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昭：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同时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怎样一个发展历程？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着哪些深刻的指导意义？关于“民营经济退场”的论调，该如何从理论上予以驳斥？凤凰网《政对面》第25期对话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教授。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陶文昭实录精编（一）：

政对面：今年是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当时在海内外都有很多的纪念活动，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著作？在当今中国的发展中，它的指导意义和它的未来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陶文昭：今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在5月4日，我们举办了纪念马克思两百周年大会，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我觉得第一点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我们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也是坚持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一以贯之。除了政治表态之外，我们《共产党宣言》这么经典性的文献，虽然是170前发表的，它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原理，诸如人民的立场，无产阶级立场，这个问题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初心再往上可以说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

像马克思主义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这些方法，这个也不会过时。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这些最基本性的，规律性的东西，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教授。

还有马克思主义一些最重大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当年也不是说几年的事，他是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事，今天的发展还在其视域之中。当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发表已经170年了，世界形势变化很大，中国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170年以前还是发生鸦片战争的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践的理论，是一个抽象的。现实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践提供了这么新的、丰富的经验，尤其是东方中国这么复杂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实践。所以在一些具体的理论、政策各个方面，我们都是从实际出发的。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南，但不是去做教条，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初心，同时我们也要根据新的时代实践，不断地结合中国国情，针对人民群众实践中的新问题做出回答。

政对面：你如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化问题？它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呢？

陶文昭：马克思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发表25周年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理论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这个原理的应用，要随时随地变化。随地就是，马克思当时看到了世界另一些国家的兴起，比如说俄罗斯、美国的兴起。在晚年时，他又看到了中国的情况，关于“马克思论中国”，都是厚厚的一本集子。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两百周年的时候还谈到这个问题，马克思当时就关注到苦难的中国，也对中国的前途表示关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这个普遍真理要与时代相结合，要与国情相结合，尤其是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国情非常特殊的国家，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都是非常特殊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要结合具体的国情，我们要结合具体的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特色两字就是讲我们有特殊性，但是我们特殊性当中也包含普遍的认识和原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对那些落后国家，既希望保持独立，又想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有启迪的。所以我们既是世界普遍真理与中国结合的产物，但中国经验既立足中国立场，也有世界情怀。

政对面：伴随着高压反腐之后，我们看到党建工作在各个层面进行开展。但在党建工作推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情况，特别是在基层，出现了一些一线的党员干部，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懒政怠政，主要是不敢为和不想为的情况。未来，如何能够让官员能够积极地行政，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进行党建，你觉得二者如何更好地融合？

陶文昭：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方面，成效非常大，应该是十八大以来所有成效中，最突出的一项成效，这也抓住了根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把党的地位摆到这么高，实际上就对党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就是你有那么大的责任，你就要有这么高的素质，有这么大的能力。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出现了一些宽松软的状况，尤其是党内出现了人民群众议论比较多的腐败现象，这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政策不太成熟有关，也与我们管党治党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所以十八大以来，突出抓了这方面问题，尤其是反腐败，就是“打虎、拍蝇、猎狐”，各个方面都要抓。最初的反腐，突出的是“打老虎”，随着从严治党的深入，对包括中层、基层各个方面要求都在提高。

中国改革原先是放权让利，曾经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探索，还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基层的主动性。十八大以来，改革重要的特点是顶层设计，但是在中国，你强调某一个方面，往往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就弱化了另一个方面。中央层面没有说忽视基层的积极性，但是可能到基层一看，原先属于基础积极性的自选动作，就变得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了。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原先一些政策、方针不太完善，它在具体工作中按照现在的要求，可能就存在了问题。而且这几年工作一抓紧，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好像是不干活就不犯错误，一干活犯的错误更多。

一个时期以来，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其实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之后，一直重视这个问题。从去年、今年，中央提了三条重点是对基层的容错措施，就是指如果你出了一些错，但是你不是为了本人谋取利益，而是在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是可以容错的，是不予追究的。后来还出台了比较详细的一些措施，通过这样进一步鼓励基层大胆地干，大胆地闯。

我们在改革方面既要讲顶层设计，就中央的部署要不折不扣的执行，还要讲人民首创，基层创新，这样才能上中下活力都表现出来，宏观地、微观地活力都表现出来，我们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中重装上阵。

政对面：在十九大以后，一方面是从严治党，另外一方面是积极行政，这两个环节上面如何能够更好地形成很好的平衡？在具体操作上面还有什么哪些建议可以在未来更好地去实行呢？

陶文昭：中国对领导干部最大的指挥棒就是用人方面的准则。我们十八大以来，特别强调两点，既要能干，又要廉政。这两条，忽视哪一条都不行。你能干，但是你搞腐败，就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你不腐败，但是你不作为，这也不行。实际上今年开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就是把这两方面要求都融进去了。在保持我们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既要勤政也要廉政，勤和廉两方面都要处理好。可能对廉的方面，那是底线，你要腐败，怎么能干都不行。但是仅不腐败还不够，还要能干，一个是底线要求，一个是更高的要求，这两个要求都要配合起来。

政对面：在反腐败斗争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关于清除某某某流毒，我不知道对于清除某某某流毒，你是怎么看待的？

陶文昭：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一个重要提法。清除某某某流毒，因为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包括中央级别领导一出事之后，他所在的行业，曾经工作过的所有行业都出事，在他身边所有工作人员都出事。这就不仅要查处他自己，还要清除流毒，清除社会影响，在各个方面进行比较特别彻底的措施。

当然我们也要把个人和组织分开，因为即使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某一些人员出了问题，但总得来说，这个行业如果是中央或者集体的决定，应该要把个人流毒和我们正确的方针政策区别开来。从民愤上，当然是他个人的讲话所有都拿掉，但是如果是他代表组织，代表中央的话，我们只针对人，针对具体的错误的事，而不应针对我们某个组织或政策。

某些领导人出了事之后，他当时分管这一方面工作，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工作，也是代表我们中央或代表集体的正确东西，应该不属于流毒范围。他的流毒是属于那些打破国家政策，违反基本伦理道德的这些错误的东西。不是他所有说的话，所有做的事都当作流毒，哪些是个人的错误，哪些是代表组织的，是否要做一些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