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务公开打造“善治”的对话平台

“增强舆情风险防控意识，密切监测收集苗头性舆情，特别是涉及经济社会重大政策、影响党和政府公信力、冲击道德底线等方面的政务舆情，做到及时预警、科学研判、妥善处置、有效回应。”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适逢近期多条新闻中，社会公众对于各个部门信息公开的要求迫切。这条要点短时间就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在着力加强公开解读回应工作、着力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这些方面，都给了社会更大的信心。

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建设走到今天，经历了复杂的认识和实施过程。仅十八大以来，我们就看到，政务信息公开的政策和规章不断出台。这些政策和规章，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信息公开上提出了更新更具体的要求。尤其是2016年以来，强化政府新闻发布体系建设，突发事件和重大关切必须要及时回应，24小时内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措施，都是满足现代社会中公众知情权、构建良性的政府与公众关系的积极举措。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提出2018年的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最为根本的看点，是在于对以往信息公开化制度的落地给予了更加明确的督促。

制度化，首先是体现政策规范性的必要手段。在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中，的确存在着部门之间、各省市之间理解认识不同、重视程度不同，甚至是执行力度不同的情况。不少重大热点新闻和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媒体和公众对于政务信息公开有很大的期待。比如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发生后，交通部、湖北省等多个部门省市多次联合举行新闻发布活动，及时对公众关切问题进行回应。

但在随后两个月发生的8•12天津港特大爆炸事件等少数案例中，政务信息公开的方式和内容，却还难以满足媒体和公众的需求。在信息公开这个本该是政媒关系加分项的领域，反而出现了新的舆情和争论。甚至在这一两年时间中，不少大城市的城市治理工作，也暴露出治理与公开不同步、信息公开不能满足治理需求等薄弱环节。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公众的表达愿望空前高涨，社会治理体系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局面。多种利益主体的兴起，公众对自身权利的重视与以往相比有很大提升。应当理解，公众之所以在很多议题上愿意发声，愿意批评，大多数人根本的目标，还是希望和这个社会的治理体系共同进步，从善治中寻找存在感和获得感。这时候，社会治理的重心，从传统的管，转向现代的治。

既然追求的是“善治”，那么参与治理的主体，就不仅是政府部门，更是作为沟通渠道的媒体，作为治理主体的公众。政务信息公开，其实根本上就是打造一个善治的对话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媒体和公众不仅要看到政策出台后的情况，还应当像工作重点中所说的那样，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都要公开。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进一步的政务信息公开，也在强化政府自身的依法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阳光下没有秘密，这既给了公众更多的权利，也是对政府行政工作的松绑。如果可以公开的都公开，那么公众与政府的进一步对话就有了更多共识的基础。这样的政务信息公开，直接瞄准的是社会预期，间接提升的是政府的行政效率，客观推动的是社会共识的构建，能够打造一个改革开放中更加自信的中国。

还应当注意到，这次的工作要点中，强化了政务信息公开的落实督办和评估情况，明确提出了重大政务舆情回应不得力不妥当要问责。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制度进步。2017年，国务院新闻办专门对国务院主要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新闻发布工作进行了评估考核，用比较全面的指标评估了政府部门是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公众诉求。

评估和问责机制的建立，对于政务信息公开来说就像一条指向明确的跑道，不起跑，跑出格，跑慢了，看台上的观众们都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样无论是观众还是裁判，都有更加明确的证据，对于信息公开制度的执行情况给予客观准确的评判。舆论关切就像是信息公开制度的一面镜子。法无禁止皆公开，坦率真实的公开，更能够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期待在一年时间中，信息公开制度有好的执行效果。

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了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凡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都要深入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批评意见。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在过去的40年时间中，风雨兼程，逐步完成了对于人的理念的改革，对于市场环境的建设，正在进入对于自身的深层次改革。这40年的改革，不仅把社会各阶层，同样也把政府推到了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征途中。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当口，一份更加明晰准确的工作要点，既能够强调治理体系现代化、强化良性政府公众关系，还有着特殊的改革含金量。（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