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自学成才叛师门，客观开放看传统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8月5日凌晨，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韦政通先生在台北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韦政通先生生前曾经自我总结，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以其著述而论，按这三种角色，可分为学术、思想和社会关怀三部分。韦政通先生以现代化眼光思考中国的转型，聚焦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转换。

在学术方面，韦政通做过的专题研究包括：“荀子研究”、“朱熹研究”、“董仲舒研究”、“孔子研究”等，并出版相关著作多种。韦政通先生早年师从牟宗三，但其荀子研究却在牟宗三先生所强调的重主体、重实践和以内省修德为基础的传统儒家哲学主线之外，发现“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总不免限于主体的一面，终于转不出来；今日的新哲学精神的要求，重点在如何开出客观的精神，要开出客观精神必须重客体。这正是荀子的思路，荀子客观系统所代表的精神。” 根据客观实际，韦政通对董仲舒做出了更公允的评价。

在思想通史方面，韦政通先生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通俗学术著作《中国文化概论》、《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的智慧》等等。而儒家思想批判著作包括《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儒家与现代中国》、《儒家在台湾经验中的角色》的系列文章等。

和他的老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一样，韦政通一直探索着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一方面的的著作有“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系列论文、《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等等，此外，他也关心现代伦理道德，著有《伦理思想的突破》、《当代伦理诊断与重建》系列论文。

韦政通先生也有深厚的社会关怀，著有知识分子研究、台湾政治与文化、中国未来的系列论文。他提倡法治，“自由社会的先决条件，必须把权力制约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晚年的他经常到大陆讲学，对于大陆非常关心。几年前，大陆有“国学大师热”，韦政通先生认为，国学是在曾国藩时产生的，包括考据、义理和辞章，只有具备这三门功课能力的人才能够叫国学大师。而且国学是不分学科，所以新儒家很难出国学大师。在他看来，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只有三个：章太炎、王国维和陈寅恪。

在求学和研究的过程中，韦政通先生强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1949年，正在上海读大学一年级的韦政通来到台湾，曾做过记者，写过小说。1954年辞职之后，以撰稿谋生，并到台大旁听方东美的课程。通过投稿，他结识了王贯之、徐复观、劳思光等人。上世纪50年代，牟宗三先生在台湾师范学院任教，他每周三晚上义务讲学，生活困顿、专心读书的韦政通也成为人文友会的常客。与此同时，他也受教于唐君毅、徐复观等人。   

师从于三位新儒家，韦政通学问突飞猛进，但他并未一意跟随。上世纪60 年代初期，台湾掀起了中西文化论战，徐复观约韦政通为《民主评论》和《人生》撰文，反击反传统主义者。不料，韦政通读过几期反传统的《文星》杂志后，反而变成了《文星》的作者。他在深入理解和思考儒家思想，以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过程中，渐渐发现儒家的许多缺陷，如家天下的政治、匮乏的经济、消极性道德、载道的文学和道统偶像的建立等等。

韦政通一系列批判儒家传统的文章在《文星》发表后，很快引来广泛攻击，但却得到了殷海光先生的赏识。韦政通曾光做过比较：“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认识他（应该说是崇敬他），不认识自己；在殷先生那里，使我认识了我自己”。   

从学习传统文化而进入学界，之后又变成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尽管“叛出师门”等事件使他对于老师牟宗三有负疚，但正因于此，他才在殷海光的鼓励下独立自主，走出了重建新传统的学术思想之路。显而易见，韦政通先生的志业尚未完成，但其思想足迹却给今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以今天的眼光看，无论是韦政通的老师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殷海光，还是柏杨、韦政通等人，他们身上都流传着中国传统知识精英的批判精神，对于中国两千多年君主制的危害有着深刻体认，并严厉批判。尽管他们思想迥异，对传统的看法不同，看待某些事情的观点或许有误，但却鲜有谄媚权力以牟取私利的做派。仅此一点，一些自称为大陆新儒家的学者就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