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政府“计划”不出重大科学发现

作者:缪一知
2017.07.14

营造让科学研究人员自由思想、沟通交流、做成果出成果、优化成果的良好生态,是一个艰巨的、需要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携手合作、努力实现的重大任务,也是我国在经济增长新常态背景下实现超常规发展的关键道路之一。

​1978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看法显然将长期伴随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那科学进步又是从哪来的?对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重点指出: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都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必须通过科学家自发创造的,政府能做的,则是服务于他们,让科学家们可以释放更大的活力。

​当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后,科学新成果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综合化。牛顿、爱因斯坦式的个人思考型的科学突破变得不太可能,而往往需要团队协作、巨额资金、精密仪器。科学成就往往只能通过点滴积累而抬升,而不太会有力学三定律、相对论这样的划时代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人开始迷信一个更为全知全能的指导者的作用,认为可以通过“科学的计划”来“计划科学”,来节约研发资金、少走弯路、更好地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是不符合科学规律和实际的。

​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向未知领域探索的过程,就像步入原始森林、大洋深处、浩瀚宇宙的探险家一样,你永远不知道眼前将展示的景象是什么。科学家的使命是求真,是发现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某种特定的“技术”研发可以有一个事前明确的目标,如对某项工艺降低能耗、提高速率;那纯粹的“科学”则不会有明确的指向。对科学家来说,最可贵的品质是好奇心,对任何能引发兴趣的疑点的顺藤摸瓜、条分缕析,在灵光一闪间开辟了新的知识大道。种种有目的与规划的“有用”之技,正是源自于那些无目的与规划的“无用”之学。若倒果为因,在指定的道路上摸索,所能获的果实必然有限。

​而对政府来讲,他们虽然不能计划、不能引路,却仍然需要对科学创新出好力。这主要就是做好服务、搞好后勤、理顺行政管理体制。具体来说,有两点值得建议:一是改良官僚气重的科研基金评审机制,不要事前就强令研究者对研究内容作出详细规划,甚至提前三五年就列明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用李克强的话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也不是他自己“计划”出来的。

​二是在做好成果结项鉴定、保证“物有所值”的前提下,放松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制度,正视研究人员在科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价值、改变“物的消耗能有偿、人的消耗无偿”的报销制度;尊重科研人员随着研发需求的变化而改变资金用途“计划”的权利,避免把科研经费僵化视为一般财政经费、只能按照预定的目的和“计划”使用。对于由于思路对头、进展顺利、效率提高而节省的剩余科研资金,可以作为对科研人员的奖励,而不是理直气壮地当不符合“计划”的冗余资金回收,否则反而会鼓励过程实施中的磨洋工和浪费。

总之,营造让科学研究人员自由思想、沟通交流、做成果出成果、优化成果的良好生态,是一个艰巨的、需要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携手合作、努力实现的重大任务,也是我国在经济增长新常态背景下实现超常规发展的关键道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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