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双林：降低税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近几年PPP机制被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来，大量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但是现在PPP却越发异变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去年以来中央开始严控地方债务。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地方政府的高额债务？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利该如何平衡？地方政府又该如何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凤凰网《政对面》第16期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林双林实录精编（二）：

政对面：如何做到给地方政府足够的自主权，然后去选择最适合他们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方式，然而我们看到更多的现实就是刚刚我们聊到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似乎这个怪圈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走出去。

林双林：其实简单来说，该中央管的让中央管，不该管的中央就不要去管了。我觉得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联盟政府的权力非常大，联盟政府在财政支出占的比重达60%。联盟政府管了一些该管的事情，比如所有的社会保障。

那么联邦政府哪些事情不管呢？发展地方的经济，比如修路、修桥，你自己管去。美国地方政府有税收立法权，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联邦政府管了大的国计民生，像穷人医疗，老人医疗都是联邦政府负责的，所以老百姓都向着联邦政府。我们国家可能慢慢也是想往这个方向上发展，就是中央政府把养老医疗管起来，这样大家就有向心力了。

政对面：最近跟北大国发院其他教授做访谈时，基本上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有关于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之间应该怎么去平衡？对此，你会如何来看待？

林双林：政府当然应该发挥作用，问题是该发挥多大的作用，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其实我认为地方的人应该管地方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县的县长，或者什么都应该是让地方的人来做，他对地方情况了解，也更负责任。

要是外地来的人来管理地方，他看原来地方那些文物不顺眼，都给破坏了，但是这些东西对当地人来说都是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和文化的。所以我们将来能不能让地方的事务主要由地方决定，至少是地方行政的官员让地方的人担任。

政对面：最近不少城市都掀起了抢人大战，希望通过“抢人”这样的方式来增当地的竞争力，似乎也在带动了新一轮房价的增长，也引发了对户籍方面问题的讨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方式来切实提高竞争力？

林双林：人力资本当然是很重要的。抢人大战可能就是一时的，长远来看，要把人留住的话，还要从最基础的方面着手，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很高，因为个人所得都是人力资本所得，所以既然人力资本重要，是不是国家也要考虑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往下降一点，美国都往下降了，像新加坡就更低了。

政对面：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今年两会中不少代表和委员的一个呼声，有的建议提高到5000元或者7000元，甚至还有建议调整至10000元。特别是在去年特朗普宣布大规模的降税措施之后，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倒逼中国也采取相似的降税措施。那么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的税负负担到底还有多大的减税空间？

林双林：先说企业吧，我们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占的22%，特别高。那像美国的全国企业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大概才8%。然后企业所得税又被认为是对经济发展最不利的税，所以经济学界就认为这个税应该降低，这也是世界范围的整体趋势。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

过去这30年来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降低它的企业所得税，比如美国把它企业所得税的最后一档边际税率从35%一下降到21%，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资本。所以对我们国家来说，降低企业所得税是非常重要的。

政对面：降低企业所得税的话，对于企业经济来说，它的关键，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林双林：如果企业所得税降了以后，可能企业投资积极性提高了，然后储蓄转化为投资，转化为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我们的税率相比美国来说还是高，所以是有降低余地的。

企业所得税是完全由资本承担的，经合组织有一个研究，对经济增长危害最大的税，第一是企业所得税，第二是个人所得税，第三个是消费税，最后一个是财产税。

另外企业所得税应该也像别的国家一样搞成累进税率，比如说利润少就少交一点。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25%，高新技术是15%，应该把小的企业税率降低一些，要有一项明文规定把税率改了。我们现在也在说减税，但是零零星星的，没有从税率，税制上。

政对面：对于中国目前的税费改革力度，或者说步伐步骤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林双林：宏观来看，从1994年以后我们的税从税率上来说是一直在降的，比如企业所得税从2008年的33%降到现在的25%。为什么过去没有觉得税这么重呢？可能还是整个经济的问题，一个是经济增速放缓了，另一个是征税监管力度加大了，原来可能税率是那样，但是有一些空间调整。

现在一方面说减税，另一方面各地又要完成税收任务，所以感受到的压力格外明显。其实税率现在没有涨了，只是因为过去企业都觉得税没有那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