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地做事，提升制度的敏感适应能力

最近IMF工作小组在华结束了关于中国经济的年度第四条款磋商讨论工作，年内第二次上调中国今年的GDP增速至6.7%，并提出了通过在更广泛的领域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继续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的期许，以及表达了对中国深化改革、挖掘中国内生增长潜力的信心。

当前中国通过政策支持，如依赖扩展性的广义信贷政策等主导的投资和债务增长模式，实现了短期的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平衡，继续成为金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主要亮点之一。IMF再次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短期政策支持，增强了国内外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方面的国际声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政策支持对经济金融的促进作用尚带有明显的短期效应，属于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单纯依靠“扩展性”的广义信贷和积极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抬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负债率，导致了金融体系内的信用空转套利、监管套利和关联套利，以及不当创新等，加剧了国内经济金融系统内的风险敞口。

最近几个月内，一行三会在金融体系内展开的一场监管风暴，显示出决策层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已开始着手处理这一风险隐患。当然，就目前来看，当前的监管应对举措还更多是政策性的，同样带有权宜之计的阶段性特征。治本之策还需要从制度上加快推进改革，制定长效性风险政策目标和风险缓释政策，增强制度对经济社会的敏感性适应能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

当前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基础。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揭示，经济增长的秘密和利息的起源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索洛剩余。而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教育及教育普及带来的存量知识的提升。当下，国内民众的受教育程度获得了显著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的竞争优势凸显，长期以来对英语教育的重视，使中国民众更容易、更方便地接触到并可充分利用英语世界庞大的存量知识基础，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民众分享英语世界存量知识的成本，为中国聚敛了较为可观的内生增长动力之基础。

因此，目前对中国而言，更为重要的就是提高现有制度对经济社会变迁的敏感性适应能力，以便充分发挥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正在不断聚敛的内生增长潜力。这需要以正确的姿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负面清单管理的理念，对权力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保障权利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推动“放管服”的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将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真正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对于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一是权力的公共服务要施政于公共外部性的治理，一是通过制度改革严控权力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市场和社会独立主体间的交易，严防出现权力与权利发生交易的问题，一旦出现权力与权利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交易，制度将容易失去对经济社会的敏感性适应能力，妨碍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这首先需要政府构建完善透明性担保体系。通过透明性担保既保障权力的合法使用，又保障权利在程序正义的框架和秩序下运行，如构建完善而畅通、透明的政务程序监管体系，完善清晰的产权保护体系、反垄断体系，加快国企改革，使国企真正成为合格的市场交易主体等，为经济社会的运行提供一种基于程序正义的秩序，使权力和权利都能遵循程序正义正确地做事。

其次，政府应致力于构建和完善防护型保障体系。完善的防护型保障体系，主要是通过构建基础性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包系统，在经济社会提供免予恐慌的自由，通过完善独立的司法裁判体系，公正合理地调节经济社会的纠纷，防范各种侵权行为等；同时，充分利用市场的内生自律自治能力，社会内生的自律自治能力，提高市场和社会的自治水平，提高经济社会效率，降低经济社会的运行成本等。

以当下的金融市场为例，三空转、三违反、四不当，以及或隐或显的刚性兑付等问题，从制度和技术角度上看，就是国内金融机构在用间接融资的模式从事基于信托责任的直接融资活动，导致当前的大资管变成了金融机构信用的表外输出，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的分业监管成为了不当创新和套利的热土。因此，要真正从根本上消除金融体系的诸多乱象，不应过度倚重行政禁止的政策，而是要深化制度改革，完善政府对金融市场的透明性担保和防护型保障体系及能力，为真正搭建一个符合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基于信任交易的机制，提供制度保障，使直接融资在信任交易的环境下，真正基于信托责任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等。

总之，当前中国在短期的稳增长和防风险方面成效显著，但这是一剂止痛剂，是以经济社会体系风险不断聚敛为代价的。因此，必需通过制度变革构建公平合理的经济社会风险分散、管理和分担机制，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清晰边界，完善政府的透明性担保和防护型保障职能体系，经济社会的转型才能真正有效推进。

对此，我们看到政府正在以正确的方式寻求重新打开施政理念和行政职能的方式，这恰是向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人输出足信允诺的信心。我们期许政府主导的改革能够继续行走在正确地做事的路上，而避免误入做正确的事的误区，因为把做正确的事作为治理理念，最终驶向的是致命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