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昭：民营经济早已深深地融入国民经济体系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同时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怎样一个发展历程？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着哪些深刻的指导意义？关于“民营经济退场”的论调，该如何从理论上予以驳斥？凤凰网《政对面》第25期对话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教授。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陶文昭实录精编（二）：

政对面：关于官员懒政怠政的情况，那么放到经济的层面来看，因为今年关于民营经济的定位和民营经济发展遇到困难也是舆论热议的话题。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还分析了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一个讲话，其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陶文昭：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处在转型当中，也遇到不少困难，今年又是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上出现各种复杂声音，这也是正常现象。关于国有经济或民营经济问题，从我的理解，中央对这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以贯之的，都是讲两个不动摇，既要加强公有制不动摇，也要发展民营经济不动摇，而且从政策和法律上，都确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的地位。

今年网络上出现了“民营经济退场论”，甚至新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论调，这些都不代表中央的意思，但是在舆论场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其实民营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国民经济体系，融入了我们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有“56789”这样通俗的说法，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了80%，全国城镇就业数是4.25亿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数3.4亿，这就是80%；这两年特别是去年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所以贡献还是非常大。对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非公有制经济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这个重要讲话，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刚才你提到这几个问题，也是民营企业某种意义上长期存在的问题。发展市场经济，它有一个规则的公平，在原先的某些政策上，民营经济实际上处于不太公平的地位，比如说刚才讲的贷款问题，国有企业就能比较容易地贷到。总书记这个讲话给民营经济稳定了信心，稳定信心本身还不够，还要在政策上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短期的，而且我们还要从理论上更深刻的认识到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地位，而是战略性的地位。

政对面：刚刚谈到的这点非常重要，一方面要让民营企业家们真正服下这个定心丸的话，后面还需要一系列政策实际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如何让他们真正的卸下思想包袱，包括需要重审之前的一些关于产权纠纷的争议性案件。你认为哪些举措在当下来看是特别迫切的呢？

陶文昭：我们要从政治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当年我们已经解决了，就是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们是将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而不是当作一般朋友，更不是当作敌人看待的。经济上，我们讲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写入了法律。原先是一些比较宏观的方面，下一步要细化的就是具体政策上。我们具体政策上的各个方面是不是对民营经济有歧视？近日，司法部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2018年年底前，对有悖于平等保护，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进行一次集中清理。坚决摒除多重检查、随意检查和多重处罚的执法歧视行为，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权。特别是在对一般违法行为处罚的时候，要慎用对财产的扣押、冻结和查封。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教授。

怎样对待民营企业家，在过去创业过程当中，有一些是当时的历史性问题，政策性问题，这个问题要妥善解决，对民营企业家现在的财富或私有财产这个问题也要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或者比较周密地安排，让他们能安心发展经济，安心在中国生活。

政对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提出要打造网络强国，那为什么在这个时段要提出打造网络强国？网络强国对于中国来说，你觉得有何意味？

陶文昭：这个与中国历史和现实关系也极强。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我们错失了几次重大的科学发展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正好与网络信息、科技兴起相关，中国在这一轮当中抓住了机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信息产业比我们所处的国家地位要高，我们在信息和网络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现在如果说信息网络产业，当然美国各方面基础设施、技术比较强，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应用方面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我们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问题非常重视，在众多场合里提出了发展互联网各个方面的重要原则和指导，把互联网作为我们国家创新发展的最主要的方面。

我们讲新发展理念，第一个叫创新发展，互联网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在发展上重视互联网，在意识形态上重视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出来之后，它是意识形态上最大的变量。如何牢牢地掌握这个引导权、主导权，这也是中国重要的工作。我们还提出了互联网全球的发展原则。众所周知互联网是从美国发源的，它的基本规则、基本理念各个方面都是美国的。美国首先是考虑本国利益的，在贸易上搞霸凌，在互联网也是这样，因此中国倡导新型的国际互联网规则。

政对面：你认为未来打造互联网强国，那么究竟需要强在哪些部分？我们在打造互联网强国的时候，需要注重哪些外部环境？

陶文昭：我们中国打造互联网强国，现在一个迫切的要求是技术要强，因为中国要创新发展。尤其是最近国际贸易或经济形势的变化，一再告诉我们，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所以在互联网方面，我们将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方面要突出要加强。另一个，就是管理方面要强。我们说互联网是社会最大的变量，当今中国在世界上也处于非常复杂的局势之下，包括美国等西方一些政治家，明目张胆地说，就是要用互联网扳倒中国。中国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在互联网主权和互联网管理方面，亟待进一步加强。

互联网要应用人民群众，服务于广大网民，让人民有获得感。这样我们互联网的具体政策，互联网的具体服务方面就会强起来。当然这强起来，互联网的表现不仅在理论和政策上强，还要出现一大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引领时代潮流的互联网企业。中国国家大，市场大，池子大，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优势，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前几次科技革命与中国擦肩而过，这一次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态势。中国重视信息技术、互联网智能技术，这些方面如果做好了，对我们民族复兴将有极大的帮助。

政对面：谈到互联网主权，大家会在担心，在建设这样互联网强国过程当中，会不会走向封闭的一面？你是怎样看待外界的这种担心和质疑的？

陶文昭：中国不会走向互联网封闭，中国目前对互联网最大的担心主要是来自美国，包括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今年开始的贸易战，首先一个重大的事情，就是针对我们的企业中兴，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技术产业下手，这不得不引起足够的警惕。中国互联网政策是战略性的，有些也是策略性的，所以采取了一些措施，因为是保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的需要，但我们不会关起门来与外面隔绝，这是一个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研发，一定要坚持开放创新，只有跟高手过招才知道差距，不能夜郎自大。我们讲掌握核心技术，同时也与世界交流，而且在与世界交流当中掌握核心技术。某种意义上，我理解中国的主要政策是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反对霸权的考量，而不是搞封闭，因为只有开放才能发展，包括贸易方面，包括技术方面，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所完全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