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八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王世杰文集》（上、中、下）
作者：王世杰
主编：刘猛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本书辑法学家、政治学家王世杰先生的法政文章，系首次集结出版，分为上下两编，包括论文、评论、书评等。王氏乃一代法学大家，生前身后至今除《比较宪法》外尚无文集正式出版。此次编者极尽搜罗，为世人全面展示王氏学思历程和治学脉络，展现其对于时代的思考。处在“一个无数旧势力应消灭而未消灭，无数新势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时期”，王世杰的学术关注主要在公法领域，治学范围既包括学术的前沿问题，又含有中国的现实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论述分析法治先发国家的制度及理论，为中国的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打开新局面，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中国文明的再生。
刘猛：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王世杰
王世杰（1891~1981），巴黎大学博士，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宪法、行政法等课程，并携手北大同仁编辑《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传授最前沿的西方法政理论，用学理的、理性的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六年后南下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其后出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外交部长等等职务，抗战时期身兼数个机关的首长职务。处身于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样“一个无数旧势力应消灭而未消灭，无数新势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时期”，那一辈学人都想把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他们“从道不从君”，没有选择北京政府，选择了国民政府。恰如胡适所说，他本来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已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能够好好把中国统一起来，能够真正实现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家，我们虽不入党，也应该在党外以全力支持它。王世杰党派色彩远较胡适浓重，但在此事上他的态度与胡适应该相去不远。
学者从政，往往都有自己的先前规划，他们不是为了做官去的，他们是为了实现自身抱负去的。从政之后的王世杰，有了把自身所学施诸实践的机会。教育部长任内，他着手各种改革，因部中无健全的学术审议机构，怕审核权落入司长、科长等行政官僚之手，不同意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聘任权由大学转入教育部。他“以为中国教育之病，在尚未能彻底现代化”，因此严厉遏制种种与现代化相背的趋势，如中小学读经、设置中医学校等，竭力提倡西医学，增设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在教育部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以为全国医教设计及监察机关；并严守信教自由原则，禁止任何学校以宗教为必修科目或强迫学生参加礼拜等仪式。
抗战初期，他以敏锐的国际眼光坚请蒋中正勿轻言和，因为“实则目前言和，必须变更政府一切立场，自行撕碎九国公约与中苏不侵犯条约。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他求学任教时以比较法的视野研治各国宪制，考察出英美的法律制度较德、法、日更加注重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他觉得英美式的民主、自由会是世界潮流，先进战胜落后、民主自由战胜独裁专制将是大势所趋。所以，抗战时期他坚持原则主张联合英美，不因一时的国际形势强劣变化而变更，并多次在高层会议上据理力争，影响当局决策，与政府内联合德国的主张有异。
在做中宣部长期间，王世杰主张划分党管和政府管的界限范围，任期三年秉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未尝停一报或封一报，因此不获见谅于党部和军事方面的很多人。还建议蒋中正对于图书及不以记载政治新闻为目的的杂志，废止强制送审办法。而对于国民政府，他谋求制度上的若干重要改革。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他，认为“参政会能否有贡献，要看我们是否真心扶植民治。”他不无天真的认为政治的发展会迫使中共接受民主政治。对于国共问题，他主张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而不是以战争争胜。在中苏谈判收尾时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任外交部长，其中亦不乏主动，他以“回狂澜于既倒”的心态，希望用自身学识做出点成绩。诚如顾维钧所言，“王一直想当中国外交部长，以便以他自己的方式执行外交政策。”虽然历史给机会的这个时刻不太美好，王世杰还是接受了，他岂不知其中风险，他只是“为国为党，均一本至诚”，不计个人得失罢了。后世月旦，颇多责难，但蒙古岂是一个外长就能卖掉的！迁台后，他献言献策，“维护十年来辛辛苦苦所奠定之法治微弱规模”。1960年代并“以民主必须从实行中求进步为理由，力主即时实行地方自治”。在立法委员攻击史语所诸人编纂上古史时，书面答复“任何政府机关无权干涉私人著述史书之权”，坚决的捍卫学术自由。
政治不是总与理想重合。从政后的王世杰，处身国民党诸多派系之中，不得不变得圆融，不断挤压自己的梦想，或许这是一切为官者的不得不然之举；因为他们不仅要考虑事体的正当性，还要顾及实施的可能性。除了忠于自身理念的良心，他还有一个忠于最高当政者的良心，这也是为官者的应有品质，特别是在派系纷呈的民国年代。他“从未以代表任何派系自居，且极不愿自己之主张与行动，偏袒任何一派一系或某一学校，而不顾公道与公益”。一九五三年蒋中正以两航案为借口罢免了他总统府秘书长的职位，此事他本无过错，可是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保持缄默，他觉得在那时的环境下“任何辩护都是有损国家的”。他为了顾及蒋中正的面子做了“替死羊”。
虽然王世杰仕途一生颇受指责，可他并非没有原则之人，也并非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一味的迁就领导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妥协，但却不会执行与梦想完全背反的领导人决定。在中研院院长选举中，顾孟馀和他早年是北大同事，也是学者出身，办过教育当过大学校长，并非玩弄权术之人，所以王世杰才把他举出。当政者介入后，他曾说过，“要把孟馀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这就是他的两个良心在同时起作用了，适之无疑是最适合的人，这是他的“学术良心”，孟馀是为当政者考虑提出的并不违反学术自由却非最适合的人选，这是他的“政治良心”。撤迁台湾之后，当时知识人处在白色恐怖氛围下喘息不得，他和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在被免职总统府秘书长之后，去见蒋中正，因这桩葫芦案的无理摔门而出，从此淡出政界。可见，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彼时很多从政学人一样，他们从政的目的在做事而不在为官。若是无法做事了，官位又有何用！
刘猛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2017年12期，本文据此摘编
本期推荐
《最寒冷的冬天》
作者：（美）大卫·哈伯斯塔姆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2017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场短兵相接，也在战略部署和政治外交上展开全面较量。然而，原本计划三个星期结束的战争，最后竟然持续了三年之久。朝鲜战争为什么爆发？强大的美国怎样一步步陷入泥潭的？今天的远东国际局势，在多大程度上依旧受这场战争影响？本书对此一一展开。
点评：对于朝鲜战争，多数人熟悉的是中方的决策和参战过程，本书呈现了美国围绕这场战争的政争和抉择。
《最漫长的下午》
作者：（英）布伦丹·西姆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815年，拿破仑从流放地回到法国，随即掀起滑铁卢战役。当时谁也不知道，拿破仑将自此战后永远退出世界舞台。更无人预料到的是，决定这一战，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的关键人物是英王德意志兵团的400名歩兵。他们负责防守拉海圣庄园，这里是通往布鲁塞尔的必经之路。
借助新发掘的目击者报告和细节，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布伦丹·西姆斯再现了奥普迪达旅长、巴林少校、步兵林道等400勇士出于反对拿破仑暴政的觉悟、对英国国王的忠诚、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战友情、朋友谊以及军人的职业道德，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持续战斗，打退了一波又一波法军的无畏形象。尽管伤亡惨重，最终不敌而退，他们对战事的延宕拖垮了拿破仑，以一己之力决定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这次战役。
点评：微观史学展现大战中的关键，局部战斗影响了导致了滑铁卢战役最后结局。
《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
作者：刘金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重要文件。本书以丰富而权威的史料，系统记述了邓小平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亲自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全过程。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对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进行了深入介绍，包括毛泽东逝世前后的中国政坛情况、拨乱反正的初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国庆30周年讲话等。第五章至第七章详细描述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全过程及对该决议的评价等内容。
点评：本书作者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管理部主任，扎实的史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坚固的支撑。
《道德的演化》
作者：（新西兰）理查德·乔伊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道德思想贯穿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但这种道德思想的起源在哪里，这种思想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类在几百万年前迫于恶劣的生活坏境而成形的，还是在晚近时的一种文化发明？在经过自然选择的历程之后，人类大脑是否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在生理机能上已经做好了规避道德怀疑主义同时强调道德现实主义的准备？道德能否在基因层面上找到自洽的解释——帮助我们祖先繁衍更多后代的一种工具？这种解释是否又会降低道德在我们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本书以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入手，回应了这些极具争议的问题，结合实证科学和哲学探讨试图证明人类道德的先赋性，解析人类的道德和道德感是如何在自然选择和社会互动中演化的。
点评：三妻四妾在中国古代社会合乎道德规范，今天合乎道德规范的是一夫一妻且对婚姻忠诚。本书的话题将与时俱进，常论常新。
《慈善法史1532-1827》
作者：（英）加雷斯·琼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展现了从宗教改革到埃尔登伯爵卸任大法官一职期间的慈善法发展历程，这一时期正是现代慈善法初具雏形之际。本书详尽阐述了宗教、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对慈善法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慈善的界定以及近似原则的影响，并表明了程序性因素对界定法律中的慈善及其限界的重要性。
点评： 从人治到法治，非一日之功所能速成。本书以英国慈善法近300年的演变史，展示了法律与社会的互动。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八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王世杰文集》（上、中、下）
作者：王世杰
主编：刘猛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本书辑法学家、政治学家王世杰先生的法政文章，系首次集结出版，分为上下两编，包括论文、评论、书评等。王氏乃一代法学大家，生前身后至今除《比较宪法》外尚无文集正式出版。此次编者极尽搜罗，为世人全面展示王氏学思历程和治学脉络，展现其对于时代的思考。处在“一个无数旧势力应消灭而未消灭，无数新势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时期”，王世杰的学术关注主要在公法领域，治学范围既包括学术的前沿问题，又含有中国的现实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论述分析法治先发国家的制度及理论，为中国的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打开新局面，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中国文明的再生。
刘猛：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王世杰
王世杰（1891~1981），巴黎大学博士，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宪法、行政法等课程，并携手北大同仁编辑《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传授最前沿的西方法政理论，用学理的、理性的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六年后南下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其后出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外交部长等等职务，抗战时期身兼数个机关的首长职务。处身于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样“一个无数旧势力应消灭而未消灭，无数新势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时期”，那一辈学人都想把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他们“从道不从君”，没有选择北京政府，选择了国民政府。恰如胡适所说，他本来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已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能够好好把中国统一起来，能够真正实现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家，我们虽不入党，也应该在党外以全力支持它。王世杰党派色彩远较胡适浓重，但在此事上他的态度与胡适应该相去不远。
学者从政，往往都有自己的先前规划，他们不是为了做官去的，他们是为了实现自身抱负去的。从政之后的王世杰，有了把自身所学施诸实践的机会。教育部长任内，他着手各种改革，因部中无健全的学术审议机构，怕审核权落入司长、科长等行政官僚之手，不同意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聘任权由大学转入教育部。他“以为中国教育之病，在尚未能彻底现代化”，因此严厉遏制种种与现代化相背的趋势，如中小学读经、设置中医学校等，竭力提倡西医学，增设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在教育部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以为全国医教设计及监察机关；并严守信教自由原则，禁止任何学校以宗教为必修科目或强迫学生参加礼拜等仪式。
抗战初期，他以敏锐的国际眼光坚请蒋中正勿轻言和，因为“实则目前言和，必须变更政府一切立场，自行撕碎九国公约与中苏不侵犯条约。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他求学任教时以比较法的视野研治各国宪制，考察出英美的法律制度较德、法、日更加注重对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他觉得英美式的民主、自由会是世界潮流，先进战胜落后、民主自由战胜独裁专制将是大势所趋。所以，抗战时期他坚持原则主张联合英美，不因一时的国际形势强劣变化而变更，并多次在高层会议上据理力争，影响当局决策，与政府内联合德国的主张有异。
在做中宣部长期间，王世杰主张划分党管和政府管的界限范围，任期三年秉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未尝停一报或封一报，因此不获见谅于党部和军事方面的很多人。还建议蒋中正对于图书及不以记载政治新闻为目的的杂志，废止强制送审办法。而对于国民政府，他谋求制度上的若干重要改革。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他，认为“参政会能否有贡献，要看我们是否真心扶植民治。”他不无天真的认为政治的发展会迫使中共接受民主政治。对于国共问题，他主张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而不是以战争争胜。在中苏谈判收尾时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任外交部长，其中亦不乏主动，他以“回狂澜于既倒”的心态，希望用自身学识做出点成绩。诚如顾维钧所言，“王一直想当中国外交部长，以便以他自己的方式执行外交政策。”虽然历史给机会的这个时刻不太美好，王世杰还是接受了，他岂不知其中风险，他只是“为国为党，均一本至诚”，不计个人得失罢了。后世月旦，颇多责难，但蒙古岂是一个外长就能卖掉的！迁台后，他献言献策，“维护十年来辛辛苦苦所奠定之法治微弱规模”。1960年代并“以民主必须从实行中求进步为理由，力主即时实行地方自治”。在立法委员攻击史语所诸人编纂上古史时，书面答复“任何政府机关无权干涉私人著述史书之权”，坚决的捍卫学术自由。
政治不是总与理想重合。从政后的王世杰，处身国民党诸多派系之中，不得不变得圆融，不断挤压自己的梦想，或许这是一切为官者的不得不然之举；因为他们不仅要考虑事体的正当性，还要顾及实施的可能性。除了忠于自身理念的良心，他还有一个忠于最高当政者的良心，这也是为官者的应有品质，特别是在派系纷呈的民国年代。他“从未以代表任何派系自居，且极不愿自己之主张与行动，偏袒任何一派一系或某一学校，而不顾公道与公益”。一九五三年蒋中正以两航案为借口罢免了他总统府秘书长的职位，此事他本无过错，可是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却选择了保持缄默，他觉得在那时的环境下“任何辩护都是有损国家的”。他为了顾及蒋中正的面子做了“替死羊”。
虽然王世杰仕途一生颇受指责，可他并非没有原则之人，也并非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一味的迁就领导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妥协，但却不会执行与梦想完全背反的领导人决定。在中研院院长选举中，顾孟馀和他早年是北大同事，也是学者出身，办过教育当过大学校长，并非玩弄权术之人，所以王世杰才把他举出。当政者介入后，他曾说过，“要把孟馀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这就是他的两个良心在同时起作用了，适之无疑是最适合的人，这是他的“学术良心”，孟馀是为当政者考虑提出的并不违反学术自由却非最适合的人选，这是他的“政治良心”。撤迁台湾之后，当时知识人处在白色恐怖氛围下喘息不得，他和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在被免职总统府秘书长之后，去见蒋中正，因这桩葫芦案的无理摔门而出，从此淡出政界。可见，他“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彼时很多从政学人一样，他们从政的目的在做事而不在为官。若是无法做事了，官位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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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大卫·哈伯斯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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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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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对于朝鲜战争，多数人熟悉的是中方的决策和参战过程，本书呈现了美国围绕这场战争的政争和抉择。
《最漫长的下午》
作者：（英）布伦丹·西姆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815年，拿破仑从流放地回到法国，随即掀起滑铁卢战役。当时谁也不知道，拿破仑将自此战后永远退出世界舞台。更无人预料到的是，决定这一战，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的关键人物是英王德意志兵团的400名歩兵。他们负责防守拉海圣庄园，这里是通往布鲁塞尔的必经之路。
借助新发掘的目击者报告和细节，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布伦丹·西姆斯再现了奥普迪达旅长、巴林少校、步兵林道等400勇士出于反对拿破仑暴政的觉悟、对英国国王的忠诚、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战友情、朋友谊以及军人的职业道德，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持续战斗，打退了一波又一波法军的无畏形象。尽管伤亡惨重，最终不敌而退，他们对战事的延宕拖垮了拿破仑，以一己之力决定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这次战役。
点评：微观史学展现大战中的关键，局部战斗影响了导致了滑铁卢战役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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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金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重要文件。本书以丰富而权威的史料，系统记述了邓小平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亲自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全过程。其中第一章至第四章对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进行了深入介绍，包括毛泽东逝世前后的中国政坛情况、拨乱反正的初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国庆30周年讲话等。第五章至第七章详细描述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全过程及对该决议的评价等内容。
点评：本书作者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管理部主任，扎实的史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坚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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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西兰）理查德·乔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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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道德思想贯穿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但这种道德思想的起源在哪里，这种思想的目的是什么？是人类在几百万年前迫于恶劣的生活坏境而成形的，还是在晚近时的一种文化发明？在经过自然选择的历程之后，人类大脑是否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在生理机能上已经做好了规避道德怀疑主义同时强调道德现实主义的准备？道德能否在基因层面上找到自洽的解释——帮助我们祖先繁衍更多后代的一种工具？这种解释是否又会降低道德在我们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本书以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入手，回应了这些极具争议的问题，结合实证科学和哲学探讨试图证明人类道德的先赋性，解析人类的道德和道德感是如何在自然选择和社会互动中演化的。
点评：三妻四妾在中国古代社会合乎道德规范，今天合乎道德规范的是一夫一妻且对婚姻忠诚。本书的话题将与时俱进，常论常新。
《慈善法史1532-1827》
作者：（英）加雷斯·琼斯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展现了从宗教改革到埃尔登伯爵卸任大法官一职期间的慈善法发展历程，这一时期正是现代慈善法初具雏形之际。本书详尽阐述了宗教、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对慈善法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慈善的界定以及近似原则的影响，并表明了程序性因素对界定法律中的慈善及其限界的重要性。
点评： 从人治到法治，非一日之功所能速成。本书以英国慈善法近300年的演变史，展示了法律与社会的互动。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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