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双林：地方政府应着重提高投资的效率

“加强社保体系建设”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目标。报告提出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保体制，然而现在我国的社保特别是养老金给年轻人造成了很大的负担。那么我国的养老金体系该如何改革？代际公平应怎样保证？财税体制尤其是个税又改如何改革？凤凰网《政对面》第17期继续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林双林实录精编（四）：

政对面：关于个税的问题，大家会比较执着于个税起征点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个数字可能是最直观的。但您认为个税改革的问题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么综合的这样一个征收，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林双林：综合征收就是把所有收入，劳务收入、工资收入，或者利息收入都加起来了。另外还有扣除，比如说房贷的利息可以扣除，家庭成员的支出也可以扣除，有一个总的数字，但是家里孩子多的可以扣除多一点。

这样的好处就比较公平，比如说你捐款他还能扣除，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们去做公益。支付能力高的人多付税，这就是公平。缺点就是比较复杂，过去是按月交税，那现在算税的话主要按年收入了，所以就复杂了。美国实行的就是综合的个人所得税，所以说每年要退税，可能在操作上比较复杂。

政对面：我们现在关注到，大量的财富目前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会不会未来进一步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

林双林：我觉得中国政府债务没有问题，因为政府有很多的资产，但要发展经济的话，还是应该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应该保护私有财产。国有企业的我觉得可以学新加坡，比如淡马锡投资了各种企业然后得到回报，它的回报率很高，我们也应该是这样。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

另外现在国家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了，过去国家为了获取资源，需要掌握企业。现在国家获取资源的渠道已经特别多了，主要是财政和金融，还有就是国家要掌握货币化进程，所以说我觉得已经不需要直接控制企业了，应该可以把国有资产管好，而不是说管生产，我觉得我们国家应该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好。

政对面：还有就是你刚刚谈到淡马锡模式，我知道学术界有很多的争论，就包括这样的模式，到底能不能直接可以照搬到中国，或者值得借鉴的地方？

林双林：很多东西都是很普遍的很成熟的，我想中国也可以学，比如说学新加坡这种管理国有资产的办法，还有学基础设施、规划。有种观点认为新加坡地域小，不适合我们地域广大的国情。在我看来，其实一个城市是可以进行试点学习，新加坡有很多国际上成熟的经验，这些东西学好了就是我们自己的了。

政对面：我这里有一份2011年的MF的统计数据，是中国政府在经济事务上的一个支出规模。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数据，中国政府的支出规模是32.1%。你看，美国是9.6%，日本是7.2%，您非常喜欢提到的新加坡是15.4%。就是第一次看到政府这么大的一个支出规模，对于市场来说，到底是一个正面的反馈，还是一个负面的反馈？那么是不是会存在对于整个民营经济的这种挤出效应呢？

林双林：中国从来都有先生产、后消费的观念。在我还念北大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老师就说，改革开放的时候就说我们以前在人民生活方面欠了债，都花在经济建设上了。虽然经济建设支出越来越少了，但整体比例还是很多，这样就在其他方面比如社会福利、扶贫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就少了。

发展生产了以后，可能牺牲了当时的社会福利。我觉得这对民营企业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国家的那么多支出需要向民营企业征税。但是国家做了基础设施建设以后，可以提供公共品了，反过来会帮助私人企业投资，所以这有两面性的。中国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特别大，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投资效率，比如规划或者质量怎么样，这可能是最关键的。

另外，如果政府投资，我们经济学的说法是回报递减，你图太多了，效率就递减了。所以政府应该要着重提高投资的效率。

政对面：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我们的发展正在由“高增速”向“高质量”的方向转变，可以预计2018年GDP增速应该会进一步放缓。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做到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林双林：财税政策过去几十年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重视这项改革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认为财税政策改革第一大要务还是要减税，特别是需要把企业所得税降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还有就是要想办法给地方政府更大的自由，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从而让来推动整个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