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下）
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5月
失业、贫困与人权：营养不良的第三世界
当为数众多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赢得独立时，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们便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出发，着手编写本国的历史。这是对殖民时代历史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因为那些旧历史都是站在伦敦、柏林或巴黎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拉各斯、仰光或开罗的立场上编写的。新的民族历史确实需要，而且是期待已久的了。然而只有这些历史还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也同其他领域一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换句话说，第三世界的各国历史凑集在一起表明不了这个整体的结构和动态。第三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经验和利益——不管他们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信仰上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只有在整体的结构和动态中才能得以显示和澄清。
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历史或许为第三世界人民所急需，但它同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西方人士有何相干呢？过去的答案一向都是从屈尊俯就的同情角度去看问题，诸如：既然居住在第三世界的人类大多数都是地球上的不幸者，那么，我们这些发达世界的幸运儿便理应承担起照料兄弟的责任。因此，我们应该了解第三世界为什么这样困窘，然后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上几代西方儿童被告诫说“不可浪费粮食！想想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吧”；也正是本着这种善心，现今的儿童在万圣节前夜纷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助小钱来周济那些身患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人们。
就现在来说，照料兄弟的人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因为成人也好，儿童也罢，挨饿者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相应的增长。然而如果考虑到美国人口只占全人类的不足6%，而绝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第三世界——从这个关系上来看，这种慈善为怀的意义简直就太微不足道了。在现代科技空前强烈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都发现他们今天“坐在同一条船上”（in the same boat），他们正在为一些相似的问题发愁，正面临着一同覆舟溺水的严峻而现实的前景。
如果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的话，那就不妨想想越南战争的后果：直到现在美国社会还没能完全治愈这场悲剧在其政治经济上留下的创伤。也不妨想想我们日益依赖着的第三世界：那里既是我们产品的销售市场，又是我们的原料来源地，而且由于我们自产的原料日趋枯竭，那些地区对我们便显得格外重要。最后，请再想想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实：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陷入过去认为只有第三世界才会碰到的那些麻烦之中。我们的生活模式正在被第三次工业革命重新塑造；而这次工业革命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实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所望尘莫及。这次工业革命的冲击遍及全世界：它一方面提供共同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带来共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眼周围而又留心注视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三世界的许多问题都正在我们这个第一世界里突然发生。试看：
例一：失业。旷日持久的结构性失业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特点。今天这种现象在第一世界也已然普遍。其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既输出商品又输出产业。向海外低廉劳动力地区每移植一家工厂，便输出相应的工作机会，或者说，同时输入相应规模的失业人数。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才有可能使工业本身大规模移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导致一个共同的全球性劳动市场正在形成。这样一来，原先享有优惠和高工资待遇的西方劳工，也就只好来分担第三世界工人的传统性失业和低工资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马丁·格伯（Martin Gerber）对这一事实作出了反应，他警告工会工人说：“今后几年我们将不得不从产业工会的规模转向国际性工会的规模……由于福特这样的跨国公司每年有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海外，加上零部件的通用化和‘世界型汽车’这类产品的盛行，一国性的工会组织已经过时了。”
例二：农民破产。资本密集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技术先是摧垮了美国的农场主，继而又摧垮了第三世界的农民。取代劳动力的新农业技术把美国的家庭农场数目从1930年代中期680万的高峰锐减至1980年的280万，至1985年估计会降到100万。被淘汰的农业人口流入城市，于是，农业部1975年预算的三分之二便被拨作救济城市贫民的粮食费用，其实很多城市贫民都是农业部自己推行的农业综合企业技术把他们驱离土地而造成的。同样，第三世界的城市周围到处充斥着逃离农村的农民居住的贫民窟，所不同者，只是这些农民得不到像比较富裕的美国所实行的那种政府救济罢了。
例三：贫困。今日的世界，有5亿人患营养不良症，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营养不良现象在美国蔓延得虽不太广，但却绝非丝毫没有或微不足道。就营养不良的美国人数来说，一个公认的数字是2000万。这个数字同全国经济机会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Council on Economic Opportunity）1980年的报告是相符的。该报告认为，从1960年代中期发起“向贫穷开战”以来，“贫穷并无稍减”，即官方认定的贫穷美国人（一个四口之家全年总收入低于7450美元即为官方认定的贫困户）仍然多达2500万人。“贫穷”一词在人类语言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消看看1980年9月巴尔的摩市2.6万人在酷暑下排成长队一连数小时等待申请那75个政府工作名额的情形，就不言自明了。“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触目惊心的了，”市政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奥尔林斯基（Walter Orlinsky）说。“你在美国其他任何正在老化的城市里都会遇到同样的长队。对此人们都已习以为常，毫不见怪了。”
例四：政治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只因说了“美国同苏联一样也有政治犯”这样一句话，便在1978年8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结果被责令辞职。他在答辩时指出：“有形形色色的政治犯。我倒以为，某些人之受监禁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坏，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穷。”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拯救人类人民同盟运动”（People Unitedto Save Humanity，PUSH）理事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牧师断言，美国监狱40万在押犯中，有30万是黑人或棕色人。“我的意思是说，美国全部犯人有四分之三是黑色或棕色皮肤，这一事实本身即反映着某种同我们对刑事犯罪的一贯看法完全不同的东西。既然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导致那么多人饱受铁窗之苦，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便纯属政治犯，那么，卡特总统为另一些人的行为大声疾呼的‘人权’问题同样也该适用于他们。”
例五：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殖民地。杰出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分析过美国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状况，认为这是“外界势力强行加入和贫弱无援、因袭成制的结果”。为了证实这一论点，克拉克指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政界领袖仰赖更大的权势集团，而它的社会机构则全靠外部力量来支持；该区经济中占优势的小商业多半属于在外老板，其住宅也多属在外房主所有，其学校也全由居住于该社区以外的人士所控制。克拉克的结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实际上是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殖民地，而尤其是经济的殖民地。那些被限制在这个区域的围墙之内的是贫困无告的各族人民……”
例六：州与殖民地。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那种依附和剥削关系，并不只限于针对少数民族。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肤色界限而囊括了所有地区。这从下面科罗拉多州州长狄克·拉姆（Dick Lamm）反对露天采煤公司的呼吁中就可得到证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肯塔基、田纳西、西弗吉尼亚和其他几个州的遭遇——它们充当了全国的煤箱；我们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再轮到我们头上……如果不是出于它们领导人的断然态度，某些做法简直就像对待殖民地一样，毫无差别，不论它们是科罗拉多还是刚果。我们决不想成为殖民地。”
例七：文化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各国都在抗议“文化帝国主义”——他们指的是第一世界通过其手中控制的全球性大众传播媒介硬塞给他们的那些货色。其实文化帝国主义在第一世界各国内部也照样猖獗。这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下面的一段分析中即可窥见一斑：
现今，八家公司控制着三家电视网、《时代》《新闻周刊》两家杂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明星报》（后两者是首都仅有的两大报纸）《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五家大报、至少占据电视观众总人数40%的许多电视台、独占鳌头的无线电广播电台、有线电视工业的主要市场、执牛耳的图书出版公司，以及一连串遍及全国各枢纽城市的报纸和一大群经营传播媒介和非传播媒介的企业。
以上种种并非说明美国已经成为第三世界，而是说明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困的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那种传统差别已不再泾渭分明、互相排斥了。第三世界所独具的条件和制度正在向第一世界内部广泛蔓延。分界线模糊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地球上所有各个地区都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市场经济的更加紧密关联的组成部分。这种“全球性经济”（global economy）早于15世纪便已具雏形；那时西北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刚开始向外扩张：首先扩张到东欧，接着扩张到美洲、非洲和亚洲。这些海外的大片地区逐渐变成隶属和依附于那些工业化宗主国所形成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地区围绕发达的第一世界中心区而形成了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外缘区。
由外缘和中心构成的传统二分格局正在暗遭破坏。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强大技术动力正在抹掉迄今为止第一世界特权民族同第三世界从属民族之间的种种差异。所有地区的居民现在都正在变成从属民族——即都将遵从全球性市场经济的指令。由于在那些工业化宗主国内部也产生了第三世界的种种景况，第三世界的历史也就不再只是那些与我们仅有偶然联系的远邦异国的历史了。现在它已成为我们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也就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认识”（A Common Vision），这也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立意之所在。
（本文为作者前言）
本期推荐
《自由主义的未来》
作者：艾伦·沃尔夫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7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对自由主义极为扣人心弦的探索与辩护，不仅回顾了自由主义传统建立以来的众多理论基石，还研究了那些挑战自由主义的理论。沃尔夫分析并赞赏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广阔人性概念，但他也明确表示，在自由主义被成功应用到诸如移民、堕胎、宗教自由等问题之前，它需要被修复、理解、接纳，以有益的方式融入我们复杂的现代世界。
迄今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自由主义在守势和空想间摇摆不止。毋庸惊讶，美国公众难于辨识它所指何意。如今，艾伦·沃尔夫让自由与平等的原初理想再放光彩。
点评：自由主义思想几经起伏仍傲然屹立，足以证明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
《南宋盐榷》
作者：梁庚尧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7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南宋食盐政府专卖制度的研究著作，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南宋盐业的地理分布特点、兴盛与衰敝的过程、政府法令的推动与成败、私盐的产生机理与防治等问题。本书析论周密，使宋代盐业史研究更臻完备而全面，当于宋史、中国古代社会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有重要贡献。
点评：经济史研究需要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以及深厚的古文基础，梁先生打开的南宋经济窗口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印加帝国的末日》
作者：金·麦夸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位于秘鲁境内神秘的印加古国历史一直吸引着众多人的目光，几百年来，印加城市比尔卡班巴的传说一直深藏在过去的西班牙编年史中。《印加帝国的末日》一书从三百多年后的当代开始讲述，借由当代探险家的发现为契机，作者金?麦夸里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印加帝国反抗西班牙人的史诗故事，这可能也是世界历*英勇无畏的抗争之一。通过本书，一个庞大而恢弘的印加古国及其中发生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他们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容也得到了全面的刻画，而他们与西班牙人的抗争充满血泪，读来令人唏嘘。本书讲述了一个灿烂的古老文明如何走向彻底毁灭的故事。阅读本书可以让人了解印加古国，以及当时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南美洲的入侵和殖民历史，因而深入理解近现代南美洲发展的历史与其对当代发展的影响。
点评：在世界的视角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中华文明伟大，外国文明同样伟大。
《权力脸谱》
绘著：铲史官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这其实是一部中国古代皇权更替的游戏规则。本书用现代语言与视角、二次元的萌趣方式，讲述从秦汉到民国两千多年历史中，17位著名皇帝的典型与非典型人生，揭示刘邦项羽楚汉之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康熙九子夺嫡、袁世凯称帝等故事中隐藏的史实真相，以及背后深刻的历史规律与扭曲的人性。
呆萌的漫画，风趣的语言，靠谱的历史和谐地统一到了一起。
点评：“一瓢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在时间面前，帝王将相的万古功业，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
作者：韦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7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相关文章和访谈报道的结集，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分成上、中、下三篇，分别对应中国经济的现状、应该采取的宏观政策以及背后的理论依据。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和潜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近40年高速增长之后的下行？韦森教授认为，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行是一个自然趋势，不必也没有办法强行改变。为了维持GDP的增速而盲目投资，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并*终将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在这种形势下，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就是减税富民，减轻企业负担。中国政府有减税空间，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负之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应该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宏观政策的*要务是救企业。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华人所具有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处于当前大转型阶段的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应该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这是被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所证明的。虽然当代中国已经进行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到今天为止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故本书所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反思未来中国应该走的社会发展道路。
点评：“死亡税率”不减下来，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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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
失业、贫困与人权：营养不良的第三世界
当为数众多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赢得独立时，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们便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出发，着手编写本国的历史。这是对殖民时代历史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因为那些旧历史都是站在伦敦、柏林或巴黎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拉各斯、仰光或开罗的立场上编写的。新的民族历史确实需要，而且是期待已久的了。然而只有这些历史还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也同其他领域一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换句话说，第三世界的各国历史凑集在一起表明不了这个整体的结构和动态。第三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经验和利益——不管他们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信仰上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只有在整体的结构和动态中才能得以显示和澄清。
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历史或许为第三世界人民所急需，但它同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西方人士有何相干呢？过去的答案一向都是从屈尊俯就的同情角度去看问题，诸如：既然居住在第三世界的人类大多数都是地球上的不幸者，那么，我们这些发达世界的幸运儿便理应承担起照料兄弟的责任。因此，我们应该了解第三世界为什么这样困窘，然后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上几代西方儿童被告诫说“不可浪费粮食！想想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吧”；也正是本着这种善心，现今的儿童在万圣节前夜纷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助小钱来周济那些身患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人们。
就现在来说，照料兄弟的人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因为成人也好，儿童也罢，挨饿者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相应的增长。然而如果考虑到美国人口只占全人类的不足6%，而绝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第三世界——从这个关系上来看，这种慈善为怀的意义简直就太微不足道了。在现代科技空前强烈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都发现他们今天“坐在同一条船上”（in the same boat），他们正在为一些相似的问题发愁，正面临着一同覆舟溺水的严峻而现实的前景。
如果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的话，那就不妨想想越南战争的后果：直到现在美国社会还没能完全治愈这场悲剧在其政治经济上留下的创伤。也不妨想想我们日益依赖着的第三世界：那里既是我们产品的销售市场，又是我们的原料来源地，而且由于我们自产的原料日趋枯竭，那些地区对我们便显得格外重要。最后，请再想想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实：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陷入过去认为只有第三世界才会碰到的那些麻烦之中。我们的生活模式正在被第三次工业革命重新塑造；而这次工业革命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实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所望尘莫及。这次工业革命的冲击遍及全世界：它一方面提供共同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带来共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眼周围而又留心注视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三世界的许多问题都正在我们这个第一世界里突然发生。试看：
例一：失业。旷日持久的结构性失业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特点。今天这种现象在第一世界也已然普遍。其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既输出商品又输出产业。向海外低廉劳动力地区每移植一家工厂，便输出相应的工作机会，或者说，同时输入相应规模的失业人数。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才有可能使工业本身大规模移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导致一个共同的全球性劳动市场正在形成。这样一来，原先享有优惠和高工资待遇的西方劳工，也就只好来分担第三世界工人的传统性失业和低工资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马丁·格伯（Martin Gerber）对这一事实作出了反应，他警告工会工人说：“今后几年我们将不得不从产业工会的规模转向国际性工会的规模……由于福特这样的跨国公司每年有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海外，加上零部件的通用化和‘世界型汽车’这类产品的盛行，一国性的工会组织已经过时了。”
例二：农民破产。资本密集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技术先是摧垮了美国的农场主，继而又摧垮了第三世界的农民。取代劳动力的新农业技术把美国的家庭农场数目从1930年代中期680万的高峰锐减至1980年的280万，至1985年估计会降到100万。被淘汰的农业人口流入城市，于是，农业部1975年预算的三分之二便被拨作救济城市贫民的粮食费用，其实很多城市贫民都是农业部自己推行的农业综合企业技术把他们驱离土地而造成的。同样，第三世界的城市周围到处充斥着逃离农村的农民居住的贫民窟，所不同者，只是这些农民得不到像比较富裕的美国所实行的那种政府救济罢了。
例三：贫困。今日的世界，有5亿人患营养不良症，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营养不良现象在美国蔓延得虽不太广，但却绝非丝毫没有或微不足道。就营养不良的美国人数来说，一个公认的数字是2000万。这个数字同全国经济机会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Council on Economic Opportunity）1980年的报告是相符的。该报告认为，从1960年代中期发起“向贫穷开战”以来，“贫穷并无稍减”，即官方认定的贫穷美国人（一个四口之家全年总收入低于7450美元即为官方认定的贫困户）仍然多达2500万人。“贫穷”一词在人类语言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消看看1980年9月巴尔的摩市2.6万人在酷暑下排成长队一连数小时等待申请那75个政府工作名额的情形，就不言自明了。“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触目惊心的了，”市政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奥尔林斯基（Walter Orlinsky）说。“你在美国其他任何正在老化的城市里都会遇到同样的长队。对此人们都已习以为常，毫不见怪了。”
例四：政治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只因说了“美国同苏联一样也有政治犯”这样一句话，便在1978年8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结果被责令辞职。他在答辩时指出：“有形形色色的政治犯。我倒以为，某些人之受监禁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坏，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穷。”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拯救人类人民同盟运动”（People Unitedto Save Humanity，PUSH）理事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牧师断言，美国监狱40万在押犯中，有30万是黑人或棕色人。“我的意思是说，美国全部犯人有四分之三是黑色或棕色皮肤，这一事实本身即反映着某种同我们对刑事犯罪的一贯看法完全不同的东西。既然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导致那么多人饱受铁窗之苦，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便纯属政治犯，那么，卡特总统为另一些人的行为大声疾呼的‘人权’问题同样也该适用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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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六：州与殖民地。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那种依附和剥削关系，并不只限于针对少数民族。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肤色界限而囊括了所有地区。这从下面科罗拉多州州长狄克·拉姆（Dick Lamm）反对露天采煤公司的呼吁中就可得到证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肯塔基、田纳西、西弗吉尼亚和其他几个州的遭遇——它们充当了全国的煤箱；我们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再轮到我们头上……如果不是出于它们领导人的断然态度，某些做法简直就像对待殖民地一样，毫无差别，不论它们是科罗拉多还是刚果。我们决不想成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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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麦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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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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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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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华人所具有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处于当前大转型阶段的中国，未来的增长动力应该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这是被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所证明的。虽然当代中国已经进行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到今天为止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故本书所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反思未来中国应该走的社会发展道路。
点评：“死亡税率”不减下来，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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