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个人信息入刑，释法应为立法先声

自今日起，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虽说这仅是一部针对刑法条款的司法解释，但对置于烤架的公民个人信息，却有如一场“及时雨”。

举目国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乱象，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据有关统计，仅2016年，公安机关网络安全保卫部门遍侦破此类案件1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00余人，查获各类公民个人信息300余亿条。而近期广东公安部门的一次“收网”行动，即端掉犯罪团伙6个，缴获个人信息近1亿条。

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惊颤着一个个公民被侵犯的权利。还记得那个名叫徐玉玉的山东女孩吗？就因为那个“知根知底”的诈骗电话，即将迈入高校大门的她，不仅被骗走了上学费用9900元，更因伤心欲绝、郁结于心，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而在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链条上，作为受害者的徐玉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尽管这起电信诈骗案被“挂牌督办”，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钱款如数追回，但由此暴露出的法律“漏洞”，却必须有所警觉。为何不法分子能轻易地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何他们面对刑罚作案肆无忌惮？这一个个的问号，还需要经由立法，逐一“捋直”。

两高“解释”的最大亮点，便是解决了刑罚打击欠“标准”之不足。虽说从《刑法修正案（七）》到《刑法修正案（九）》，两度刑法“大修”，确定了侵犯公民信息罪，提高了量刑幅度，但刑法还存在若干“模糊地带”，给侦查办案、定罪量刑等带来一定随意性。

譬如，对“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通过信息网络或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等，与对方并没有直接接触，此类方式算不算“提供”？再比如，对何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也没有明确的“标尺”，办案靠“经验处断”，既增加了不法分子逃逸法网的“机会”，也削弱了刑罚的严肃性。

根据两高“解释”，凡符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违法所得5千元以上”等十种情形即可入罪，既方便办案人员“按图索骥”，也压缩了“任性”空间。

不过，也应看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一项系统工程，非刑法一家所能独挡，而两高“解释”也载不动这“许多愁”。从社会层面看，随着司法解释对“关联犯罪”和“行内内鬼”的“溯源打击”，还需要辅以一场更深层次的行业整肃，以切断公民个人信息的扩散途径。

从个人层面看，两高“解释”出台，是对不法分子的震慑，但具体到每个公民，还需要更强的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诸如徐玉玉这样涉世未深的学生，或者是独居的老人，这些被边缘化群体，往往也是犯罪者“鱼肉”的对象，需要从职能部门到社会、家庭都“拉一把”，增强公民的防范意识与防骗技巧。

从长远看，不仅需要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全面“发力”，还应加速《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立法，“兼蓄”散落各处法条，以立体高效的法律保护体系，让徐玉玉案成为绝响。

如是观之，两高“释法”应为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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