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经常看到一些疑似“励志”的文章，鼓励人们一天工作12甚至14小时以上。例如，某集团公众号晒过该集团总裁一天的行程，年过六旬的总裁4点起床，时间和行程安排得满满的，然后到晚上19点多还去办公室继续工作。再比如，一个以前的图书编辑改行做了IT，忽然大发感叹，说自己做IT的高压力高度紧张的工作让自己各个方面得到了锤炼，能力大幅提高，觉得以前做图书编辑太清闲了，是生在福中不知福。996工作制（是指工作日早9点到晚9点、一周工作6天，且没有任何的补贴的工作。公司要求员工要按照“996工作制”来加班，而且公司不会给任何补偿，包括加班餐，晚上打车补贴也没有。）已经足以让人抓狂，还有企业老板对996不屑一顾，声称自己企业的员工更拼命。
从草根跻身于富翁，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和条件？哪些依赖于自己，哪些是无法掌控的制度和外部环境？个人奋斗和超负荷高强度劳动和持续加班，在通往财富之路上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这些问题需要一一辨析。
大环境：良好的制度是积累财富的必备条件
持续从事繁重和超负荷劳动值得提倡吗？我的人生经验提供了相反的答案。我1970年生于湖北云梦隔蒲镇，生命中的前二十几年都是在农村度过。自幼就接触到繁重和无止无休的体力劳动。平心而论，我从来就没有在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感受到什么乐趣和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劳动光荣”。在我的早年记忆中，一家几口的辛苦劳作，不过是勉强维持温饱，不用像我的祖父那样在大饥荒中饿死。每年的双抢，是农村最为繁忙的时候，割麦子、打捆、打麦子、晒麦子，然后拖到粮站出售，接下来是栽棉花营养钵，挑水、施肥、松土、除草……由于家中缺乏劳力，我14岁就开始与父母一起挑水，浇灌刚刚栽下的棉花营养钵，100斤左右的重量压得我寸步难行，一天挑水下来，两肩全部都红肿了。第二天一大早，又会被父母早早叫醒，继续挑水。由于使用右肩比较多，直到现在，我两个肩部的骨骼仍然不一致。这样超负荷的重体力农活儿，每年夏季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有一年夏天，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打完麦子之后猝死——这就是体力透支造成的恶果。
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年夏天都有青壮年农民或妇女，因为一点小事就喝下保棉丰、甲胺磷、1605等剧毒农药而自杀身亡的，其中包括一个本家叔叔和姑姑。对他们而言，繁重而艰辛的劳动只能维持最为基本的生存，人生了无乐趣，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生无可恋”。直到2000年房地产兴起，以及打工的机会增加之后，才少有人自杀。在我看来，超负荷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人实际是一种严酷的折磨，无论是聂绀弩、顾准，还是邵燕祥等人关于下放到干校劳动的作品，都有着详细而生动的记录。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惩罚性劳动只是几年，对于我父母和爷爷那一代人，却是漫长的一生！在大集体时代，他们被计划经济形成的剪刀差所剥夺；在改革开放时代，他们又落在了现代化的后面。
一个人创造巨额财富，往往需要很多的条件。既取决于先赋因素，也取决于个人努力，另外，还包括机遇和个人置身其中制度等等。从制度方面说，在一个法治健全，公民财产权等各项权利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由于起点相对平等，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的几率更高。在这样的社会，很少有人患红眼病和仇富的。如果是一个权力通吃的社会，既没有起点的平等，又缺乏创业的自由，再优秀的企业家，也不得不委身于权力而获得发展机会，个人要获得商业的成功，往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道德代价，不得不遭受权力的欺凌和羞辱，而且成功之后也容易遭人仇视。这样的制度之恶往往通过权力的运作而荼毒个人，因此形成了一个互害社会。
从先赋因素说，在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家庭的财力支持以及社会资源的确可以帮助个人取得成功。但是，这种助力是相对有限的，发挥的作用也被局限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和商业规则之内。在权力崇拜现象严重的国家，高官子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积累大量财富，商人获得权力支持或是不被刁难，成为了商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平民来说，后者更不公平。
孔子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所说的情形，乃是两千多年前社会形态较为简单的农业社会。对应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句话仍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不得不承认，即便是邦无道，也总有少数人凭借后致性因素和个人努力，抓住商机而致富。显而易见，这样的案例不会多。唯有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制度，让更多人更容易成功。
事实：处于财富金字塔的永远只是少数
起初，看到富翁勤劳致富的文章，读者很容易想到，自己不够努力和不够拼命。对于这样的信息，首先需要的是进一步审视。比如，一个集团的公众号，宣传自己的总裁如何勤奋乃职责所在。而读者需要细想的是，一个年过六旬的人，可能天天这样高节奏持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吗？如果天天如此，恐怕连拳王泰森那样的体格也坚持不了一年。再比如，从图书编辑改行做IT创业者，在一段时间内从事高强度大压力的工作，固然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那么你就能对看似清闲的图书编辑工作前恭后倨吗？如果你以高压力快节奏的持续工作为荣，那么别人为何不能以做出一本优秀图书之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为荣？对996工作制度不屑一顾的企业老板，如果你是企业的员工，在自己身体因为工作被淘空且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下，你又会做何思考？
如前所述，好的制度可以确保个人努力获得更高的几率积累财富，而糟糕的制度则侵蚀和削减了人们的创富动力和热情。对于数量最为广大的工薪阶层而言，由于阶层上升的渠道被堵塞，勤奋工作以获得更高收入和更高职位也就成了可操作的手段。的确，类似打工女皇吴士宏的成功经验很励志。但是需要看到，打工女皇吴士宏所爆发的能量和惊人努力，也是其自身秉性的一部分。而有人因为早年的成长环境造成的心理、性格，以及遗传因素等个体差别，并不具备这样的秉性。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2003年，不到40岁的吴士宏因为严重的心脏病离开了TCL——而这很可能就是她个人奋斗所付出的健康代价。更需要注意的是，吴士宏的打工经历，只可能出现在极少数人身上，职务越往上升，淘汰率就越高，晋升的职位就越少，处于财富金字塔的永远只是少数，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一生只能在普通和平常的工作岗位上——即便你工作已经很努力。
个人努力无疑是达至目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像我的父亲和爷爷那一代人，在大集体时代，他们被计划经济捆绑在土地上，无论你怎么吃苦耐劳，挣得的工分到年底分红时也只能换取极少的收入。分田到户后，即便你把每个人平均六分多地种得再好，刨去农药、化肥等成本，你的所得依然会很有限。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社会资源还是成本，他们都处于劣势。极少数农民企业家获得了成功，更多人却只能做一点小生意，省吃俭用维持一家人的开支，在农村建房，如此而已。
另一方面，从事自己喜爱工作的人，全部身心沉迷于自己追求的事业和创作中时，人们的痛感指数和疲惫感会大大降低。但是，纯属个人选择和完全自发自愿的超负荷超强度工作，与被迫和并非完全自发自愿的超负荷超强度工作，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那些为创业一天工作16小时的人，将来有可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回报，甚至自己已经获得巨大财富后对当初的创业者也吝于回报，如果要求员工无偿加班加点，则是强人所难。
价值观：成功不仅仅是获得权力和财富
在当下中国，庸俗的成功学盛行多时，有权力，有地位，有钱，有势被看作成功的标志，政府官员作为既得利益者享受了过多的好处和特权。在当下的中国，政府从民众这里汲取了大量税收之后，没有提供公平的福利，一视同仁地对所有普通民众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使民众有尊严地生存，而是利用二次分配向官员输送特殊利益。这正是需要改革的地方。只有在一个健康而公平的社会，人们对于成功的看法和定义才能多元，人们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仅仅集中在权力和财富上。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将获取权力和财富视为成功，所谓的“成功者”鼓励其他人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和劳动甚至“生命不休，工作不止”，这样的社会显然已经变异和扭曲。
公平地说，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吃苦耐劳和勤奋工作的精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民众创富热情的迸发和勤劳的结果。鼓励员工无偿或低偿超负荷高强度加班加点的人大致有三类：1.企业老板、创业者；2.企业或机构管理人员；3.普通员工。对于第一类人，他们可能会关心员工的成长，考虑员工的利益，也可能充满冷血的计算。对于第二类人，他们既有鼓励员工提高业绩的考虑，也可能为了升职或保住自己丰厚的收入和福利，持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实用心态。对于第三类人，极可能是自我激励，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其他人厉害的虚荣心。
虚心学习，努力而勤奋地工作是必要的，任何人要想自我实现，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生产力不断的提高，正是一代又一代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但就本质而言，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然后才从事工作，而不是相反。
就价值观而言，罗素说，参差多姿乃幸福本源，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官员和企业家、高管。在14亿中国人当中，处于普通岗位上的劳动者必然会最多。一个人定下了平常的人生目标，他自己觉得满足而快乐，这样的人生就很有意义。有人想当总统、将军、富翁、科学家，但有人可能只愿小隐于市，过寻常人的普通生活。这样的选择，既是个人意愿，也构成了一个多元社会的丰富性。但是，制度必须保障其基本的公民权利，并提供公平的社会福利，让每一个勤奋的公民有尊严地生活。
在中国，尽管有《劳动法》保护，但劳方没有合法的组织渠道和资源，因此，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博弈中通常处于弱势。当一些成功的企业家鼓励员工超负荷高强度持续加班时，作为员工，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自己处于利益链的末端。当你为了升职和加薪而充当拼命三郎时，不妨聆听一下身体给你的反馈信息，再决定要不要持续加班。科学研究表明，过于繁重和超负荷的劳动，不仅会透支体力，而且会让智商减退，反应迟钝，并埋下疾病的隐患。更不必说，你会没有时间和心情仰望星空，并思考心中的道德律。
一旦你被累垮，在工作中力不从心，老板最多会给你一些经济补偿，他很快就会找到你的替代者。理想、抱负、情怀……这些在商业逻辑中都不堪一击。如果你比牛马还累，而且并不感到充实和快乐，需要的或许是问一问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职场拼搏和奋斗的旅程中，亲人和朋友需要一个健康的你。
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经常看到一些疑似“励志”的文章，鼓励人们一天工作12甚至14小时以上。例如，某集团公众号晒过该集团总裁一天的行程，年过六旬的总裁4点起床，时间和行程安排得满满的，然后到晚上19点多还去办公室继续工作。再比如，一个以前的图书编辑改行做了IT，忽然大发感叹，说自己做IT的高压力高度紧张的工作让自己各个方面得到了锤炼，能力大幅提高，觉得以前做图书编辑太清闲了，是生在福中不知福。996工作制（是指工作日早9点到晚9点、一周工作6天，且没有任何的补贴的工作。公司要求员工要按照“996工作制”来加班，而且公司不会给任何补偿，包括加班餐，晚上打车补贴也没有。）已经足以让人抓狂，还有企业老板对996不屑一顾，声称自己企业的员工更拼命。
从草根跻身于富翁，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和条件？哪些依赖于自己，哪些是无法掌控的制度和外部环境？个人奋斗和超负荷高强度劳动和持续加班，在通往财富之路上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这些问题需要一一辨析。
大环境：良好的制度是积累财富的必备条件
持续从事繁重和超负荷劳动值得提倡吗？我的人生经验提供了相反的答案。我1970年生于湖北云梦隔蒲镇，生命中的前二十几年都是在农村度过。自幼就接触到繁重和无止无休的体力劳动。平心而论，我从来就没有在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感受到什么乐趣和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劳动光荣”。在我的早年记忆中，一家几口的辛苦劳作，不过是勉强维持温饱，不用像我的祖父那样在大饥荒中饿死。每年的双抢，是农村最为繁忙的时候，割麦子、打捆、打麦子、晒麦子，然后拖到粮站出售，接下来是栽棉花营养钵，挑水、施肥、松土、除草……由于家中缺乏劳力，我14岁就开始与父母一起挑水，浇灌刚刚栽下的棉花营养钵，100斤左右的重量压得我寸步难行，一天挑水下来，两肩全部都红肿了。第二天一大早，又会被父母早早叫醒，继续挑水。由于使用右肩比较多，直到现在，我两个肩部的骨骼仍然不一致。这样超负荷的重体力农活儿，每年夏季都要持续一段时间。有一年夏天，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在打完麦子之后猝死——这就是体力透支造成的恶果。
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年夏天都有青壮年农民或妇女，因为一点小事就喝下保棉丰、甲胺磷、1605等剧毒农药而自杀身亡的，其中包括一个本家叔叔和姑姑。对他们而言，繁重而艰辛的劳动只能维持最为基本的生存，人生了无乐趣，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生无可恋”。直到2000年房地产兴起，以及打工的机会增加之后，才少有人自杀。在我看来，超负荷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人实际是一种严酷的折磨，无论是聂绀弩、顾准，还是邵燕祥等人关于下放到干校劳动的作品，都有着详细而生动的记录。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惩罚性劳动只是几年，对于我父母和爷爷那一代人，却是漫长的一生！在大集体时代，他们被计划经济形成的剪刀差所剥夺；在改革开放时代，他们又落在了现代化的后面。
一个人创造巨额财富，往往需要很多的条件。既取决于先赋因素，也取决于个人努力，另外，还包括机遇和个人置身其中制度等等。从制度方面说，在一个法治健全，公民财产权等各项权利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由于起点相对平等，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的几率更高。在这样的社会，很少有人患红眼病和仇富的。如果是一个权力通吃的社会，既没有起点的平等，又缺乏创业的自由，再优秀的企业家，也不得不委身于权力而获得发展机会，个人要获得商业的成功，往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道德代价，不得不遭受权力的欺凌和羞辱，而且成功之后也容易遭人仇视。这样的制度之恶往往通过权力的运作而荼毒个人，因此形成了一个互害社会。
从先赋因素说，在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家庭的财力支持以及社会资源的确可以帮助个人取得成功。但是，这种助力是相对有限的，发挥的作用也被局限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和商业规则之内。在权力崇拜现象严重的国家，高官子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积累大量财富，商人获得权力支持或是不被刁难，成为了商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平民来说，后者更不公平。
孔子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所说的情形，乃是两千多年前社会形态较为简单的农业社会。对应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句话仍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不得不承认，即便是邦无道，也总有少数人凭借后致性因素和个人努力，抓住商机而致富。显而易见，这样的案例不会多。唯有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制度，让更多人更容易成功。
事实：处于财富金字塔的永远只是少数
起初，看到富翁勤劳致富的文章，读者很容易想到，自己不够努力和不够拼命。对于这样的信息，首先需要的是进一步审视。比如，一个集团的公众号，宣传自己的总裁如何勤奋乃职责所在。而读者需要细想的是，一个年过六旬的人，可能天天这样高节奏持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吗？如果天天如此，恐怕连拳王泰森那样的体格也坚持不了一年。再比如，从图书编辑改行做IT创业者，在一段时间内从事高强度大压力的工作，固然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那么你就能对看似清闲的图书编辑工作前恭后倨吗？如果你以高压力快节奏的持续工作为荣，那么别人为何不能以做出一本优秀图书之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为荣？对996工作制度不屑一顾的企业老板，如果你是企业的员工，在自己身体因为工作被淘空且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下，你又会做何思考？
如前所述，好的制度可以确保个人努力获得更高的几率积累财富，而糟糕的制度则侵蚀和削减了人们的创富动力和热情。对于数量最为广大的工薪阶层而言，由于阶层上升的渠道被堵塞，勤奋工作以获得更高收入和更高职位也就成了可操作的手段。的确，类似打工女皇吴士宏的成功经验很励志。但是需要看到，打工女皇吴士宏所爆发的能量和惊人努力，也是其自身秉性的一部分。而有人因为早年的成长环境造成的心理、性格，以及遗传因素等个体差别，并不具备这样的秉性。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2003年，不到40岁的吴士宏因为严重的心脏病离开了TCL——而这很可能就是她个人奋斗所付出的健康代价。更需要注意的是，吴士宏的打工经历，只可能出现在极少数人身上，职务越往上升，淘汰率就越高，晋升的职位就越少，处于财富金字塔的永远只是少数，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一生只能在普通和平常的工作岗位上——即便你工作已经很努力。
个人努力无疑是达至目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像我的父亲和爷爷那一代人，在大集体时代，他们被计划经济捆绑在土地上，无论你怎么吃苦耐劳，挣得的工分到年底分红时也只能换取极少的收入。分田到户后，即便你把每个人平均六分多地种得再好，刨去农药、化肥等成本，你的所得依然会很有限。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社会资源还是成本，他们都处于劣势。极少数农民企业家获得了成功，更多人却只能做一点小生意，省吃俭用维持一家人的开支，在农村建房，如此而已。
另一方面，从事自己喜爱工作的人，全部身心沉迷于自己追求的事业和创作中时，人们的痛感指数和疲惫感会大大降低。但是，纯属个人选择和完全自发自愿的超负荷超强度工作，与被迫和并非完全自发自愿的超负荷超强度工作，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那些为创业一天工作16小时的人，将来有可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回报，甚至自己已经获得巨大财富后对当初的创业者也吝于回报，如果要求员工无偿加班加点，则是强人所难。
价值观：成功不仅仅是获得权力和财富
在当下中国，庸俗的成功学盛行多时，有权力，有地位，有钱，有势被看作成功的标志，政府官员作为既得利益者享受了过多的好处和特权。在当下的中国，政府从民众这里汲取了大量税收之后，没有提供公平的福利，一视同仁地对所有普通民众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使民众有尊严地生存，而是利用二次分配向官员输送特殊利益。这正是需要改革的地方。只有在一个健康而公平的社会，人们对于成功的看法和定义才能多元，人们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仅仅集中在权力和财富上。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将获取权力和财富视为成功，所谓的“成功者”鼓励其他人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和劳动甚至“生命不休，工作不止”，这样的社会显然已经变异和扭曲。
公平地说，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吃苦耐劳和勤奋工作的精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民众创富热情的迸发和勤劳的结果。鼓励员工无偿或低偿超负荷高强度加班加点的人大致有三类：1.企业老板、创业者；2.企业或机构管理人员；3.普通员工。对于第一类人，他们可能会关心员工的成长，考虑员工的利益，也可能充满冷血的计算。对于第二类人，他们既有鼓励员工提高业绩的考虑，也可能为了升职或保住自己丰厚的收入和福利，持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实用心态。对于第三类人，极可能是自我激励，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其他人厉害的虚荣心。
虚心学习，努力而勤奋地工作是必要的，任何人要想自我实现，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积累和发展，生产力不断的提高，正是一代又一代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但就本质而言，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然后才从事工作，而不是相反。
就价值观而言，罗素说，参差多姿乃幸福本源，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官员和企业家、高管。在14亿中国人当中，处于普通岗位上的劳动者必然会最多。一个人定下了平常的人生目标，他自己觉得满足而快乐，这样的人生就很有意义。有人想当总统、将军、富翁、科学家，但有人可能只愿小隐于市，过寻常人的普通生活。这样的选择，既是个人意愿，也构成了一个多元社会的丰富性。但是，制度必须保障其基本的公民权利，并提供公平的社会福利，让每一个勤奋的公民有尊严地生活。
在中国，尽管有《劳动法》保护，但劳方没有合法的组织渠道和资源，因此，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博弈中通常处于弱势。当一些成功的企业家鼓励员工超负荷高强度持续加班时，作为员工，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自己处于利益链的末端。当你为了升职和加薪而充当拼命三郎时，不妨聆听一下身体给你的反馈信息，再决定要不要持续加班。科学研究表明，过于繁重和超负荷的劳动，不仅会透支体力，而且会让智商减退，反应迟钝，并埋下疾病的隐患。更不必说，你会没有时间和心情仰望星空，并思考心中的道德律。
一旦你被累垮，在工作中力不从心，老板最多会给你一些经济补偿，他很快就会找到你的替代者。理想、抱负、情怀……这些在商业逻辑中都不堪一击。如果你比牛马还累，而且并不感到充实和快乐，需要的或许是问一问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在职场拼搏和奋斗的旅程中，亲人和朋友需要一个健康的你。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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