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人文”如何“经济”，“经济”何以“人文”

文/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最近，与几位学者开会时谈到“人文经济学”的话题，大家知道我担任“醴陵城市观察员”，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问我，如何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醴陵？我说这个题目从去醴陵调研前就已考虑，但一直“动念”，却未“动笔”。

原因何在？我讲了一个流传很久的“段子”，“要与文化人谈钱，与商人谈文化。”这个段子可以有多种解释，较有共识的解释是，做事要有针对性，“被需要的”才是“有价值的”。言外之意，“文化人”更需要“钱”，“商人”更需要“文化”。通俗理解，文化人代表着“人文”，商人代表着“经济”，从需求的层次看，“人文”和“经济”应该有更多的适配性和可能性。当然，现实中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有些“文化人”对“钱”有兴趣，但看不上“商人”，有些“商人”对“文化”有需要，但也看不上“文化人”。

我更倾向于“行动研究”的视角，“以社会改进为目的，强调行动者做研究，在行动中研究，为行动而研究”（《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凯西·卡麦兹著，边国英译，陈向明校，重庆大学出版社）“研究者不应用方法来限定问题，而应具有‘问题意识’，让‘真实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得到适当的定位，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方法。”

其实，从醴陵出发，结合“人文经济学”的地方实践，分而析之，反而可以提供更多的启思。

01何为“人文”，如何“经济”

虽然目前“人文经济学”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但也因此有了更大的阐释空间。“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与江苏省密切相关，在江苏，相关的实践与研究可资参考。作为经济学家的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与其他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教授一起，以无锡为研究对象，推出《人文经济学的江南模样》。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则以苏州为研究对象，书写出《经典之城：苏州人文经济发展三部曲》。而苏州和无锡，都是通常意义的“江南”代表。

与此同时，在岭南也有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公开资料显示，在顺德的官方口径中，“人文经济学”既不是立足人文说经济，也不是着眼经济观人文，更非人文和经济的机械拼盘、物理链接，而是彼此生发、两相融合的化学反应。就顺德的现实来看，“既不是放弃制造业搞文化，也不是只抓经济忽视精神需求，而是找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对人文价值的关怀、发展、利用和满足，让各种资源要素使用效率最大化、生活品质最佳化和城市治理能力最优化，从而让文化软实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从江南到岭南，从经济学家到文化学者，不同的诠释，也说明了人文经济理论概念与实践形态的内涵丰富。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文化经济学”。长期以来，更为常见的是“文化经济学”，流传更广泛的说法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以经济为主，文化为辅，以经济为目的，以文化为方法，在特定阶段，这一现象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也蕴含不少隐患，比如极端的做法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方法”，哪怕牺牲“方法”。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文旅经济学”。随着文旅行业的蓬勃兴起，不少人容易把“文旅”等同于“人文”，或许“文旅经济学”可以算作“人文经济学”的一种形态，但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对垂直，也相对窄化，仅就经济形态而言，“文旅经济学”也相对简单。特别是现实中，“旅”有余而“文”不足的现象并不鲜见。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文创经济学”。不少人容易把“文创”简单理解为“人文”的载体或表征，“文创经济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容易被狭义地理解为“人文经济学”。事实上，“文创经济学”更多的是“物”的经济学，或者“文”的经济学，而“人文”的含金量远不止于此。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人本经济学”。曾有学者基于“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人本经济学”的概念，如常修泽教授认为，横向上，指全体人；纵向上，指多代人；内核上，指多需人。或许二者之间有交叉重叠，但并不能简单画等号。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人类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人类经济学”的概念，且不说“经济学”能否解释或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就其本义，是关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概念本身的容量也决定了“所指”的无限。

人文经济学有别于“人工经济学”。当AI铺天盖地，当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的新宠，不少人容易将“人工智能经济学”理解为“人文经济学”，人工更侧重“技术”层面，而人文更侧重价值观层面。

概念的界定，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区分，有助于理解何为“人文”，如何“经济”。

02人文经济，何生“江南”

一个值得追问的话题，为什么“人文经济学”的概念产生于江苏？或者说是产生于“江南”“南方”？

一则史料可为佐证：明成化四年（1468年），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说：“苏为郡，甲天下，而其儒学之规制亦甲乎天下。是盖有泰伯至德之化、子游文学之风、安定师法之传在焉，不徒财赋之强、衣冠之盛也。”又说：“使世之论者，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

从“郡”到“学”再到“人才”，皆“甲天下”，徐有贞认为这些比“财赋之强、衣冠之盛”更为重要。

其实，从更为长远的视角看，“江南”之所以成为“江南”，牵涉到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一般来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起于魏晋，显于中唐，定于南宋。相关研究表明，背后的动力因素很多，社会层面的因素，有战争及其衍生反应，以及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自然层面的因素，包括气候的变化，水文的变化，植被的变化，以及土壤的变化，这些都导致南方更易于生产、生活。

历史学家郑学檬认为，在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中，“技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力因素。一方面，伴随着大规模人口迁移，人才的比重也相应增加，连带着中原地区的技术一并迁移，并结合南方地区的资源，因地制宜，不断实现技术上的更新与迭代，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如何研究、记录并传播这些技术的问题，涌现出不少科技著作。

纵观这些古代科技著作的成书，在朝代分布上有三次密集期的高峰，一次是汉代，如医学上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等，数学上的《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一次是南北朝，农业科技方面的《齐民要术》（贾思勰），水利方面的《水经注》（郦道元）即为例证，另一次高峰就是宋代以及后世的元朝明代，宋代的《梦溪笔谈》（沈括）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元代的《授时历》（郭守敬）则代表了当时世界天文学的最高水平，有“明代三大科技巨著”之称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农政全书》（徐光启）、《天工开物》（宋应星），标志着中国传统科技的最后高峰。以及《徐霞客游记》，也是地理学的高峰。

更值得思索的是这些著作作者的籍贯或生前主要活动区域分布，宋代之前，大多在北方地区、中原地带，如《九章算术》主要编纂者张苍为阳武人（今河南原阳），《伤寒杂病论》作者张仲景南阳涅阳人（今河南邓州），《水经注》作者郦道元为范阳涿县人（今河北涿州），《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为青州人（今山东寿光）。

宋代之后，则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写作《梦溪笔谈》的沈括为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写作《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为湖广黄州府蕲州人（今湖北蕲春），写作《农政全书》 的徐光启属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今上海），写作《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为江西南昌府奉新县（今江西奉新），《徐霞客游记》的作者徐弘祖是南直隶江阴县人（江苏江阴）。

更为宽泛的说，宋代以前，中国古代科技著作的作者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特别是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宋代以后，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

关注这些科技著作的意义在于，其作者不仅要精通技术，也要擅长写作——这种“文理兼修”的特质，正体现了人文与科技的融合，为人文经济提供了历史依据。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也可以联想到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或“李约瑟难题”）——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追问可以有很多解释，其中一点因素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技术”多为乡土中国背景下应用转化型的科技，本就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而生。

反观当下，在中国县域经济的转型实践中，“技术”这一关键要素，正以其新的形式，继续发挥着连接人文与经济的枢纽作用。醴陵便是这样一个生动的样本。

03 人文经济，重在“人才”

同为“醴陵城市观察员”的友人王小杨也在关注“人文经济学”这个问题，他撰文分析认为醴陵有三大条件，分别是优越的地理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特色产业。同时，醴陵在实践层面，主要是品牌化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产业升级破解发展瓶颈，以及柔性引才激活经济动能。醴陵在县域发展带来的启示：发现浸润经济的人文新要素，挖掘引领经济的人文新价值，找准驱动经济的人文新赛道，拓展发展经济的人文新业态。（《从醴陵看县域人文经济向何方》，王小杨，醴陵融媒，2025年8月11日）

相对而言，目前诸多研究，大多聚焦“人文-经济”的关系模型，人文如何深度影响经济，经济如何深度融入人文。我想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历程中，需要更为重视“技术”的因素。

就醴陵而言，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产业支柱是陶瓷与烟花。统计资料显示，当前醴陵拥有陶瓷企业1500余家，从业人员近20万；烟花爆竹生产业近200家，从业人员超15万。

这两大产业的共性特点，就是“技术”突出，无论是传统社会的工匠技术，还是现代社会的工业技术，以及绘画等周边性的技艺。可以说，对于醴陵的产业支柱来说，“技术”是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也是参与行业竞争的核心底气，更是应对未来挑战的突破口。

在人文经济层面，“人文-经济”的关系模型也将呈现为“人文-技术-经济”的三元模型。典型的如醴陵陶瓷的“釉下五彩”技术，既传承“人文”审美与记忆，又通过工业化生产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人文-技术-经济”的落地。尤其是当地正积极推动陶瓷与烟花的融合，二者与文旅的融合，不断融合、不断转化的关键点，就在于“技术”。而“技术”的“抓手”，则在于人才。

人文经济的核心，还在于“人”，释放“人的能量”，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的生活”。

不断重视人口规模——历史上经济中心的南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大量人口的迁移，而一定的人口规模，也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此前城市竞争的重点在于吸引高学历人口，在人口数量增长缓慢的趋势下，城市竞争的关口将不断前移，更加重视人口的流入，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作为依撑，城市的发展必然陷入萎缩的困境。尤其是提振消费，“烟火气”的背后必然是人头攒动。

不断重视人才适配——城市之间不断加剧的人才战已不新鲜，不少城市动辄引进或间接引进“院士”，诚然，“院士”代表着极高的科技荣誉，而对于很多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或行业来说，“院士”未必是刚需，关键在于产业技术适配的人才，比如年初影响一时的“杭州六小龙”，创业团队并没有“院士”参与，反倒是一群年轻人“折腾”出来的奇迹。所以，要不断重视人才适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能调集更多的人才深度参与到城市中来，参与到产业中来。以醴陵为例，比如陶瓷行业的釉下五彩绘画工匠，烟花行业的烟花安全技术工程师等适配人才。

不断重视人文环境——此前，我在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调研时，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江南地区对营商环境的重视，政府大楼，企业车间，经常看到“店小二精神”“五星级标准”“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等标语，营商环境的底色就是人文环境，人文经济的基本前提，也一定是人文环境。

人文与经济，并非“搭台”与“唱戏”的关系，也并非“配角”与“主角”的定位，而是彼此滋养、互为表里的共生体。唯有在“人”的土壤中深耕，方能绽放“文”的光彩，结出“经济”的硕果。如此，作为“生意”的“经济”，和作为“意义”的“人文”，才能真正融合起来，转化为内涵式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