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调研笔记021丨 长线“调研”记者节：为人生打“补丁”，为命运去“觅渡”

高明勇 | 政邦智库理事长

最近我回了趟北大国发院，参加财经班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期间，与几位当年的授课老师座谈，时隔十年，重温课堂，感慨万千。

一位老师是“调研高手”，谈到“调研”时，他说更喜欢“游历”，观察，思考，不是带着“问题”去调研，而是带着“空白”去调研，坚持“求知”，探索“未知”。

其实，“游历”与“调研”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正的差别，应该是游历多了一些独立与自由，少了一些撰写报告的压力与约束。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隐含的细节，调研的选题/问题，有短线的，也有长线的，对于短线问题（临时性的问题），需要带着问题去了解，而对于长线问题，尤其是长期关注的问题，当然可以带着“空白”去现场——正因为长线问题，长期关注，才可能走入真实世界，才可能不犯经验主义，才可能带来新鲜感。

比如“记者节”，每每引发不少感慨与热议，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新闻人的职业选择与人生道路。就个人观感，和一些青年记者交流时，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新闻人的江湖”，职业正义，快意恩仇和一些中年记者交流时，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媒体人的出路”，人生的下一站。即便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也可能面临这个问题。

最早关注这个问题，是将近20年前。一个是王志纲先生曾提到自己从“新闻人”向“智库人”转型，思考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有尊严地生存、生活的问题。另一个是章敬平先生在《新闻人的江湖》谈到对新闻人出路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大致出路不外乎几种：从政，主要是党报党刊从业者的换轨；经商，去一些企业从事相关工作；当作家，从纪实报道转向虚构写作等。

从现实情况看，媒体人的选择，有不少也曾引起关注：有些投身公益，像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原《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有些媒体人转身自媒体，如原《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于平，原凤凰网军事频道总监金昊，利用自媒体平台继续从事内容生产；有些媒体人进入高校开启教学生涯，如原《中国青年报》评论员马少华老师在200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年后，他的同事曹林进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凤凰网原资讯中心总监王冲进入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等等。还有不少媒体人投身互联网平台，从事公关业务。

关于媒体人职业发展的问题，这些年也有一些贴近一线的研究，印象较深的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教授的《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白红义教授的《以新闻为业：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还有中山大学陈敏老师关于评论人的系列研究等。

客观说，如果从“短线”看，新闻人的选择，可能很难带来太多的思考，而从“长线”看，不仅能看到媒体业的结构性变化，还能看到知识人/读书人的现实选择，如何选择有意识的生活，有尊严的生活，以及个人与行业之间的弹性空间。

今天，恰逢第24个中国记者节，我和梁衡老师（著名新闻理论家、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张维燕老师（新华社研究院《中国记者》杂志执行总编辑）、董岩老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编辑）三位嘉宾，共话“补丁”人生，探寻如何“觅渡”。

这个话题其实是梁衡老师现身说法，从个人经历中体悟出的“补丁说”， “生活乃至生命总是在不停地打着补丁。当然，最好一开始就能有一种正常的状态，尽量不要人为地破坏而后再去打补丁。但是，又有几人能一生顺遂呢？岁月蹉跎命多舛，人生谁能无补丁。”

如果从“长线”角度去思考“新闻人的选择”，会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更多的特殊性。

以前一些新闻人转型时，会引用赫尔岑的诗句：“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啊，你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

今天，面对“不可能理解”，更需要为人生打“补丁”，为命运去“觅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