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澧:如何加强刑事立案监督

据报道，《看守所法》正在起草，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表示，看守所职能定位正由以往的服务办案转型为平等服务诉讼。这一转变体现了司法改革的进步，希望能早日实现“侦羁分离”，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出去。

与公安有关的立法问题，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立案监督。立案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程序，其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是否能进行，犯罪行为是否能得到制裁，公民的合法权利是否能得到有效的保障。立案不实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不如实立案的危害很大：案件如果没有立案，也就不会投入侦查，犯罪分子得不到打击，很大程度上就是放纵犯罪；无法核实犯罪事实，如犯罪分子犯了100宗案，但只有10宗记录在案，就使其他案件难以得到追查，犯罪分子就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不如实立案，民众会斥责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是“警匪一家”，部分民众见报警没有着落，便采取非正常手段解决问题，激化社会矛盾。

《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工作进行监督。《统计法》规定，必须如实统计。可是，据《广州统计年鉴》：广州市1999年立刑事案件43411宗，2000年，刑事案件陡升为141930宗；之后逐年下降，直到2011年，减少到56505宗；但到2012年，又猛升到115059宗；2013年更达24.06万宗。数字如此大的变动，是在统计口径不变的情况下，只是因为抓了如实立案的结果。广州是2002年前后“两抢”猖獗，2007年禁摩后治安就不断好转，这是市民的普遍感受，但立案数与治安实际严重脱节。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情况。如深圳市从2009年抓如实立案后，2010年立案20.3万起，是2008年的2.7倍；公安部2000年下发了《公安部关于刑事案件如实立案的通知》，当年全国刑事立案数比上年增长61.7%。如实立案该抓、抓得好，但立案数变动如此之大，可见不如实立案的情况有多严重。不如实立案背后的缘由，主要是立案数是公安机关的“GDP”，是政绩。有的地方靠虚假数字粉饰太平。

立案变成了数字游戏，暴露出《刑诉法》和《统计法》相关监督规定流于形式，规定简单、粗略，不具操作性，监督手段乏力，具体规定中缺乏对违反立案监督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表述，惩罚措施不到位，起不到应有效果，成为具文。于是有人开玩笑说：“当公安局长容易，新上任就狠抓如实立案，把案子立够，然后再每年往下降，政绩就都有了。”有的地方对政务公开的要求置若罔闻，干脆不公布刑事立案数这一反映社会治安的基本数字。

要改变现行法律对刑事立案监督的被动和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就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完善立案监督的有关规定、拓宽刑事立案监督知情渠道以强化立案监督的效力，增加应承担的责任和惩罚措施。总之，要细化相关规定，将各种可以钻的空子堵死，明确责任，不要只有原则而无细则，只有目标而无措施，只有规劝而无惩戒。

从立案监督立法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当前立法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规定较为原则，不具可操作性，无细节措施。宜粗不宜细的东西很多，但绝不是法律。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对未来的许多东西不明确，也由于当时诸法皆无、百废待举，人才、经验等十分欠缺，有一个摸索、试错、总结的过程，要审慎和留有回旋余地，保持法律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必要的，因此，彭真说过立法“宜粗不宜细”的观点，这符合当时的特殊历史情况。但经过了3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人才、经验等诸方面已今非昔比，现在立法就该能具体则具体，能明确则明确，能写细的法律尽量细写。不是宜粗不宜细，而是相反，宜细不宜粗。这也是世界立法的普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