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丽：中美智库公共外交有利于推动彼此的理解与互信

近些年来，中国智库发展如火如荼，数量增长迅速，智库的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中国智库发展缘起何时，发展趋势如何，核心竞争力又在哪些方面？在中美出现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智库如何发挥公共外交力，该如何去讲好中国故事？凤凰网《政对面》第27期对话人大国发院副院长王莉丽。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王莉丽实录精编（二）：

政对面：你的国别研究领域主要是美国研究，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临界点，国际秩序也面临前所未有挑战，国别之间智库的交流、对话好像没有之前开放了，对话的大门慢慢被关上了。你认为在当前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好智库公共外交的作用，推进彼此之间的对话呢？

王莉丽：近年来，中美关系遇到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今年8月，社科院美国所召开了研讨会探讨：如果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陷入某种程度上的僵局或者困境的话，智库的公共外交能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在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智库的公共外交依然能发挥作用。

政府外交受很多因素限制，政府外交的核心人员是外交官，带有国家使命和很多的外交指标等。自由度不如学者、智库等公共外交。当然，公共外交不能脱离政府外交，它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政府是公共外交体系的主导者，政策、规定制定者，法律法规的规范者，以及政策、法律方面便利条件的提供者。相比较而言，智库公共外交的限制较少。智库、学者之间的交流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就某些问题追根究底，共同寻求一个可能性，然后把这种可能性反馈给决策者，成为双方国家交流的一种通道，全世界的智库都承担着思想创新、研究政策以服务国家决策的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在接受访谈。

以中美为例，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之间的对话成为中美关系的润滑剂或缓冲。这段时间，中国的智库做了很多努力，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他们与美国的智库进行了各种交流，一些学者、前政府官员、一切企业家等直接去华盛顿与美国布鲁金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进行面对面交流，坦诚布公地分析目前中美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另外，智库在国际关系中还可以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在全球构建舆论传播网络。但是需要强调一点，不能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公共外交抱有过大而不切实际的期望。当国家的国际关系陷入僵局时，可以通过智库在公共外交上做一些沟通和努力，但其影响力不是立竿见影的，而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对话和沟通，这种影响力可以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形容。

智库之间的交流有不同的模式，如独白、对话、合作等。进行智库公共外交的时候切忌着急，先入为主一种模式，彼此之间一定要有对话和沟通，而且对话应该是双向对称的。如果国际关系处于不和谐状态，那么直接寻求合作是不可能的，独白式的居高临下的宣传则会让人反感，这种情况下，对话是智库外交最合适的模式，彼此倾听，然后进行对话、探讨，最后提出可能性建议。

政对面：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要面对承受诸多压力发展的新环境，面对来自各方的误解、偏见和质疑，从智库的角度，你认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如何更好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王莉丽：近些年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向世界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七亿人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综合国力逐步提升，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还是国际舆论场，中国都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些都是正面的，我们很骄傲。我们在世界各国也做了很多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媒体传播方面的努力，为什么似乎还是有很多对中国的质疑和负面评价？

我觉得，首先中国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给中国一个良好的评价。西方媒体的影响力扩散大，传播快。很多对中国的相关报道来自于西方媒体，且通常媒体不去报道好的一面，而是报道不好的一面。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每天揪着特朗普不放，每天都在批判特朗普。

第二，当然也要理解世界为什么这么看中国，去寻找背后的原因，去沟通，去研究世界不同的文化、政治、媒体、智库等，才能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方法。我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调研，包括和各界的精英做一些学术访谈，生活中口头调查如出租车司机等普通民众的看法，因为我想知道美国人是怎样看中国的，是什么因素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

我讲三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一个排名美国前十的负责传播的智库副总裁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符号，如熊猫、长城、美食等都非常熟悉，但就是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排名美国前三的智库的资深研究者，尼克松时代他以白宫记者的身份陪同尼克松访华，他对中国的了解就停留在那个年代，再没有在中国亲身体验过。第三个是关于美国国会的议员，他们作出那么多关于中国的决策，起码应该对中国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但实际上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很多评价是建立在获取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上，这些信息一部分来自媒体，一部是思想界经研究后提供的。所以说，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中国故事，中国首先要把大门要打开，邀请尽可能多的来自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人到访中国、亲身体验中国。

第三，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要注重跨文化传播的技巧。2008年我写了一篇关于西方对中国偏见的评论文章，发在了《中国日报》的头版，但是在《纽约时报》却没能发出来，他们的反馈是叙述方式不适合西方读者。所以在讲中国故事时候，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以受众为中心，要进行全面的国别研究，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制定针对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精准化传播战略。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要以文化为基础，在传播过程中要注重运用文化的力量。我是做美国研究与公共外交研究的，美国故事的讲述还是很成功的，尽管也有问题，但总体而言是值得借鉴的。以电影为例，电影是一种通用、共享的艺术语言，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最佳的形象大使，是它意识形态宣传的机器。从一战到现在，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传播，形象的构建，软实力的提升，好莱坞电影发挥了很大作用。那再看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主要通过国际电影节获奖和院线上映，但院线上映成功的较少。总体来看，国际上中国电影传播的中国形象的影响力较小，没有形成全球化的文化现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富布莱特项目，这是一个学术交流项目。美国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在全球培养了一批非常了解美国的精英群体，这些精英在各个国家可能成为学术领袖、媒体领袖，甚至是政策制定者，那么他们对他们所在国在对美外交政策的制定肯定是有贡献的。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我们要寻找文化的核心，并以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第五，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擅长运用多方面、全方位的媒介。近几年，精英舆论和普通公众舆论之间产生了鸿沟。在某些政治议题上，媒体人是精英舆论，是舆论领袖，要引导、影响普通公众舆论。但是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大选中可以看到精英舆论似乎未能引导公众舆论。所以在国际舆论传播中要注意精英舆论与普通公众舆论之间的这种分化，之前我们在国际舆论传播中也存在重视美欧、轻亚非拉的地域问题。但是现在舆论场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成为崛起的新主流媒体，因此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运用媒介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整个世界媒介形态、舆论场的变化，对普通舆论和精英舆论双管齐下，各自突破。另外，现在很多西方舆论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事实让位于情感、观点、主张，那么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些变化，调整传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