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能源资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有哪些重大成果?对外能源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哪些风险,又该如何规避?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能源战略发生了哪些关键节点的变化?凤凰网《政对面》第24期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教授。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许勤华实录精编(一):
政对面:近些年来,各国对于能源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深,对于能源外交来说,最吸引你的是哪个部分?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以来,在推动能源外交方面,你觉得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
许勤华:能源研究是跨学科综合的一个问题研究,它需要很扎实的技术基础,没有技术创新的话,那么做能源研究,包括能源外交将失去厚实的背景和条件。能源外交有一种说法是,主要依据政府的力量来促进双边或者多边的国家间关系,然后通过建设国家间关系给能源合作提供一个基础和条件,大家认为它一般是自上而下,那么中国的能源外交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分阶段性的发展。
从1993年开始,我们是石油产品净进口国。到了1996年,我们又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这个时候迫于我们国内的原油、石油跟经济快速发展需求的限制,需要在国外寻找原油来持续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那这个时候由政府来搭台,然后企业走出去,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或者说是资源丰富的原油产油国和出口国建设好关系。
那么到了2013年,中国推出了一项非常具有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开始要跟各国开始共建“一带一路”。从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其实中国的能源外交已经进行了转型,它的主角已不仅是政府了,很多国家型的能源企业以及民营企业都积极参与进来,上下合力来推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已经形成了整体的全球能源战略,为国家服务,同时为全世界服务,这也是适应“一带一路”能源发展的需求。
政对面:我国的能源外交从自上而下再到自下而上,它似乎有一个相互打通的过程。那么,大家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界都一直在关注整个中国的能源安全和能源结构问题,在你看来,这五年来中国能源安全和能源结构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
许勤华:能源其实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为什么这么说?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能源合作项目在各地区和国家非常快速的发展,那么基于这种快速的发展,而且有各国人民和国家政府的呼吁,然后我们顺势用共商共计共享的理念来进行推动。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许勤华。
五年来,我们已经签署的项目是24个,这是双边合作项目的一半,然后签署能源合作、双边能源合作大致在100多份文件当中。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与巴基斯坦间的能源合作清单一共是14项,在建的是11项,那么要建设大概在817万千瓦的电力供应,然后共投资是160亿美元。这里面包括风电、光伏,以及超临界的燃煤项目,超临界是指叫做煤炭使用的清洁利用方式,以此来解决限制巴基斯坦发展的电力短缺问题。
10月份,在苏州举办的“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上,政府让我负责专访。
政对面:您转到我这个角色来了。
许勤华:我专访的第一个就是巴基斯坦能源部长,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尽管就是外界有许多其他的一些表述,但作为能源部长您本人是怎么看待与中国的能源合作的,以及中国对巴基斯坦在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中的这种能源投资?他表述的很多话都是感谢的意思。
再具体地来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合作步伐在加快。当一个资源很富裕的国家,它开放上游资源,让国外的资金或者资本能够去投,或者去开采,这说明这种互信程度是急剧增加的,那这种互信可以反过来可以促进和加快、加深双方之间的能源合作。
第二点就是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作内容越来丰富了。我们跟俄罗斯有田湾核电站,然后跟法国核电合作去投资英国的,然后还与缅甸、泰国、老挝、蒙古等都形成了跨境的电力互利互通。那么还有是,比如能源的商品和设施,因为中国的东西比较物美价廉,比如说开掘的机器设备等等,还有我们说的油气,这是一个重头。例如中俄石油管道,一期管线在我们有965公里长,在西伯利亚那块才64.1公里。我们在亚马尔有液化天然气的项目,然后还与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发展光伏产业,等等。
第三点是,投资到第三方的对象也日益丰富、多元。刚才我说的亚马尔项目其实并不是中国一方在做,通常我们的理解当中,“一带一路”好像就是中国出钱。其实,在这次“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上,跟那些能源部长交流过程中,我感觉到或者证实了,他们并不是说是要你的钱,而是需要中国有优势的地方,比如说光伏、风能等清洁发展方面。
在建设中缅油气管道的时候,缅甸能源部长就说,他们有资源,但是没有这个技术、设备和经验来开采,那么中国帮了很大的忙。天然气还是来源于中东,但它可以从管线过来,接上对中国也是好事,在那个地区,比如重庆、四川我们仍是缺基本的能源供应,现在有比较充足的保障,这就是一个双赢结果。对于缅甸管道,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它是由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四个国家共同投资建设的,它是一个多边的共同的能源合作,这是我要说的第四点,日益从双边的向多边在那发展,这也是“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政对面:刚刚谈到了巴基斯坦,可能我们习惯称它为巴铁,但真正去过巴基斯坦的一些学者也在担忧,无论是当地的治安环境也好,或者当地种种不同的风俗习惯,也会存在着很多潜在风险。除了巴基斯坦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之后,最后发现其实远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美好,会遇到大量的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环保风险等等各方面挑战,你如何评价这五年来我们有哪些值得吸取教训或者总结经验的地方?特别是作为智库这一块,可以给到企业哪些有益的建议?
许勤华: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因为这个也是大家不断重申、强调的方面。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其实就是想用中国目前的能源实力,比如说装备、开采、开探、生产,还有各种新能源,去改善能源贫穷或者电力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供需的平衡,从而提升整体的共同能源安全和全球的能源安全,包括我们自己也实现转型,就是从这个高碳转向低碳。所以,从这个先决条件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有十足需求的话,这个时候的风险就要用另外一种思维去考虑。一般来说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就有资源诅咒论的这种声音,这是《经济学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来的,有些国家是超脱了这个资源诅咒论,比如像挪威,但是非常少的个案。基本上我们都会看到,政治风险、外交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还有军事风险等等。
那么还要不要再合作?第一点认为,在对方特别需求的时候,这种风险是可以化解的。第二,越是能够获利的地方,它的风险也是越大。风险投资就是这样,你越要赚利多,肯定要冒的风险大,哪有天上掉下馅饼的。第三是如何把这种风险转换成机遇,要运用中国人的聪明智慧。
从2016年开始,我们人大国发院和能源中心都会发布“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指数,那么我们看到,极大风险国家其实就几个,主要还是处于正态分布的,在中间的区间。那么我就在想为什么?首先就是对方有对外能源合作的需求,因为有市场需求,不是国家企业而是民营企业更早于走出去了。
其次,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肯定要了解对方的资本环境,它的法律、人文等等内容,我们有这样的高复合型人才。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中石油,他是做中亚和俄罗斯项目的,他说我们跟俄罗斯人谈判的时候,到最后俄罗斯人都熬不过我们,为什么?俄罗斯人谈一段时间去喝一口水,吃个饭,我们不吃也不喝,我们就一直连续作战。而且,俄罗斯人得分好几拨,比如说有谈法律的,谈资金的,谈管理的,谈技术的,我们就几个人通吃,就那个,从头说到尾。那么熬到最后,就是为了熬这个价格,到底是多一美分还是少一美分,多一美分少一美分其实总价相差很大。
最大的风险点在于每个国家基于它的经济发展,行为模式、偏好,它的心理、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特性等等,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它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所有形成的一个国家独特的能源文化。这个风险值得非常多的沟通,这个方面我们企业有人才优势储备和项目的经验储备。中国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能源合作,其实并不像别人所说的资源掠夺或者是新殖民主义,我觉得有这种思维的人是非常狭隘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也是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国际合作才把我们的技术、产能提高到现在的这个位置。
政对面:你提出在“一带一路”宣传时候,不能叫做剩余产能而应该换个说法叫做优势剩余产能,在这里你能不能进一步阐释下这两种表述的差别?
许勤华:对,你在国内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国际合作的时候,很多概念词、说法一定要慎重而慎重,因为我们的剩余产能是人家正好稀缺的一些产能。比如说李克强总理出访中亚时,哈萨克斯坦想建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但是他们没有水泥厂,塔吉克斯坦就是我们中国人帮他们建了一个水泥厂,才开始不进口水泥了。水泥钢材对我们来说是剩余产能,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对他们是稀缺的,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叫做优势剩余产能。
优势剩余产能包括优势生产技术,比如说我们给吉尔吉斯斯坦建了天然气的发电厂,这是符合环保的,不会被国际组织、环保组织批评了,但人家吉尔吉斯斯坦最后要求说,能不能给我改成燃煤电厂,为什么?太贵了。所以现在我们人大在跟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建设中心在进行合作,就是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绿色发展。现在的绿色发展标准是不是适用于“一带一路”的那些国家?
一定要解除掉我们跟相关国家,特别发达经济体之间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对于风险的差异性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挣钱的合作大平台,中国给搭建好了,用这种能源的已有的实力或者资金作为种子基金来做了,你来不来玩,那就是你自己决定了。你看,最后日本不也是进来了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用中国人的智慧去化解这里面的风险,我有十足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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