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藤田孝典
一
2015年8月，日本爱知县冈崎市，一位32岁的无业男子手持菜刀冲入一家便利店，劫持了一个店员。警察在经过5小时的对峙后，终于把嫌犯制服。在盘问其作案动机时，这男子的答案是：
“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才打算做些大事。”
1982年出生的青年学者藤田孝典注意到了这个新闻。他哀叹道，日本的年轻人到底是受到多大的压力，才对人生失去希望？而且，他所谓的“大事”居然是劫持住家附近的便利店，这太可悲了……
随后，他怒气冲冲地写完了《贫困世代》一书。该书在2016年初正式在日本出版，立即石破天惊。“大人无法理解年轻人的穷忙并非不努力，而是社会制度所逼”，这是藤田孝典的核心观点。愤怒的藤田在开篇就提出，日本的年轻人的处境越来越糟糕，简直就是如同监狱囚徒一样，基本看不到明天的路。
“日本没有明天。”这种说法在网路上并不少见。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动漫和电玩毁了这一代日本青年。他们已经失去了长辈——战后日本那一代“企业战士”的风貌，体现为没有上进心、缺乏奋斗精神、慵懒、脆弱、宅、不愿工作。曾有人将其描述为“末人现象”，即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后的无所适从，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但是藤田孝典表示，并非如此。日本青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日本失业率高涨，职场环境险恶，低收入，长工时，无法买房甚至连租房都成问题，结婚生子，更加不现实。有媒体说日本进入了“低欲望时代”，原因是为欲望买单的成本过高，很多年轻人就选择随意地过。这就印证了《贫困世代》中的观点。“能存钱就不错了。”藤田指出。“根本不知道自己退休时能否领到退休金，未来也是一片愁云惨雾，因此不得不过着禁欲的生活。”
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不努力奋斗呢？在书中，藤田孝典回应道，“只要工作就能获得收入？这是神话。”在社会上大部分工作为非正式雇用，形成了不稳定的工作状态，没有奖金或福利，就算是非常努力地工作，生活也不一定会变得优渥。最后沦为“穷忙族”（working poor）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是这样，真不如“葛优瘫”，天天宅在家。
也有老一辈反驳，“无论什么世道，年轻人都是辛苦的。”他们会列数昔日工作中的种种艰辛，比如食物匮乏、交通不便等因素，认为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反而表现更糟糕。藤田孝典的回应是，“贫困”与“贫穷”不一样。虽然当今的年轻人享受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但他们真正面对的是“贫困”，重点是无法突破今日的困境，前路一眼望得到头，阶层跃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话“为何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首先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曾经是无数日本职场人士的座右铭，但藤田直接指出，这些话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努力至上主义”成为了黑心企业剥夺工人的手段。
总之，藤田认为，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制度的困境，与拼搏啊、投入啊没有关系。当下的“社会援助”，几乎都是以就业作为目标，实际上就是把青年人往黑心企业送。这对当下的解困没有任何意义。最后，藤田提出，应当由政府来出面。
二
这部书尽管有一些地方行文偏激，但是有不少内容都值得深入思考。
黑心企业是青年人离职的重要原因，无止境的加班、不稳定的从业状态、雇佣制度的扭曲，都成为青年人的职场梦魇。藤田告诉我们，击败年轻人的不是工作难度或强度，而是职场环境。
27岁的富田先生（化名）的案例很有代表性，来自山梨县的他高中毕业后进入东京都的居酒屋工作，负责烹煮料理。富田在专业技能上相当优秀，同时也一直都拼命工作，工作时长从中午到第二天凌晨4点。但是，餐馆总是以人数最少——也就是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运转，工作压力非常大。更糟糕的是，上司要求他“想办法去揽客，有空谁建不如想想怎么宣传”，同时业绩标准也变得更加严格。后来，与上司多次发生不快后，富田得了抑郁症。
按理说，富田是一个优秀的员工，但是最后他也无法承受职场的高压，落得如此下场。与公司决裂后，宿舍也被收回，他现在没有工作，且需要承担房租费用，若是病情没有好转，他只能重返山梨县了。可见，糟糕的职场环境，毁了富田的前程。
至于住宅问题，又是穷困世代无法回避的困境。日本的年轻人不要说买房了，连租房都租不起了。在东京，一般住宅的租金已经超过了租客收入的2/3，“为房东打工”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这种方式下去，他们完全存不了钱。有些人因此而成为了“网咖难民”，即流连于通宵网吧的年轻人，有点类似中国的“三和大神”。更多的年轻人只能选择继续与家人居住，忍耐各种人际关系的压力，面对着自立的路上的挫败。这就导致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守在家乡而不愿意出来，这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之路。
事实上，这一代年轻人的父母，依然还在偿还房贷。他们的房子大多购买于上个世纪，因此背负了沉重的房贷。整个家庭的财政状况本身也不怎么乐观，更别指望说帮助孩子买房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孩子来说，离开老家独立生活已经成为了生活的最大风险。
由于无法独立生活，婚姻计划也变得甚为遥远。这不仅仅造成了日本“少子化”的现实，更造成了一代人的禁欲主义、“宅文化”盛行。生于网络时代的这代人其实很聪明，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几十年后的自己。再努力又如何，“然并卵”，不如呆在家里，打游戏。
已经有不少媒体发现，这一辈青少年之所以没有明天，是因为遭遇了制度上的“抢劫”。
三
“灰犀牛现象”是当下的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词汇。它隐喻的是那些巨大而长期被忽视的风险。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远远在那里安静地吃草，你以为它不会对你造成威胁。但如果它发现了你，突然向你狂奔而来，将在短时间之内把你掀翻。
青年现象就是这样一头灰犀牛。藤田孝典已经如此明白地指出了这头灰犀牛的方位，不能再假装没看见了。在这个左翼思潮不断翻涌的时代，实际上就是底层青年对自己的状况不满、试图重构秩序的时代。这问题绝不仅存在于日本，它是普遍性的、全球性的——无论是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在东南亚，都随处可见。在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的今天、在贫富分化已经极端悬殊的今天，很多青年已经面临阶层固化、生而贫困、终身无望的处境。极端、暴戾、怀有仇恨的言论在网络上并不少见。在社交媒体泛滥的“小确丧”、“小确崩”，实际上是绝望情绪在网络上投影。有些绝望表现为调侃，而有些绝望则带有极端色彩。如今此起彼伏的激进主义思潮，从女权运动到反全球化运动，从政治集权到恐怖主义（比如加入IS的法国黑人青年），尽管种类多种多样，但不少是由年轻人所推导，“反建制”是其共同特征。这时，熟读历史的人们，很容易想到风起云涌的1968——也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年代，愤怒的左翼浪潮席卷了世界。
青年的困境若不加以解决，很容易将变成反噬的力量。当众多日本青年因职场的黑暗、社会的不公而败下阵来时，反社会、反建制的情绪暗自滋生，一心极端行为将不断增多。青年人们将反思这个制度，而藤田孝典这样具备理论水平的青年学者，很可能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是“灰犀牛”，也是在不断积累的抗争力量。
藤田已经发出了他的呼吁，就是政府要干预。在《贫困世代》一书中的最后两章，他激情澎湃地写了一堆所谓的对策。这些政策带有非常浓厚的福利主义色彩，对于改善青年的处境，确实是有好处的。不过，我也预见到这些呼吁很可能将石沉大海。一心要振兴经济的日本政府，怎么可能听一个左翼学者的呼吁呢？因此，这头“灰犀牛”继续被无视。
日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类似反安保条例那样的学运？类似“赤军派”那样的抗争？类似明治维新后的暴走？这里面充满了变数。
事实上，我们都将踏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作者：马立明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资深时评人）
日本作家藤田孝典
一
2015年8月，日本爱知县冈崎市，一位32岁的无业男子手持菜刀冲入一家便利店，劫持了一个店员。警察在经过5小时的对峙后，终于把嫌犯制服。在盘问其作案动机时，这男子的答案是：
“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才打算做些大事。”
1982年出生的青年学者藤田孝典注意到了这个新闻。他哀叹道，日本的年轻人到底是受到多大的压力，才对人生失去希望？而且，他所谓的“大事”居然是劫持住家附近的便利店，这太可悲了……
随后，他怒气冲冲地写完了《贫困世代》一书。该书在2016年初正式在日本出版，立即石破天惊。“大人无法理解年轻人的穷忙并非不努力，而是社会制度所逼”，这是藤田孝典的核心观点。愤怒的藤田在开篇就提出，日本的年轻人的处境越来越糟糕，简直就是如同监狱囚徒一样，基本看不到明天的路。
“日本没有明天。”这种说法在网路上并不少见。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动漫和电玩毁了这一代日本青年。他们已经失去了长辈——战后日本那一代“企业战士”的风貌，体现为没有上进心、缺乏奋斗精神、慵懒、脆弱、宅、不愿工作。曾有人将其描述为“末人现象”，即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后的无所适从，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奋斗的动力。
但是藤田孝典表示，并非如此。日本青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日本失业率高涨，职场环境险恶，低收入，长工时，无法买房甚至连租房都成问题，结婚生子，更加不现实。有媒体说日本进入了“低欲望时代”，原因是为欲望买单的成本过高，很多年轻人就选择随意地过。这就印证了《贫困世代》中的观点。“能存钱就不错了。”藤田指出。“根本不知道自己退休时能否领到退休金，未来也是一片愁云惨雾，因此不得不过着禁欲的生活。”
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不努力奋斗呢？在书中，藤田孝典回应道，“只要工作就能获得收入？这是神话。”在社会上大部分工作为非正式雇用，形成了不稳定的工作状态，没有奖金或福利，就算是非常努力地工作，生活也不一定会变得优渥。最后沦为“穷忙族”（working poor）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是这样，真不如“葛优瘫”，天天宅在家。
也有老一辈反驳，“无论什么世道，年轻人都是辛苦的。”他们会列数昔日工作中的种种艰辛，比如食物匮乏、交通不便等因素，认为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反而表现更糟糕。藤田孝典的回应是，“贫困”与“贫穷”不一样。虽然当今的年轻人享受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但他们真正面对的是“贫困”，重点是无法突破今日的困境，前路一眼望得到头，阶层跃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的话“为何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首先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曾经是无数日本职场人士的座右铭，但藤田直接指出，这些话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努力至上主义”成为了黑心企业剥夺工人的手段。
总之，藤田认为，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制度的困境，与拼搏啊、投入啊没有关系。当下的“社会援助”，几乎都是以就业作为目标，实际上就是把青年人往黑心企业送。这对当下的解困没有任何意义。最后，藤田提出，应当由政府来出面。
二
这部书尽管有一些地方行文偏激，但是有不少内容都值得深入思考。
黑心企业是青年人离职的重要原因，无止境的加班、不稳定的从业状态、雇佣制度的扭曲，都成为青年人的职场梦魇。藤田告诉我们，击败年轻人的不是工作难度或强度，而是职场环境。
27岁的富田先生（化名）的案例很有代表性，来自山梨县的他高中毕业后进入东京都的居酒屋工作，负责烹煮料理。富田在专业技能上相当优秀，同时也一直都拼命工作，工作时长从中午到第二天凌晨4点。但是，餐馆总是以人数最少——也就是人手不足的情况下运转，工作压力非常大。更糟糕的是，上司要求他“想办法去揽客，有空谁建不如想想怎么宣传”，同时业绩标准也变得更加严格。后来，与上司多次发生不快后，富田得了抑郁症。
按理说，富田是一个优秀的员工，但是最后他也无法承受职场的高压，落得如此下场。与公司决裂后，宿舍也被收回，他现在没有工作，且需要承担房租费用，若是病情没有好转，他只能重返山梨县了。可见，糟糕的职场环境，毁了富田的前程。
至于住宅问题，又是穷困世代无法回避的困境。日本的年轻人不要说买房了，连租房都租不起了。在东京，一般住宅的租金已经超过了租客收入的2/3，“为房东打工”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这种方式下去，他们完全存不了钱。有些人因此而成为了“网咖难民”，即流连于通宵网吧的年轻人，有点类似中国的“三和大神”。更多的年轻人只能选择继续与家人居住，忍耐各种人际关系的压力，面对着自立的路上的挫败。这就导致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守在家乡而不愿意出来，这也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之路。
事实上，这一代年轻人的父母，依然还在偿还房贷。他们的房子大多购买于上个世纪，因此背负了沉重的房贷。整个家庭的财政状况本身也不怎么乐观，更别指望说帮助孩子买房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孩子来说，离开老家独立生活已经成为了生活的最大风险。
由于无法独立生活，婚姻计划也变得甚为遥远。这不仅仅造成了日本“少子化”的现实，更造成了一代人的禁欲主义、“宅文化”盛行。生于网络时代的这代人其实很聪明，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几十年后的自己。再努力又如何，“然并卵”，不如呆在家里，打游戏。
已经有不少媒体发现，这一辈青少年之所以没有明天，是因为遭遇了制度上的“抢劫”。
三
“灰犀牛现象”是当下的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词汇。它隐喻的是那些巨大而长期被忽视的风险。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远远在那里安静地吃草，你以为它不会对你造成威胁。但如果它发现了你，突然向你狂奔而来，将在短时间之内把你掀翻。
青年现象就是这样一头灰犀牛。藤田孝典已经如此明白地指出了这头灰犀牛的方位，不能再假装没看见了。在这个左翼思潮不断翻涌的时代，实际上就是底层青年对自己的状况不满、试图重构秩序的时代。这问题绝不仅存在于日本，它是普遍性的、全球性的——无论是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在东南亚，都随处可见。在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的今天、在贫富分化已经极端悬殊的今天，很多青年已经面临阶层固化、生而贫困、终身无望的处境。极端、暴戾、怀有仇恨的言论在网络上并不少见。在社交媒体泛滥的“小确丧”、“小确崩”，实际上是绝望情绪在网络上投影。有些绝望表现为调侃，而有些绝望则带有极端色彩。如今此起彼伏的激进主义思潮，从女权运动到反全球化运动，从政治集权到恐怖主义（比如加入IS的法国黑人青年），尽管种类多种多样，但不少是由年轻人所推导，“反建制”是其共同特征。这时，熟读历史的人们，很容易想到风起云涌的1968——也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年代，愤怒的左翼浪潮席卷了世界。
青年的困境若不加以解决，很容易将变成反噬的力量。当众多日本青年因职场的黑暗、社会的不公而败下阵来时，反社会、反建制的情绪暗自滋生，一心极端行为将不断增多。青年人们将反思这个制度，而藤田孝典这样具备理论水平的青年学者，很可能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是“灰犀牛”，也是在不断积累的抗争力量。
藤田已经发出了他的呼吁，就是政府要干预。在《贫困世代》一书中的最后两章，他激情澎湃地写了一堆所谓的对策。这些政策带有非常浓厚的福利主义色彩，对于改善青年的处境，确实是有好处的。不过，我也预见到这些呼吁很可能将石沉大海。一心要振兴经济的日本政府，怎么可能听一个左翼学者的呼吁呢？因此，这头“灰犀牛”继续被无视。
日本接下来会怎么样呢？类似反安保条例那样的学运？类似“赤军派”那样的抗争？类似明治维新后的暴走？这里面充满了变数。
事实上，我们都将踏入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作者：马立明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资深时评人）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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