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迷失的何方，晚年终以董狐之笔直面历史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10月3日，何方先生仙逝，学界老中青三代为之哀悼纪念。自此，外交学界少了一个见识卓越的前辈先贤，党史学界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何方先生1922年出生，1938年即进入延安，投身革命。1949年，他被张闻天看中而成为其助手，由此大半生厕身于高级知识分子之列。1950年入外交部，任驻苏联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一直在张闻天指导下从事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及有关工作。1959年，张闻天因庐山会议受到批判，何方先生迫于压力，在反右倾运动中揭发了张闻天。但他并未因此逃过此劫，仍于1960年被下放到安徽省六安县苏家埠人民公社苏北大队。1961年回到北京后，1965年春又下放到河北搞“四清”。

1966年被外交部党委作为“牛鬼蛇神”抛出，交由“群众”批斗和监督劳动，1969年3月被押送五七干校，作为群众专政对象，继续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1972年，何方被开除党籍，直到1978年，才自行离开干校回到北京。1979年平反后，他离开外交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0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99年离休。

作为中共高干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晚年的何方先生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人们把他和李锐、李慎之这样的老人称为“两头真”。意思是早年身负理想与信念，一腔真忱投入革命，中年被权力和意识形态塑造、驯化，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和牺牲品。晚年之后痛定思痛，回归自我，对以往的历程做出了真切反思。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在何方先生身上，只有晚年的一头真。他的早年和中年，更准确的描述是迷失。

以真的本意来说，至少包括真实的表达而不做违心之论，独立的思考而不是一味的盲从，能够以自己的识见做出价值判断并据此展开行动，而不是空有一腔抱负；有为人处世的底线和原则而不是无条件服从意识形态。何方先生晚年回归自我，无论是外交史研究，张闻天研究，还是党史研究，都体现了求真的勇气和态度。他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补充和完整了高华教授的延安整风研究；他以宏大视野和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检讨我国外交政策的得失，并披露周恩来、陈毅的外交真相；他以个人良知和道德勇气，客观论述毛泽东、张闻天、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作为；他以过来人的痛定思痛，反省个人崇拜，提倡民主。

何方先生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这两次烙在灵魂深处的耻辱，前者发生于他20岁的时候，因为在抢救运动中被围攻、熬鹰，他一时扛不住压力，屈打成招，过后又反悔；后者发生于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期间，37岁他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被迫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之间选择。

因为何方崇拜毛泽东，相信毛泽东和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因而选择了揭发张闻天。这两件让他耿耿于怀的错事，一个发生于青年时代，一个发生于中年时代，两者的发生逻辑和内在机理基本一致：激烈和没有中间道路的政治运动让人们不得不选择非此即彼的“站队”，在组织的强大压力之下，个人没有能力辨识真相，并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不得不做违心之论。

事情发生之后，何方先生又一直为之懊悔不已，视之为个人人生经历中的污点。因此，从他精神人格的成长和发育来看，他的青年时代和中年时代均有一定程度的迷失。直到晚年，才回归自我，反省此前的功过得失。而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和饱受赞誉，恰恰是因为他的反省沉痛而真诚。由于既是经历者又是研究者，他的党史研究既有去伪存真的董狐直笔，更有过来人的经验和教训。同样是反省，无论是在格局、视野，还是在直面历史的勇气以及思想的深度上，何方先生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

前半生投身革命，迷失自我且历经坎坷；晚年反思经历过的道路，检讨功过得失。敢于承受切肤之痛的何方先生无疑值得敬重。他留下的外交著作，以及《何方自述》《何方杂谈》《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等等著作，都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作为史料，人们能够看到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外交得失，政治运动的残酷和危害；作为思想史著作，人们更能看到一位老人洞明世事的犀利眼光，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开放宽容的政治心态，直面历史的责任担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晚年一头真的何方先生赓续了司马迁的史家传统，历经坎坷求索中国道路的他纵身一跃，完成了自己人生最壮丽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