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当高考作文更适合“评论”，评论如何教育

从评论史的视角看，评论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如果说评论写作着眼于当下关注现实生活的话，评论教育则是着眼于关注未来生活。

评论如何教育

高明勇 | 政邦智库理事长

马少华老师的教学日志“开放的评论课堂”第二辑出版，期待已久，可喜可贺。少华兄嘱我作序，我愿意依照我的观察、理解与思考，谈谈“评论如何教育”这个话题。

从评论史的视角看，评论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如果说评论写作着眼于当下关注现实生活的话，评论教育则是着眼于关注未来生活。

也正鉴于此，近些年我对评论教育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我想看一看，历史上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评论家是如何认识和写作评论的。[1]

另一方面，我试图从文献中考察中国现当代大学评论教育的尝试与探索——从教育目标到师资配备，从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乃至实习安排。[2]

在评论教育历史的考察中，我意识到，评论教学，作为评论思维培育的氛围与土壤——并非单纯依靠象牙塔内的讲授与培养，更多的是社会风气的熏陶与多种力量努力下的潜移默化，一个对事实核定，概念厘定，逻辑推理等公共言说要素重视的社会风气，举足轻重。[3]

在当下的语境下，如何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有机结合，让评论教育回归传统，回归逻辑，与业界保持互动，与喧嚣保持距离，无疑面临着较多的困难与挑战，而评论实践的发展，与评论教学的变革，都提供了相应的参照。

无论是评论写作，还是评论教育，最终都要回到“具体的人”的身上。在马少华的教学日志中，写作者是具体的人，教育者是具体的人，作为教学伙伴的学生，也是具体的人。我从中能看到一位又一位具体的人，鲜活的人，正在思想的人。看到他们，我就看到了鲜活的教育。这些教学日志至少是在纸面上可以观察到的评论教学。

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出版一本专著，叫做《思想史基本问题》。他在书中认为：思想史的核心意义，对教育而言，就是熏陶学生们关于重要问题的敏感性。这个书名和观点，对评论史同样适合。

一来，如何从评论史更为宽阔的视野去重新思考评论写作的意义，和评论教育的价值；二来，评论史的视角看，评论写作的基本问题都有哪些？

从评论课的教学日志中可以看到，少华兄关注的是评论的思维与表达，观点与事实，论证与谬误，修辞与表现等问题。

他曾写道：“作为评论教员，我还有什么可以坚守的呢？至少有这么几样吧：论证的严谨扎实；表达的创造力；观点交流的畅达。”

显然，少华兄也意识到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把评论作为一种基本思维训练的话，“论证”、“表达”、“观点”……这些可以说都是“基本问题”，以此为基础，配合具体实践，教学相长，评论教育方能心有灵犀，评论写作方能行稳致远。

很长一段时间，困扰新闻教育、评论教育的一个“痛点”，是经常被批评“不接地气”，并由此衍生出学界与业界的沟通不畅乃至误解、隔阂等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不少大学的新闻系教授的并不是“真实世界的评论学”，至少是距离真实世界有相当的距离。

评论写作，评论教学，是要面对真实世界，理解真实世界，与真实世界对话的。可是，反观评论教学，对“世界”认知多少，对“真实”理解几分，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一篇篇教学日志，穿插着课堂内的观点碰撞，闪现着舆论场的批评互动——而这正是少华兄的努力带来的启示：“真实世界的评论学”，不是脱离评论实践的“为教而教”，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为评而评”，不是脱离章法规律的“价值失焦”。

记得少华兄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评论写作和学写评论的社会价值何在？

作为大学评论教员，这其实可以算作“灵魂之问”，问题的背后，则是“评论的力量”何在？

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在《观念的力量》中谈到：“观念的力量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观念并无力量，有力量的是情感：驱使我们行事的不是意义，而是情感。”

评论本身也是一种观念的传递、表达与互动。评论的力量，说到底是观念的力量，是关注的力量，是沟通的力量，是直抵问题实质的力量。

当然，前置条件是，什么样的评论才算是有力量的评论？

这又涉及到在当下，评论的内涵和外延如何重新界定？在不同媒体身份、不同媒介载体的转环间，又有何种区别？

力量，往往孕育在这些思考与追问中。

在阅读著名人类学家项飚教授的对话集《把自己作为方法》时，我第一时间想到少华兄，确实，他的显著特色之一，同样也是“把自己作为方法”，来研究评论，来教授评论。

按照项飚教授的观点，“自我”不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命题，在不同的层级和权重上，取不同的分寸和距离 ，而不止于一些抒情或模糊的话语。

马少华的评论课除了固有的学术文献与理论框架，还有大量直接从生活经验中抽出的现实见解与历史认识。他进行评论教学的同时，自己也在报章杂志撰写评论，他利用博客发布教学日志，也利用博客与评论界互动，而他自身在报刊的编辑精力，又成为评论教学的第一手资料。

把自己作为方法，本应更多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正常”路径。

就评论而言，评论写作的出路在于把自己作为方法，“走出自我”，评论教育的出路在于“走进内心，走出围墙”。

著名人文学者陈平原教授在《文学如何教育》中说，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叠床架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如果“文学”替换为“评论”，这个论点依然成立。

从马少华兄的努力来看，不难得出，评论教育，不是简单探讨“有没有用，有什么用”，而是“如何才能有用”，个人层面：如何写；机构层面：如何办；学校层面：如何教。

“何谓评论”的维度，从工具到知识，从文本到修辞，从参与到伦理，评论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质变”。

“如何教育”的维度，从专业走向公共，从特权走向人权，从表达走向对话，评论的“围墙”越来越模糊，就像一些著名大学的围墙一样，消弭于无形之中。

在马少华这里，评论不仅是一种思想操练，一种公共表达，更是一种沟通对话，归根到底，他提供了一种“具体化的价值场景”，成为“大趋势中的小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