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厅官同被查：警惕权力家族化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日前，经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长治医学院原院长王庸晋(正厅级)及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原院长、长治市政协副主席魏武(副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据知情人士透露，王庸晋、魏武系夫妻，两人于9月16日下午被警方从长治家中同时带走。

“夫妻厅官”同时被查，这已经是一条颇能吸引眼球的新闻了。而据当地人士对媒体透露，新闻背后还有新闻。原来，魏武、王庸晋为原长治市委书记魏庶民的女儿、女婿，魏庶民有五个女儿，除长女为哑巴外，其他三对女儿女婿也都身居高位，三个女婿都是厅局级干部。当地人士对媒体称，“魏庶民家族为长治‘四大家族’之首。”

“夫妻厅官”涉嫌受贿犯罪，其家族中身居高位的几个成员是否涉案目前不得而知，仅仅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也无法判断在魏庶民家族多位成员的升迁过程中是否有违规违纪的因素，但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格局之下，在一个地级市，一个家族之中多人身居要职，绝对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魏庶民家族多人身居高位，被当地人称为“四大家族”之首，其他三个家族的情况也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权力生态，又如何避免“垄断”的猜测？权力和资源被垄断，即使不涉贪腐，是否也会让其他公务员的上升通道变得异常狭窄？

家族垄断基层权力，权力分配呈近亲繁殖的格局，在一些地方，这种权力的家族化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早在2011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后写出的博士论文就曾揭露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

垄断权力会让阶层进一步固化，这只是权力家族化最容易想到的后果。从实践来看，从权力家族化走向腐败家族化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链条。轰动全国的“房媳”事件就是权力家族化的典型。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因两个户口和多套房产被停职调查，她的背后是以其公公、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房媳”丈夫孙宏军是夏县公安局原局长，孙家成员及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今年中央巡视组在巡视9家央企之后，其反馈内容中也出现了“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等前所未见的表述。

权力一旦家族化，腐败方式会更加隐蔽，其危害会更加严重，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行政体制不能容忍权力家族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关心中国反腐败的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否则，群众是要戳脊梁骨的！”

警惕权力家族化不等于一律禁止官员后代从政，其中要害在于提拔必须严守程序，坚持透明和公开，任职还要遵循回避等基本原则。近年来多地连续发生官员子弟暗箱操作被火箭式提拔的事件，一方面说明推动权力家族化的力量十分顽固，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制约机制迟滞的弊端。

既有官员任前公示，也不乏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等制度，又生活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个别家族欲通过违规操作垄断基层权力从理论上说并不容易。只要相关制度不在实践中被虚悬，同时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水平，置身在阳光下、接受多层次监督的公权力就很难被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