊哲学家说了什么，而且分析他们怎样说和为何这样说，并指出他们说得对还是不对，这样的学术尝试，无疑值得鼓励。
《拼实业：美国史怎样赢得二战的》
作者：阿瑟·赫尔曼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5月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美国实业界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威廉·克努森与亨利·凯泽，讲述了私营企业在战时爆发巨大的生产力，迅速将美国军队装备成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是那些被战争动员起来的民用工业，以及在军工生产中得到锻炼的普通男女，让美国在战争中唱响了凯歌，并为战后长达30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的繁荣不仅带动了世界的发展，同时在冷战中拖垮了以国营军工为实业主体的苏联。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了当今美国的国家政策，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本书揭示的路径是完全相同的。
点评：看完此书的中国读者会明白，为什么晚清在鸦片战争先败于英国，后来在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
《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下）
作者：傅谨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试图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描述中国戏剧在20世纪的发展轨迹。下卷纵论1949-2000年中国戏剧的发展，有“戏改”的波动，有“文革”的奇观，有新时期的多元景象。有传统的坚守与回归，有政治和艺术的博弈，有现代性的追求和反思，有舞台形态的剧烈变化。这就是精彩丰富的20世纪中国戏剧。
点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年代一去不返，回顾20世纪中国戏剧时，有必要回味赵丹遗言。
《伦理》
作者：埃德加·莫兰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伦理》一书是法国哲学家莫兰《方法论》系列的第六卷。作者从生命之初世代繁衍提炼出一种复杂循环思维，直接挑战将理性变得残缺不全的线性简化范式，针对当下世界的全面危机，在“元视角”下追寻伦理深邃的生物—人类—社会的三维源泉，对其进行人类学、史学、哲学和科学等多方面的整体检视，阐释了伦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伦理与道德、知识、科学、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作者指出知识碎片化的严重性，同时剖析道德癖和虚无主义，批判“铁器时代”的量化观和发展观，提出多学科整合的“行动生态学”，呼吁在社会——个体——种群的整体思维中寻求伦理再生的源泉，恢复人性意识，创造人性政治，建设人类伦理。这一切的前提是，全球公民应当承认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唤醒共生伦理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以具体的方式向文明化了的野蛮作战，参与全面革新的世界社会的建设。
点评：莫兰先生陈义颇高，要建设人类伦理，必须先推翻极权统治、专制统治和神权统治，非如此不可！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六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战争中的平民》
作者：亚历山大·B.唐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6月
战争的残酷性，往往出人意料
人们常说，战争就是地狱。“战争很残酷，你无法粉饰战争。”在阐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何要下令驱逐亚特兰大居民并纵火烧毁这座城市时，威廉·特库赛·谢尔曼将军如是说。人们把战争视为地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会对无辜平民产生严重影响，除了吞噬战斗人员的生命之外，战争也会导致那些没有参与战斗的平民失去生命。例如，三个世纪以来，所有因战争而死亡的人当中，平民（我在本书中交替使用“平民”和“非战斗人员”这两个术语）死亡人数占了一半。据估计，仅在20世纪，就有4300万~4500万非战斗人员因战争而丧生，约占同期战争死亡人数的50%~62%。
100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件，仅仅列举其中几件就足以触目惊心。
例如，20世纪初，数以万计的古巴、南非和菲律宾平民死于集中营，德国侵略西南非洲导致当地赫雷罗人几近灭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对同盟国实施封锁，造成大面积范围内民众营养不良，疾病蔓延，将近100万德国和奥匈帝国平民死亡，协约国实施封锁是罪魁祸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欧洲犹太人和数百万东欧和苏联平民，而盟军战略轰炸也造成30万德国人和90万日本人丧生。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战略轰炸造成数以万计非战斗人员丧生，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反叛乱行动也造成数以万计非战斗人员死亡。在许多国家，国内冲突也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比如中国（1927~1949年）、西班牙（1936~1939年）、危地马拉（1966~1985年）、尼日利亚（1967~1970年）、埃塞俄比亚（1974~1991年）和安哥拉（1975~2002年）。《华盛顿邮报》2007年4月17日报道称，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0万人丧生，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现代战争中，平民伤亡数量之大触目惊心，这实在令人费解，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世人普遍认为屠杀无辜平民是不道德的。例如，国际红十字会最近在一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4%的受访者认为，在发动攻击以削弱敌方实力时，战斗人员只能攻击敌方战斗人员，绝不能伤害平民”。相比之下，仅有3%的受访者接受下面这种观点，即不仅应当允许交战方攻击敌方战斗人员，而且应当允许攻击敌方非战斗人员。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美国人民的态度都非常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民坚决反对轰炸城区，因为这样做“违背了美国的人道主义理想”；针对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民调显示，如果战争会造成“数千名”伊拉克平民伤亡，大部分美国人依然坚持反对发动战争的立场。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是错误的，是违反国际法的，但是非战斗人员还是频繁遭到攻击，原因何在？
第一，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平民是下下策：这样做不仅对行凶者实现其意图毫无裨益，反而会更加坚定敌人抵抗的决心，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例如，一项最新研究认为，在战争中恐吓平民无异于自取灭亡：“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集团，对平民发动战争越是迅速、频繁、残暴无情，其利益就越容易受挫。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或集团都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一位研究国家间胁迫问题的权威分析员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针对敌方平民的惩罚性战略很少能够取得重大让步。
既然迫害平民在道义上会受到谴责，其效果也存疑，为什么有些国家仍要实施攻击敌方非战斗人员的军事战略呢？有一派观点认为政权形式是关键因素，但是对其实际效果莫衷一是。也有分析员认为，民主国家攻击平民的可能性比非民主国家小，因为民主国家遵守国内法规，不论攻击对象是本国平民还是外国平民，一律禁止屠杀无辜平民，而非民主国家根本不受国内法规的约束。然而，针对民主制度和战争两者关系的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民主国家攻击非战斗人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容易受民意左右。由于害怕失去国内支持，他们不得不时刻警惕战争可能带来的惨重代价。为了降低战争成本或迅速打赢战争，民主精英们不得不考虑攻击非战斗人员。
第二种解释强调了敌人的“野蛮”身份：之所以迫害平民是因为他们认为敌人尚未开化。例如，斯巴斯蒂安·鲍尔弗在研究西班牙征服摩洛哥北部这场战争的书中写道，欧洲列强“区别对待……欧洲人民和抵抗欧洲侵略的殖民地人民。适用于殖民地敌人的战争标准有所不同，因为殖民地敌人没有‘完全开化’”。换句话说，选择何种战略取决于自己如何看待敌人。在战争中，交战规则只适用于“文明的”敌人，而不适用于“野蛮人”。
第三类观点专注于研究军事组织。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组织文化——定义为“某种观念、理念和信仰，这些观念、理念和信仰决定了一个群体应当如何适应外部环境，以及如何管理内部事务”——才是决定一支军队是否会迫害平民的关键因素。确切地说，如果一支军队的组织文化已经决定他们要采取攻击平民的战略，那么在战争过程中交战国就会故意杀害非战斗人员，有时候甚至会实施种族灭绝战略。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某个军种认为攻击平民有利于本军种的狭隘利益，那么他们也会攻击平民。如果多个军种相互竞争，都希望为战争胜利做出最大贡献，从而在战后军费分配时获得最大份额，或者如果某个军种企图从其他军种中独立出来，组建一个独立军种，那么他们也可能会攻击平民。
虽然这些观点看似很有道理，但是证据并不支持：本书会向大家证明，虽然民主国家攻击平民的可能性比非民主国家更大，但是并非只有民主制度才是主要驱动因素。而且，不同国家之间原本就存在文化差异（如种族或宗教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可能会造成交战国认为敌人属于“野蛮人”，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解释迫害平民的原因。组织文化或部门狭隘利益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攻击非战斗人员的原因。
本书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国家间战争和殖民战争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本书认定以下两点是造成迫害平民的主要原因。第一，在成本高昂、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打赢战争和挽救本国人民生命的迫切渴望会导致交战国攻击敌方平民。按照这个逻辑，那些卷入成本高昂、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国家会越来越渴望打赢战争，同时减少自身的损失。如果发现自己陷入这种困境，这些国家就会攻击非战斗人员，因为这样做使他们可以继续战斗，可以减少人员伤亡，还有可能迫使对方放弃战斗从而打赢战争。简而言之，在战争中，交战国——包括民主国家——往往会把打赢战争和挽救本国人民生命看得比人道主义更重：禁止屠杀非战斗人员的道德禁忌在迫切渴望胜利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摘自《战争中的平民》引言）
本期推荐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作者：谭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本书凭借海量的墓志数据的统计和研究，重新勾画出大唐帝国覆灭的另一种面貌。它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
点评：美国汉学家的独特眼光，有助中国读者反观自身。战乱不仅毁灭贵族和门阀，而且摧毁一切。
《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
作者：聂敏里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从中国学者自己的思想视野出发对古希腊哲学的正本清源之作。它不重在知识的梳理与介绍，而重在思想的分析与检讨，上溯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学派，下迄公元6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上下1200余年的古希腊哲学，深入其思想内部，探寻其内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想根底与究竟，力求勾勒出西方思想最初的源流与脉络，指陈其思想深处的得失与转捩，阐明其对二千余年西方思想的奠基意义与形塑作用。
点评：作者不仅希望展现希腊哲学家说了什么，而且分析他们怎样说和为何这样说，并指出他们说得对还是不对，这样的学术尝试，无疑值得鼓励。
《拼实业：美国史怎样赢得二战的》
作者：阿瑟·赫尔曼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5月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美国实业界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威廉·克努森与亨利·凯泽，讲述了私营企业在战时爆发巨大的生产力，迅速将美国军队装备成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正是那些被战争动员起来的民用工业，以及在军工生产中得到锻炼的普通男女，让美国在战争中唱响了凯歌，并为战后长达30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的繁荣不仅带动了世界的发展，同时在冷战中拖垮了以国营军工为实业主体的苏联。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了当今美国的国家政策，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本书揭示的路径是完全相同的。
点评：看完此书的中国读者会明白，为什么晚清在鸦片战争先败于英国，后来在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
《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下）
作者：傅谨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试图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描述中国戏剧在20世纪的发展轨迹。下卷纵论1949-2000年中国戏剧的发展，有“戏改”的波动，有“文革”的奇观，有新时期的多元景象。有传统的坚守与回归，有政治和艺术的博弈，有现代性的追求和反思，有舞台形态的剧烈变化。这就是精彩丰富的20世纪中国戏剧。
点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年代一去不返，回顾20世纪中国戏剧时，有必要回味赵丹遗言。
《伦理》
作者：埃德加·莫兰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17年4月
内容简介：《伦理》一书是法国哲学家莫兰《方法论》系列的第六卷。作者从生命之初世代繁衍提炼出一种复杂循环思维，直接挑战将理性变得残缺不全的线性简化范式，针对当下世界的全面危机，在“元视角”下追寻伦理深邃的生物—人类—社会的三维源泉，对其进行人类学、史学、哲学和科学等多方面的整体检视，阐释了伦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伦理与道德、知识、科学、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作者指出知识碎片化的严重性，同时剖析道德癖和虚无主义，批判“铁器时代”的量化观和发展观，提出多学科整合的“行动生态学”，呼吁在社会——个体——种群的整体思维中寻求伦理再生的源泉，恢复人性意识，创造人性政治，建设人类伦理。这一切的前提是，全球公民应当承认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唤醒共生伦理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以具体的方式向文明化了的野蛮作战，参与全面革新的世界社会的建设。
点评：莫兰先生陈义颇高，要建设人类伦理，必须先推翻极权统治、专制统治和神权统治，非如此不可！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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