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如何避免“一人得病全家吃药”

对房地产市场来说，2017年是名副其实的“调控年”。不论一线还是二线城市，调控政策频繁出台。

“只需在3月17日下午2点半完成网签，一家人就可从南城搬到CBD旁边。但3小时后，中介电话告知：网签口给关了，签不上了。这家人就这样在北京没有房子了。”媒体披露的这则案例，显示出调控政策对市场交易的巨大影响力。

北京市在2017年3月17日出台号称是“史上最严的”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收紧购房资格并严厉打击投机性投资。这套政策组合拳产生稳控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但许多在网签环节被意外打断交易的人们，却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认房又认贷”的刚性政策，让一些想要换房的家庭不得不承受更高的首付比例，甚至有些人因此而失去了拥有住房的资格。“3•17新政”的政策变更属于不可抗力，但购买者和销售者都不得不承受因此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和心理焦虑。

针对“3•17新政”导致的多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近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进行解释，支持当事人在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解除合同。与此同时，法院也对定金罚则、违约赔偿、合同履约等问题做出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因政策调整而遭受无妄之灾的民众的焦躁心态，尽管它无法让合同纠纷的所有各方都能够满意。

但是，围绕“3•17新政”的余波远未止息，政府从中汲取教训也尤为重要。政府是否应该补偿这些利益受损者？如何让政策不再“伤及无辜”？

无论是政策初衷还是政策设计，调控房价的政策都无可挑剔。但政策的执行策略则需要一点人性化的考虑。一些人指出，政府至少应该提前告知以便人们做好准备，或对在买卖过程中因为政策而“卡壳”的交易网开一面。否则，如果人人自危而担心，那么房市无异于“击鼓传花”，并可能进一步助长市场的投机色彩。但是在房价调控方面，政府可谓同样左右为难。

一方面，如果政府提前释放信号并提供政策缓冲期，可能让小道消息和谣言满天飞，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而让市场过度反应。例如，北京市2010年开始对机动车牌照限制，导致许多人提前得到消息而囤积居奇。另一方面，“矫枉必须过正”，政府的“突然袭击”可让政策迅速奏效，但却会让一些原本不属于政策对象的群体受害。比如，许多所谓的“刚需”家庭就因此而无法改善住房。

综合来看，在诸如房价调控这样的政策问题上，“一刀切”的政策执行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误伤”。所以，“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之后，要有配套的救济机制，使无辜受累的民众能够得到适当的利益补偿。因此，在政策执行方面，政府需要做到“刚柔并济”。既要有刚性的政策红线，让投机者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也要有柔性的救济与补偿，令处于弱势的无辜群体得到应有的补救。因此，政府需要平衡各方利益，让公共政策的公共价值最大化。

笔者对新加坡的观察发现，政府在此类政策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左右为难。2013年，新加坡政府为了房地产市场降温，对组屋（公共住房）转售政策“突然袭击”，要求永久居民必须在本地居住满三年才可以购买组屋。这让许多恰好处于交割状态的家庭进退两难，政府为此进行解释并对有证据做出证明的交易予以放行。

但对于需要企业和民众提前准备的政策，可以为利益相关者设定一个缓冲期，使其能够因应调适而不至于措手不及。比如，新加坡人力部在调整外劳配额或工作准证的批准条件方面，就会为雇主提供数月的调整适应期，以使其可以通过增加人手或自动化等手段渡过难关。政府释放的信号是明确无误的，即逐步抬高外国就业人员的招聘成本和难度。但政府的确为企业预留了缓冲期，使许多企业不至于措手不及。

“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政策“翻咸鱼”一样翻来覆去，那么就很难服众。就此而言，政策设计需要“精准打击”，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这也像治疗癌症一样，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自伤，但应尽可能降低自伤的程度和范围。对于炒房客，政府要精准定位并严厉打击；但对于希望拥有和改善住房的人们来说，政府则不应连带打击。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实现政策制定的精细化和政策设计的科学化，使公共政策能够提高精确度和有效性，避免“一人得病，全家吃药”。

政府出台房价调控政策并非首次，因为在过去十余年政府都屡次三番出台政策。但从3月新政到12月解释，其间经历了大半年，政府才最终出面澄清和做出解释。一方面，这反映政府出台政策时准备不足，没做好相关应急预案。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政府需要举一反三，在类似的政策调整方面预判准确并考虑得更加周全。如何使政策决策和执行更加科学有效，避免“拍脑袋”式的武断决策，可能同样是值得关注和改善的领域。

市场会失灵，政府同样会失灵。但是，政府的失误之处，不应由民众来埋单。比如，对能提供合法证明的购房者给予一定的解释和说明，使其可以据此获得补偿或赔偿。这固然会让一些人侥幸成为“漏网之鱼”，但总体来说无伤政策大局。不久前，西安市政部门洒水车在冬季违规洒水，导致数十辆车发生连环相撞事故，也引出了政府失策的赔偿救济问题。

归根结底，政策是为人而服务的，应以人为本地执行政策，并对政策导致的副作用和后坐力予以适当补偿，以免民众失去对政策的信任。（作者马亮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