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九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雷蒙·阿隆回忆录（上、下）》
作者：雷蒙·阿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7月
雷蒙·阿隆与当代世界
阿隆是一位秉持启蒙思想的人，他在意识形态斗争和世界大战的世纪中为了捍卫自由和理性而斗争。就思想层面而言，他注意到了新康德主义实证论的失败，这种思想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暴力及大战导致的欧洲社会粗暴化而失去了影响力。与此同时，他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极度推崇面前，或是在马克斯•韦伯所预言的无法避免的价值观战争引起的晕眩面前退却。阿隆像揭露虚无主义的危险那样揭露了阶级狂热和种族狂热制造的谎言，他捍卫的是自由之多元开放的定义。不过，阿隆没有放弃对康德意义上的那种理性抱有希望，这种理性是人性的基础，且让人类重拾和平变得可能。就政治方面而言，阿隆自1930年代直到辞世，一直都站在了支持多元政体、反对极权主义战斗的最前端：面对纳粹主义的抬头，他批评和平主义；他是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世俗宗教的分析家；在伦敦，他是《自由法兰西》的总编；他是唯一站在安德烈•马尔罗一边对冷战初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法国思想界获得垄断地位提出异议的人；他是《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这本书不但在第一次法共与路人浪潮和斯大林主义保持距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还在人民民主政权中以“萨密兹达”形式被广泛传播；他还是一位坚持不懈的哨兵，为那些与苏联展开殊死斗争的自由国家执行警戒。
因此，阿隆是20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政治的一位伟人，与孟德斯鸠、孔多塞、贡斯当、托克维尔和埃利•哈莱维的思想一脉相承。只要自由没有扎根于宗教性质的上帝、意识形态的骗人学说或传统中，它就会深植于政治与历史之中。自由处于首位，但这一首要地位也具历史性，且与任何形式的超验性都没有关系。自由强调的是偶然性，而不是作用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或法则。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本人也不记得他这样说过：“在自由主义原则中，并不存在任何能让自由主义成为不变学说的东西，不存在任何既稳定又固定的一劳永逸的规则。我们在行事中只需要知道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应当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发之力，尽可能少地使用强制力；不过这一原则本身又在运用中包含着无穷变化。”
有鉴于此，自由是以蕴于人民历史文化之中的公民意愿、领导人的明智以及体制的稳定性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不但多元而且异质性强，它与多种原则和权利并立而行：源自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和启蒙思想的公共自由；国家主权和权力分立；普选制；社会和经济权利；环境保护。现代自由虽然脆弱——因为它建立在公民美德和抽象规定之上，集体的冲动随时能将它夺走——但也拥有毋庸置疑的耐受力。如果说在权力、生产、知识、信息和真理的种种秩序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话，那么在自由国度中，它们是、也必须是维持了自主性的。依照适度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自由因此也必须“提防自身的狂热盲信”——用卡尔•波普尔的话来说。
阿隆的自由主义有异于功利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因为对他而言，自由首先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政治不应该被缩限或混淆为经济（即市场），或是社会结构，又或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技术发展。阿隆对人类能力打了个帕斯卡尔式的赌，他相信人们会为了肩负自己的自由责任以及在必要时能够自卫而开展自我教育。人并非生而自由，而是变得自由。但是，人并非通过萨特那样的反抗变得自由，而是通过教育和参与城邦生活才变得自由的。国家在城邦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却没有对公民（即值得享有自由的个人）的塑造实行垄断。民主制度的价值永远不是现成的：公民必须不断对其重新定义，使之与时俱进，具有时代价值。这尤其让我们能够超越马克思指出的那种存在于劳动者联合、工作权利和社会保障系统之中的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自由和理性之间存在一种基本联系，这种联系是克服集体冲动和意识形态欺骗性学说的最好药剂，就像它同时也是公民解放的动力一样。为了避开实证主义那种一味和解的乐观主义以及为了辨识技术可能导致的歧路，阿隆一直让自己作为进步的——尤其是科学进步的——坚定辩护者，只要这种进步是有益于人类解放的，而不是会导致人类的堕落甚至导致种族灭绝式的人类大屠杀。理性，这一人性的最终黏合剂，它本身也还需要我们认识和思考其局限性，而这种认识和思考有可能与自由对立。当我们面对21世纪的各种冲击和挑战的时候，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更是前所未有地适用于当下的现实情形。
首先，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对等确实存在。事实上，20世纪的极权主义已经表明，在没有多元政体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仍然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可以——在民主制之外发展，正如昔日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皮诺切特的智利，又如今日处于另一个层次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自由是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其成功的基础，是其扩张和具有影响力的秘密所在”这一总结完全没有丧失其价值。只不过，这种体现自由意愿的经济理念此后在全球范围内均适用。资本主义和技术应用的普及远远没有自动导致民主降临或让谋求强大的意愿消失，它反而加剧了自由国家与专制或集权体制之间的竞争。就连新兴大国阵营也显现出分裂，一方面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对抗。如果民主国家对纳粹主义的胜利属于军事胜利的话，那么在东方处于经济停滞、日益贫困的情况下，西方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就在苏联及其帝国的崩溃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今天，民主国家遭到由某些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挑战，后者试图对那些曾经殖民过自己的殖民者施行报复，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在提升自己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等级的同时拒绝政治多元主义，并继续维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显然，民主国家在这场考验中并没有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虽继续保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但仍由于在苏维埃主义陷落后的行事过分而遭到持续削弱。这种过分体现在美利坚帝国和美国军事的过度扩张上，最终导致美国陷入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这种过分还体现在那场可算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其后果就是削减债务的要求和大规模失业持续阻滞着经济增长；它还体现为已经对法治国家造成重大打击的安全问题——前有《美国爱国者法案》与中央情报局的绑架和秘密监狱，后有关塔那摩监狱。欧洲则因缺乏合理有效的决策体系而无法在全球化中获得影响力，并因此陷入可能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对实施反通货紧缩措施的动员加大了国家从欧盟手中重新取回控制权的力度，欧洲诸国将共同体政治重新本国化的做法使得连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德国都达到了不再遭受整体风险的程度。欧洲大陆的一体化及其经济发展在人口老龄化、竞争力缺乏、过度负债、欧元估值过高及缺乏有效率的政治决策体系（这一点在2010年国家负债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综合影响下受到了阻滞。
在整个发达世界中，增长疲软、持续失业以及大经济部门因新兴国家的竞争而状况不稳的情况使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抬头。全球化不但让西方的资本主义优势受到质疑，而且还逼迫西方不得不在经济和社会模式上有所创新。面对这样的全球化，面对恐怖主义的顽固威胁，民主国家内部以安全名义牺牲自由的想法很强烈。1940年6月法国溃败及随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垮台，显示了民主原则及其制度在重大打击面前何其脆弱，这让雷蒙•阿隆终身印象深刻。他及时对21世纪的人们发出了警告：因外部危险而牺牲自由的做法就是在为自由之敌助势，而且谨慎和节制本身并非就意味着公共权威的瓦解，也不代表要主动与武力或那些与民主制为敌的国家妥协。
全球化危机远没有让政治自由主义信誉扫地，相反，它显示了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多么迫切的需要。世界资本主义之所以严重偏航，其根源可以在集体不理智中找到，这种不理智存在于投机泡沫中，存在于关于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中，还存在于在既无限制也无牵制的情况下对经济和企业领导权实施的吞并中。在与危机解决办法相连的主要风险中，我们看到的是围绕公共债务、发达世界中央银行和原材料产生的泡沫经济的复苏，以及由于环境所迫而产生的向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危机时也显现出了其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经济领域的崩溃以及由此孕育的社会灾祸助长了政治暴力，而政治暴力虽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天然办法，却充满危险。因为极端主义只会通过扩大政治危机来达到降低经济危机的目的。
我们在解决危机时所遇到的关键选择在于是继续坚持全球化还是任由全球化崩溃。如果缺了坚持不懈的理性教育，如果缺了坚定不移的改革，如果与个人主义策略反道而行的合作观念没能战胜民族主义和人人为己所产生的各种诱惑，世界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是无法超越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这场危机的。因此，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解决办法，它保障个体权利得到尊重，保证集体决策的优先地位——只要集体决策依旧是自由选择达成一致的结果，而且它还使存在于企业、市场、民族、大陆或全球各层面上的所有权力均衡有度。对危机及其恶性连锁反应的解决，体现的不是天数，而是人愿。
摘自《雷蒙·阿隆回忆录》序言 尼古拉·巴弗雷（法国当代史学家，经济评论员）
本期推荐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作者将傅斯年称作“一个五四青年”，在傅斯年的一生和那个时代中，五四精神由战斗的号角变成心理上的负担，对这种蜕变过程的考察，也包含着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深刻而真诚的反思。傅斯年晚年回归了他曾激烈批判的孟子，反对全盘西化，同时，政治也主宰了他的生活，作者认为，这是他最后十五年没有严肃的研究著作出版的原因。虽然如此，王先生坚持认为，傅斯年骨子里仍是五四精神的薪火传人:自由主义、科学主义。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学者，傅斯年终于难逃历史与政治的牵绊，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坚守了自己的阵地:自由、真理。这不能不引起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深思。王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傅斯年的历史研究成就及其方法论，而这本书本身，资料翔实、视野开阔，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典范--通过把握个体生命进而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脉搏，同样值得借鉴。
评点：王汎森将历史与政治看作理解傅斯年的一生的关键因素，成就了一本傅斯年研究的杰作。
《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修订版）》
主编：张晋藩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中国古代监察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特点。中国古代监察法的系统性、完整性、持续性是世界法制史上所少有的。本书对中国古代监察法史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与监察法制相关的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评介。
点评：西方人相信人性恶，因此对于君权高度警惕防止其一家独大；中国法家相信人性恶，因此皇帝对所有的大臣都不放心，派出中央代表监督各级官员。
《回来》
作者：孙中伦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2015年夏天，21岁的孙中伦大三结束，他决定中断学业，从美国波莫纳学院休学一年，回中国打工。他去到东莞、大理、定西、苏州、北京、成都，做过流水线工人、民宿招待、初中老师、新媒体编辑、寺庙居士、漆器厂学徒，一边流浪一边工作。在东莞的流水线上，他追问工人们的生活与理想；在大理的民宿中，他遇见不得志的诗人；在北京的编辑室里，他对青春的痛与梦有了深切的感悟；在成都的漆器厂里，他理解了坚守和匠人的意义；在定西的孩子、父母和老师们中间，他重新认识了生命的真谛、贫穷的代价，以及人与人之间难能可贵的相遇和相知……
除了这一年的经历，他在给未能出生的胞兄的七封信中，写下了一个青年人对生活的困惑、对世界的求知和对自我的质疑，青春的迷茫、张扬和省思，在字里行间娓娓道来。而在想象中的胞兄的七封回信里，他似乎终于完成了一场与自己、与家人、与世界的短暂和解。
评点：生于1994年的作者能写出这类文字，其特立独行和敢做敢为体现了新一代青年的风范。
《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
作者：[以]施罗默·桑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本书中回忆成长经历，追溯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历史，以兼备动情与学识的书写，颇具胆量地揭露了以色列对“上帝选民”理念与大屠杀苦难的鼓吹，质疑了犹太民族的定义方式，批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已成习惯的现实：犹太人身份的凝固不变、犹太人的道德优越性、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级差别与殖民主义……而质疑与批判之后，桑德展望了一种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身份认同，一个由坦诚、慷慨的普世原则指引的未来。
评点：施罗默·桑德的批判性和反省意识告诉读者，历史学家应该怎样求真。
《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
作者：渡边义浩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三国志》中的豪杰，为什么会被人们作为商业之神来崇拜呢？从史实到故事，再到信仰的对象，本书试图分析关羽形象的这一变迁过程，作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新尝试。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都建有关帝庙，关羽作为商业之神受到华人的笃信和供奉。《三国志》中的武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信仰对象呢？对“义”和“信”的尊崇是中国思想的重要特征，本书以此为线索，考察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关羽，及其在民众心目中成为“义”和“信”的象征的过程。
评点：权力总会选择一些东西为其所用，关羽就是其中之一。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九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雷蒙·阿隆回忆录（上、下）》
作者：雷蒙·阿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7月
雷蒙·阿隆与当代世界
阿隆是一位秉持启蒙思想的人，他在意识形态斗争和世界大战的世纪中为了捍卫自由和理性而斗争。就思想层面而言，他注意到了新康德主义实证论的失败，这种思想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暴力及大战导致的欧洲社会粗暴化而失去了影响力。与此同时，他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极度推崇面前，或是在马克斯•韦伯所预言的无法避免的价值观战争引起的晕眩面前退却。阿隆像揭露虚无主义的危险那样揭露了阶级狂热和种族狂热制造的谎言，他捍卫的是自由之多元开放的定义。不过，阿隆没有放弃对康德意义上的那种理性抱有希望，这种理性是人性的基础，且让人类重拾和平变得可能。就政治方面而言，阿隆自1930年代直到辞世，一直都站在了支持多元政体、反对极权主义战斗的最前端：面对纳粹主义的抬头，他批评和平主义；他是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世俗宗教的分析家；在伦敦，他是《自由法兰西》的总编；他是唯一站在安德烈•马尔罗一边对冷战初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法国思想界获得垄断地位提出异议的人；他是《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这本书不但在第一次法共与路人浪潮和斯大林主义保持距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还在人民民主政权中以“萨密兹达”形式被广泛传播；他还是一位坚持不懈的哨兵，为那些与苏联展开殊死斗争的自由国家执行警戒。
因此，阿隆是20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政治的一位伟人，与孟德斯鸠、孔多塞、贡斯当、托克维尔和埃利•哈莱维的思想一脉相承。只要自由没有扎根于宗教性质的上帝、意识形态的骗人学说或传统中，它就会深植于政治与历史之中。自由处于首位，但这一首要地位也具历史性，且与任何形式的超验性都没有关系。自由强调的是偶然性，而不是作用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或法则。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本人也不记得他这样说过：“在自由主义原则中，并不存在任何能让自由主义成为不变学说的东西，不存在任何既稳定又固定的一劳永逸的规则。我们在行事中只需要知道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应当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发之力，尽可能少地使用强制力；不过这一原则本身又在运用中包含着无穷变化。”
有鉴于此，自由是以蕴于人民历史文化之中的公民意愿、领导人的明智以及体制的稳定性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不但多元而且异质性强，它与多种原则和权利并立而行：源自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和启蒙思想的公共自由；国家主权和权力分立；普选制；社会和经济权利；环境保护。现代自由虽然脆弱——因为它建立在公民美德和抽象规定之上，集体的冲动随时能将它夺走——但也拥有毋庸置疑的耐受力。如果说在权力、生产、知识、信息和真理的种种秩序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话，那么在自由国度中，它们是、也必须是维持了自主性的。依照适度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自由因此也必须“提防自身的狂热盲信”——用卡尔•波普尔的话来说。
阿隆的自由主义有异于功利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因为对他而言，自由首先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政治不应该被缩限或混淆为经济（即市场），或是社会结构，又或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技术发展。阿隆对人类能力打了个帕斯卡尔式的赌，他相信人们会为了肩负自己的自由责任以及在必要时能够自卫而开展自我教育。人并非生而自由，而是变得自由。但是，人并非通过萨特那样的反抗变得自由，而是通过教育和参与城邦生活才变得自由的。国家在城邦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却没有对公民（即值得享有自由的个人）的塑造实行垄断。民主制度的价值永远不是现成的：公民必须不断对其重新定义，使之与时俱进，具有时代价值。这尤其让我们能够超越马克思指出的那种存在于劳动者联合、工作权利和社会保障系统之中的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自由和理性之间存在一种基本联系，这种联系是克服集体冲动和意识形态欺骗性学说的最好药剂，就像它同时也是公民解放的动力一样。为了避开实证主义那种一味和解的乐观主义以及为了辨识技术可能导致的歧路，阿隆一直让自己作为进步的——尤其是科学进步的——坚定辩护者，只要这种进步是有益于人类解放的，而不是会导致人类的堕落甚至导致种族灭绝式的人类大屠杀。理性，这一人性的最终黏合剂，它本身也还需要我们认识和思考其局限性，而这种认识和思考有可能与自由对立。当我们面对21世纪的各种冲击和挑战的时候，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更是前所未有地适用于当下的现实情形。
首先，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对等确实存在。事实上，20世纪的极权主义已经表明，在没有多元政体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仍然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可以——在民主制之外发展，正如昔日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皮诺切特的智利，又如今日处于另一个层次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自由是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其成功的基础，是其扩张和具有影响力的秘密所在”这一总结完全没有丧失其价值。只不过，这种体现自由意愿的经济理念此后在全球范围内均适用。资本主义和技术应用的普及远远没有自动导致民主降临或让谋求强大的意愿消失，它反而加剧了自由国家与专制或集权体制之间的竞争。就连新兴大国阵营也显现出分裂，一方面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对抗。如果民主国家对纳粹主义的胜利属于军事胜利的话，那么在东方处于经济停滞、日益贫困的情况下，西方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就在苏联及其帝国的崩溃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今天，民主国家遭到由某些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挑战，后者试图对那些曾经殖民过自己的殖民者施行报复，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在提升自己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等级的同时拒绝政治多元主义，并继续维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显然，民主国家在这场考验中并没有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虽继续保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但仍由于在苏维埃主义陷落后的行事过分而遭到持续削弱。这种过分体现在美利坚帝国和美国军事的过度扩张上，最终导致美国陷入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这种过分还体现在那场可算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其后果就是削减债务的要求和大规模失业持续阻滞着经济增长；它还体现为已经对法治国家造成重大打击的安全问题——前有《美国爱国者法案》与中央情报局的绑架和秘密监狱，后有关塔那摩监狱。欧洲则因缺乏合理有效的决策体系而无法在全球化中获得影响力，并因此陷入可能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对实施反通货紧缩措施的动员加大了国家从欧盟手中重新取回控制权的力度，欧洲诸国将共同体政治重新本国化的做法使得连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德国都达到了不再遭受整体风险的程度。欧洲大陆的一体化及其经济发展在人口老龄化、竞争力缺乏、过度负债、欧元估值过高及缺乏有效率的政治决策体系（这一点在2010年国家负债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综合影响下受到了阻滞。
在整个发达世界中，增长疲软、持续失业以及大经济部门因新兴国家的竞争而状况不稳的情况使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抬头。全球化不但让西方的资本主义优势受到质疑，而且还逼迫西方不得不在经济和社会模式上有所创新。面对这样的全球化，面对恐怖主义的顽固威胁，民主国家内部以安全名义牺牲自由的想法很强烈。1940年6月法国溃败及随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垮台，显示了民主原则及其制度在重大打击面前何其脆弱，这让雷蒙•阿隆终身印象深刻。他及时对21世纪的人们发出了警告：因外部危险而牺牲自由的做法就是在为自由之敌助势，而且谨慎和节制本身并非就意味着公共权威的瓦解，也不代表要主动与武力或那些与民主制为敌的国家妥协。
全球化危机远没有让政治自由主义信誉扫地，相反，它显示了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多么迫切的需要。世界资本主义之所以严重偏航，其根源可以在集体不理智中找到，这种不理智存在于投机泡沫中，存在于关于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中，还存在于在既无限制也无牵制的情况下对经济和企业领导权实施的吞并中。在与危机解决办法相连的主要风险中，我们看到的是围绕公共债务、发达世界中央银行和原材料产生的泡沫经济的复苏，以及由于环境所迫而产生的向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危机时也显现出了其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经济领域的崩溃以及由此孕育的社会灾祸助长了政治暴力，而政治暴力虽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天然办法，却充满危险。因为极端主义只会通过扩大政治危机来达到降低经济危机的目的。
我们在解决危机时所遇到的关键选择在于是继续坚持全球化还是任由全球化崩溃。如果缺了坚持不懈的理性教育，如果缺了坚定不移的改革，如果与个人主义策略反道而行的合作观念没能战胜民族主义和人人为己所产生的各种诱惑，世界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是无法超越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这场危机的。因此，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解决办法，它保障个体权利得到尊重，保证集体决策的优先地位——只要集体决策依旧是自由选择达成一致的结果，而且它还使存在于企业、市场、民族、大陆或全球各层面上的所有权力均衡有度。对危机及其恶性连锁反应的解决，体现的不是天数，而是人愿。
摘自《雷蒙·阿隆回忆录》序言 尼古拉·巴弗雷（法国当代史学家，经济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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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
作者：孙中伦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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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一年的经历，他在给未能出生的胞兄的七封信中，写下了一个青年人对生活的困惑、对世界的求知和对自我的质疑，青春的迷茫、张扬和省思，在字里行间娓娓道来。而在想象中的胞兄的七封回信里，他似乎终于完成了一场与自己、与家人、与世界的短暂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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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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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渡边义浩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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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权力总会选择一些东西为其所用，关羽就是其中之一。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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