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徐迅雷|写作“慈行”就是为苍生说人话

徐迅雷先生是老朋友了。他长期活跃在媒体评论第一线，评论佳作不断，屡有新著出版，笔耕不辍，饱含情怀。

近日，随着新著《慈行三部曲》问世，再次引发关注。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他共话“慈行”——从评论家的视野，如何看待教育、人生、文化等命题。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徐迅雷，《杭州日报》评论部原主任，现任首席评论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兼任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太阳底下是土地》《在大地上寻找花朵》《知知而行行》《中国杂文（百部）·徐迅雷集》等著作20多部，其中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1部，包括新著《慈行三部曲》（《人生慈行》《教育慈行》《文化慈行》。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徐老师好，首先祝贺新作《慈行三部曲》问世。说到“慈行”，我们会说，以慈心满怀为持心之法，以慈行遍地为行为指南。不知您如何理解“慈行”？

徐迅雷：感谢明勇先生！您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确，“以慈心满怀为持心之法，以慈行遍地为行为指南”，慈心慈行都是慈悲。当初我把书稿交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慈航三部曲”，后因为种种不可抗因素，于是和编辑商量，改成了“慈行”。

“世界读书日”那天，我到家乡浙江丽水的日益书院做阅读分享，书院院长卢朝升先生说，“慈行”挺好，“慈”是心怀，“行”是行动，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更具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意蕴。

《慈行三部曲》的封底，印着相同的简介文字，开头一句是“慈行慈航，是爱是暖，是千阳是熙光，是此岸是彼岸，是心心相印，是你我守望……”这里仍然出现了“慈航”一词。

“慈航”其实早已是个通用的现代词。我年轻时读著名诗人昌耀的组诗《慈航》，被震撼到了，就想：将来写一部主题词为“慈航”的书，可好？

高明勇：所以就决定以此作为三部曲的关键词？

徐迅雷：无论是“慈行”还是“慈航”，关键词都是“慈”字。“慈”字其实是离不开“悲”字的，就是“慈悲”。1942年10月13日弘一大师圆寂，临终前3天他写下7字绝笔“悲欣交集 见观经”，这里的“悲”就是“慈悲”。《大智度论》第二十七卷中对“慈悲”的阐释：“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悲欣”体现了弘一大师的博大情怀：“悲”是拔一切众生苦，“欣”乃与一切众生乐。

我的《慈行三部曲》，其实并没有直接涉及宗教的内容。但“慈行”是一种爱与善的温暖，这一点本质上是相通的。写作的“慈行”，本质上就是“为苍生说人话”。

高明勇：《慈行三部曲》选择人生、教育、文化这三个主题，有无特别的考虑？是从过往文章中梳理出来的，还是特意去结合？

徐迅雷：《慈行三部曲》总共有百万字，每部超过30万字。选择人生、教育、文化这三个主题，一是因为这三个主题与“慈行”紧密相关，二是因为这三个方面的评论文章这些年来写得多。

有评论说到，“《教育慈行》《文化慈行》《人生慈行》充满着对教育的热情、对文化的呵护、对人生的关爱”，确实是这样。本来这个“三部曲”要早一年出版的，因为《文化慈行》这本换了许多稿子，靡费了许多时间。

《慈行三部曲》中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文章选择跨度有十余年，但主要是近些年的作品。我较早就列好了三个题目，不同的文章写好了就归类添加，很快每部书稿就超过了40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艺分社社长罗财勇先生，十多年来一直是我书稿的责任编辑，他前年打电话向我约稿，我说想出个“三部曲”。后来交过去的书稿，每部都是40多万字，编辑真是受累了，编一本书等于编两本书，最后就有了今天的《慈行三部曲》。

不同于过去的集子，这三本书中，每一辑前面都有“开场白”，是我想表达的内容的精华所在。我提供给出版社的“封底介绍”，提炼了每一辑的要义：

教育慈行，燃灯授业，成就一生：

“师道一灯燃”，谈师道，说师魂；

“授业一稔熟”，谈教书，说立人；

“解惑一寸金”，谈困惑，说出路；

“毕生一乾坤”，谈学习，说成长；

“文苑一字锦”，谈考试，说作文。

文化慈行，春风化雨，文化化人：

“人文一脉承”，谈传承，说文明；

“莳花一犁雨”，谈文化，说书香；

“艺文一瓢饮”，谈人文，说影视；

“阅读一枝栖”，谈读书，说作品；

“锦瑟一弦心”，谈文本，说心声。

人生慈行，公益慈善，护生保障：

“公益一湛天”，谈公益，说慈善；

“耄耋一柱弦”，谈老龄，说老年；

“护生一苇行”，谈医疗，说健康；

“群己一鹗鸣”，谈社会，说权益。

心之所向，一苇以航。让我们共同开启慈行之旅……

高明勇：在网上的评论中，有不少人对《教育慈行》专门留言评价。有网友在读过之后称“做父母的都应该看一看，看看到底该如何培养孩子”。教育一直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知道您教育女儿也很成功，有什么心得吗？近年来，“鸡娃”盛行，很多家长称为此感到焦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徐迅雷：《慈行三部曲》是汪洋大海中的三艘小船，带头的是《教育慈行》，收录了有关教育的思考评论文章，有评论说到：“纵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终身学习、励志成长等，有褒扬，有批判，有呼号，更有期待。”

这本书主要是写给教师和家长们看的，为培养孩子深感焦虑的家长尤其要看看，里头专门一节就是谈“父母家长，缓解焦虑”的。高中生则可以看看最后部分，那是连续7年对高考语文作文题的分析。

高明勇：经常看您在朋友圈晒自己女儿的照片，也很优秀。

徐迅雷：书中有一篇是《博士女儿的成长》，女儿徐鼎鼎是全国陆生（内地生）中首位完整经历台港本科与硕博教育的女博士，前后历时十年，其中在台湾读本科4年、硕士3年，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3年，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她十年的学业成绩极好，而且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她的硕士论文《春秋时期齐、卫、晋、秦交通路线考论》，属于“冷门绝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列为该社“大学问”重点图书。这是她继《认知与情怀》（中国书籍出版社）《古典新探》（浙江古籍出版社）之后，又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她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即将出版的第一部新著。

徐迅雷老师和女儿徐鼎鼎在台湾《海角七号》电影拍摄地阿嘉的家

我向来认为，孩子的教育培养，从小要有两个“养成”：一是养成好的品格，尤其是善良的品格、坚韧的品格；二是养成好的习惯，尤其是阅读的习惯、锻炼的习惯。从家长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赏识教育”，因为“孩子是夸出来的”。我希望家长们千万不要把“爱的教育”变成“恨的教育”，恨孩子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恨孩子不能成钢，甚至为了做作业不让孩子休息，剥夺他们玩的权利、快乐的权利，那就适得其反了。

人生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家长同样也需要成长。《教育慈行》这本书如果能够帮助家长以及教师有所成长，那就OK了。

高明勇：记得我刚毕业时就编辑过您的文章，那时好像您也是在从写杂文向写时评转变，杂文家到评论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徐迅雷：那是新闻评论的黄金时代。其实我最早是写诗的，18岁时写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在《飞天》“大学生诗苑”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后来我还出版过一本诗集《相思的卡片》，也印了好几次。

再后来写散文随笔杂文，甚至也写过小说；我1999年“弃政从文”之后，是从调查记者起步的，写过一些新闻作品，不过很快转向新闻评论的写作，赶上了新世纪开始的新闻评论热潮。我那时几乎每天一篇，是“井喷式”写作，全国开设新闻评论版面、栏目的报刊，几乎都发表过。当年《文汇报》资深编辑、杂文家朱大路老师说过一句“名言”：“既要追捧徐静蕾，也要宣传徐迅雷。”

其实好的、有文采的新闻评论也是杂文。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我不愿意放弃杂文，我是学中文出身的，从骨子里热爱文学，总是想把时评写成杂文，我当年说过一句话：“取时评之素材，写杂文之华章。”不过后来纯粹的杂文确实不怎么写了，而且发表杂文的阵地也严重萎缩了，《杂文报》都停刊了，是个遗憾。

高明勇：近年来您潜心评论写作，笔耕不辍，写出了大量有特色、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前期的杂文写作为您后来的评论写作带来了哪些优势？

徐迅雷：作为新闻人，每天紧盯着新闻事件，有许多感受，写下来就是新闻评论。确实有不少评论篇章影响比较大，比如最近我应蒋丰总编辑之邀，在日本华侨报网站写国际视角、“准专栏”式的评论，篇章几乎都是两三千字的，反响比较热烈。我也是“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比如这些文章：

《师者马云：走向教育，走向国际》《缅北，应该有和不应该有的“双向奔赴”》《“言弹危机”与应急处理》《“酒店刺客”刺伤了什么》《“数字经济”时代更需注重“数字人文”》《呵护地球，除了合作别无选择》《丫丫，不止是熊猫丫丫》，等等。

其中有一篇《吁请当机立断恢复陆生赴台求学》，民革浙江省委会有关领导看到后，建议做成一个参政建言意见或社情民意信息，供有关方面参考。之后稍作改编，由民革浙江省委会上报，他们告诉我：已被民革中央采用，并报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尽管不一定有终极效果，但发出呼声还是很重要的。海峡两岸不应中断教育文化的交流。

杂文为评论写作带来的优势，那就是重视表达、重视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悦读”才会有阅读。我是《南方周末》2020年评论网络音频课的授课教师之一，谈的就是“言之有文”。《南方周末》这个网课卖得挺好，后来大家的讲义汇编成一本《南周评论写作课》，2022年1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没想到比网课还卖得好，已经多次印刷。

高明勇：时评和杂文究竟有何区别，前些年业内也都有讨论，争来论去，尚无定论。在您看来，二者有何异同？

徐迅雷：我有个比喻：时评像西药，杂文像中药。

高明勇：“为苍生说人话，为进步说真话”，这是您从事新闻评论写作和杂文创作的理念。这个道理简单，但知易行难。您认为怎样才能“说出人话”“讲出真话”？

徐迅雷：“为苍生说人话，为进步说真话”，这个既难又不难。一直坚持说人话、讲真话，就会形成习惯；如果像官场习惯于说官话、说大话、说套话甚至说假话，时间久了，也会形成习惯。

由于环境的影响，说人话、说真话确实越来越难，那么可以“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在新闻评论里使用杂文的春秋笔法，其实挺别扭的。

现在看《慈行三部曲》里的文章，无论是之前写的还是新近写的，都是秉持“为苍生说人话，为进步说真话”的理念的。

高明勇：您曾经说过，人生从业有三个境界：第一层是职业境界；第二层是事业境界；第三层是公益境界。多年来，您一直潜心公益事业，是一种怎样的动力让您一直把公益坚持了下来？

徐迅雷：我所理解的人生从业“三境界”：在初级阶段的“职业境界”，以工作换取报酬，敬业尽责为重，这需要职业精神；在第二层面的“事业境界”，报酬多寡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自我价值，这需要事业理想；在最高层面的公益境界，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致力于实现人类世界的共同价值，这需要人间情怀。

现在人们相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形成的话题，很少会是谈及慈善公益的，谈房子票子孩子的会比较多，这让我很感慨。多数人还处在第一层面的境界，距离公益境界还是比较远。

我的慈善公益理念是：及时行善，幸运的人要去帮助不幸的人。公益慈善，人生慈航，要将爱心进行到底！

“坚持公益”这个说法也没有错，但是做公益主要不是靠“坚持”，而是成“习惯”。及时行善，也是形成了习惯。

高明勇：能否简单介绍下，您的公益“习惯”都有哪些？

徐迅雷：《人生慈行》中的第一辑《公益一湛天》，是专门谈公益慈善的。“爱心最难沉静”，我做公益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捐款，以帮助寒门学子为主；二是捐赠书籍，包括自己的著作；三是以自己的长处做文化公益，主要是开设公益讲座。我是工薪阶层，收入并不高，累计捐赠100万多一点。

从1997年下派到浙江青田县海口镇担任镇党委书记开始，我每年捐赠1个月的收入；最近这几年有所增加，大致是捐赠2个月的薪酬收入。主要就是为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助上一臂之力，每年至少捐助3位贫困大学生，每人6666元。

捐赠书籍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自己的著作，从出版社批量买来，多数是签名赠送。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我讲授《新闻评论》这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已经好多年，每年都是给学生送书。今年班上七八十位学生，每人拿到我的签名书至少有4本：一是刚出版的《慈行三部曲》，每位学生从中挑选一本；二是《南周评论写作课》，这本书是新闻评论课程的很好的参考书；三是《中国杂文（百部）·徐迅雷集》，这是杂文评论写作黄金时代的选本，书不厚，已出版了3个版本，十多次印刷；四是我其他的十多种著作，由学生自己选择一本。还有，我连续两年给母校丽水学院一年级新生捐赠自己的著作，每次都是1300多本。这次《慈行三部曲》出版后，我向出版社买了十万元的书用于公益，我说这是“百万字的三部曲，十万元的公益送”。

另外就是我把自己的3万册藏书分批赠送掉了。这些是我历经半个世纪购买收藏的书籍，先后捐给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学院、丽水日益书院和浙江文学馆等几家单位，全部有了去处。我说我是“捐了整个书房”。

公益讲座是重要的公益活动。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后，安排了多场有关读书的分享讲座，不仅在杭州，还去了省内的台州黄岩图书馆、丽水市、青田县等地，做阅读分享，签赠图书，忙得连轴转。我说这是“世界读书日，锵锵公益行”，世界读书日，其实也是“公益分享日”。

高明勇：多年前，您“弃政从文”，毅然决然的放弃体制内的工作，专心于“写”。这一做法当下可能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并不是很理解，您为何做出这一选择？

徐迅雷：我在1999年“弃政从文”，而且是“裸辞”，是因为感到还不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一辈子可能要毁掉了。后来我在都市快报、杭州日报工作，都把主任的职务给辞掉，专心从事评论写作，也是一样的想法。人生在很多时候，方向和选择比努力还重要。如果没有当年那样的选择，就不会有现在20多本书籍的出版，以及还有一批书稿等待出版。

高明勇：对当代年轻人的“择业困难症”，您有何建议？

徐迅雷：如今的年轻一代，相比于“择业困难症”，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无业可择痛苦症”。20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这是继去年首破千万后再创新高，同比增长了82万人。专科生找不到工作，可以专升本；本科生找不到工作，考研成为重要选项；硕士毕业如果找不到工作，又得考虑读博；博士还找不到工作，则去做博士后；总不能连博士后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济的“水”涨了，就业的“船”就高了，但现在的“水落船低”需要警惕。所以年轻人有基本适合的工作先去干，从最基层做起并不可怕，人生的“今后”一定是有变化、可变化的。

高明勇：“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我知道您非常喜欢阅读，藏书颇丰。在读书这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可否给其他正在学写评论写作的读者推荐一些书目？

徐迅雷：最是书梯能登高，最是书香能致远。人其实是很矮小的，都是被书给垫高的。我每年买书大约要花3万元，家里藏书放不下，“书满为患”，于是就分期分批赠送掉。

“世界读书日”我做阅读分享，有个讲座名称就是《最是书香能致远》，谈人文阅读，推荐好多书。对于学写评论的读者，完全可以看我的任何一本评论作品集，无论出版时间是早是迟，都没有过时。

评论写作，阅读和阅历两者不可或缺；如果阅历不够，那么需要阅读来补。我在浙大讲授《新闻评论》课，给学生推荐过的书籍有上百种。这里从“言之有识”的角度推荐几本吧：

一是《沉思录》，古罗马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写的，一个个片段都是哲学思考，吉光片羽，穿透千年，没有过时。朱汝庆先生翻译的版本我最喜欢，梁实秋翻译的版本也挺好。

二是犹太人智慧书《塔木德》。我有句戏言：“中国人有‘他妈的’，犹太人有《塔木德》。”重庆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精选译本比较正宗。

三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卡罗尔·德韦克的《终身成长》。我们需要积极思维、成长思维，要从固定型思维模式转变为成长型思维模式。德韦克凭借这项“成长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她在2017年荣获了首届“一丹奖”，奖金3000万港元。“一丹奖”由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于2016年在香港创立，是全球最大教育单项奖。

四是彼得·海斯勒的《中国三部曲》，尤其是第一部《寻路中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彼得·海斯勒是最厉害的，他善于思考，观察，写作，他的书拿起来就放不下，会让你一口气看完。

以上几本都是“老外”的书。

第五个我想推荐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中国的“两头真”老先生，我家书架上有他的全集。他是老而弥坚的思想家，他有一句名言，“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周有光百岁口述》《我的人生故事》《朝闻道集》《晚年所思》《常识》等等，本本精彩。

高明勇：您“弃政从文”后一直生活在杭州，如何看杭州这座城市，杭州对您的写作生活有何影响？

徐迅雷：有一首歌《梦想天堂》，就是唱杭州的：“我们的家住在天堂，碧绿的湖水，荡漾着美丽的梦想……”我生活的杭州，自2004年开始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以来，年年入选，一直蝉联，是全国的“幸福示范标杆城市”。我挺喜欢杭州的。杭州也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章《杭城群星闪耀时》，当年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后来成了我的一本评论集的书名。

杭州是我写作、生活的“基地”，《慈行三部曲》中不少篇章就是写杭州的。杭州比较重视文化，这对文化人来说，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都比较大。我在《都市快报》做评论员时，南方报系中有几家希望我能跳槽去，我都没有动心，一是因为喜欢杭州，二是因为《都市快报》有好领导总编杨星。我就不想动了。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我这个曾经的“新杭州人”就要变成“老杭州人”了。

注：文中插图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