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态已经并继续在发生变化，大学知识处在这一新文化生态中备受冲击的部分。大学的知识权威正处于颓势之中。当然，大学知识权威的动摇并不能全都是因为数码文化崛起的缘故。大学自身的价值观、社会和政治环境、大学与统治权力的关系都对大学的知识及其权威有直接影响。数码文化的影响之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乃是因为它能让我们从知识的认知特征上重新认识大学及其印刷文化基础，而数码文化的特征正需要在与印刷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
一、书籍印刷和大学的知识体制
同任何知识一样，大学的知识存在于特定的知识媒介之中，加拿大哲学家和教育家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古騰堡星云》（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一书里强调，印刷术的发明不光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而且改变了他们的思考方式。文字让人开始得以用眼睛思考，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依靠声音和触觉的线性思维方式。而且，印刷文字和它的默读方式帮助读者成为个体，让他的个人思考可以与他的直接群体保持距离。个人阅读成为人的个体知识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
美国杰出的文化史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作为改革推动者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一书里则指出，印刷术让文本更加稳定，使语言标准化。一本印刷的书，100本或1000本，都是一个样子，书里同样的知识也就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印刷术也改变了学者的工作方式，他们可以更自由独立地阅读文本，更方便地比较不同文本，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学问成为一件有隔代积累性质的知识工作。
15世纪，人类进入印刷文化时代之后，书籍就成为无可匹敌的现代知识形式。可是，印刷文化摇篮期的书籍文本与我们今天的书籍很不相同。1452年，人类第一部印刷的“书籍”（古騰堡《圣经》）其实是一个长卷，没有题页、没有内容目录，也没有页码。这本“书”上留有明显的中世纪教会文稿痕迹，它有精美的装饰图边，文稿的装饰图边或图廓让文字披上了一层权威的光彩，高高超越于人们日常经验的口语文字之上。
一直要到半个世纪之后，印刷文字的文本才具备了它的现代样式。1500年，印刷时代走出摇篮期的时候，已经有3800万册书被印刷出来，这时候，出现了不同规格的字体和行空设计，书有了内容的导航，书分成了“章”，每章有自己的标题，每章下面再分成“节”，每节也有自己的标题。这样的内容导航就是我们熟悉的“目录”和页头书名或章名。书还添加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而最具革命性，也最不起眼的正是每页上不可缺少的页码，这被书籍历史研究者称为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创举。
这些都不仅是书籍的文本变化和发展，而且更是具有现代特征的大学知识基础。16世界中叶，法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巴黎大学教授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发明了现代教科书。他对欧洲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古騰堡印刷术的视觉效应贯彻于课堂教学。从此，大学教学依靠阅读文字，而不再是口耳相传的古老教学方法。拉米斯倡导用印刷文本取代手抄本，并用阅读印刷教科书代替口头对话，大学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老师仍然讲课，但是，知识不再是由老师口说，并由学生记录在笔记里的东西。不同的学生听同一堂课，各记各的，记下什么算什么，准确不准确没个标杆。但是，他们用的是同一本教科书，教科书才是可靠知识的标杆。
这就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教科书"知识范式。文化史家沃尔特·翁（Walter Ong）在《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衰败：从对话的艺术到理性的艺术》（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of Dialogue：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一书中认为，拉米斯在教科书的知识内容上并无新的知识建树，但他对正在形成的新知识秩序却有着非凡的敏感。拉米斯敏锐地预见到，现代大学知识将分门别类地划分成不同领域。人类知识就像一本大书，各个部分都井然有序，就像一本大书划分成不同的章，然后由章再划分成节一样。
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印刷文化，它的教科书知识文本把“准确”放在了首位，从拼写的标准化到编辑、校对和更正莫不如此。就算在出版之后，如果发现有错误，也会附有“勘误表”，下一次出版时，会予以改正。注重细节的准确无误成为一种被大学接纳并推行的知识规范和标准，也成为由早期现代学院群体成员（教授、学者、学生）所共同尊奉的的知识价值。从此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五个世纪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出现了数码世界的互联网知识。
大学的知识首先体现在大学里阅读和传授的“学术书籍”里。被认可为学术书籍的印刷文本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相互参照、交叉引用、彼此对照的互文世界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学术话语世界。这个世界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作为“学者”的权威知识者（教授、博导、长江学者等等），二、他们的著作（他们之所以被认可为“权威”的知识担保，这些著作是否真的被人阅读，或被多少人阅读则不重要）。这与数码世界里的文字是不同的，在开放的数码世界里，没有人阅读的文字是死文字，没有价值，也不值得生产。
大学的学术话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学术作品存放在图书馆里，供小圈子里的学术同侪引述、列为参考书目，或做文献介绍。作者在著作里提供详细注释或引用参考资料，可以显示自己学问渊博和谙熟学术规范，这自然有助于增添文本的“知识分量”，也是表现作者独到见解的一种方式。数码文化的知识世界与此迥然有别。除非是专门的学术网站（可以将之视为大学知识世界的网上延伸），互联网上的文章都是不带注释或参考书目的。这种“不规范”自然减少了文本的“知识分量”或“学术成色”，这样的作品在学院学术体制中是不被承认的。最近浙江大学提出要探索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学校科研成果统计、各类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围，受到“学术界”的一片质疑，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然而，大学知识的网络化或许并不像许多人害怕的那样标新立异，它与大学里现有的“学术成果”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个人独创的知识不仅是作者的独特见解，而且也是他的私人知识财产。15世纪，威尼斯就已经有了关于知识产权的雏形观念：书写文本里的知识是有属主的，那就是作者。作者拥有对知识的财产权利，可以将知识当作商品转让给他人。
这样的知识秩序是依靠权利和契约关系形成的，它被普遍认可。在这个知识秩序里，每件知识产品都在构建主人的知识地位，协调他与知识同侪的关系，安顿他在学术界的位置。正是这样的知识产品建构起现代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的体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大学如此重视“学术成果”，以至于忘记了它传授知识，百年育人的根本目标。学术成果是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知识权威、经费投入、社会地位和重要性等等）的根本手段，是现有大学体制的合理性基础。不要忘记，它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从此，现代大学得以与它的前身——中世纪大学及其修道院传统——分道扬镳，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利益使它更离不开这种已经相当陈旧的体制。数码时代的文化市场在经济利益上会与大学有所冲突，受到大学文化的抵制，也是意料中事。
二、数码时代的网上知识产品
简单回顾一下印刷文化与大学知识秩序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电子信息时代的数码文化在哪些方面与印刷文化有所差异（新的特征），而哪些方面则是相似的（只是看上去新，其实并不那么新）。
数码时代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字生产上，文字不再只是写在纸上，而是输入进电脑，成为数码资料。1970年代，数码文字处理和呈现方式尚处于初级阶段。1980至1990年代，数码文字处理和电脑印刷全面推广运用。以前是学者写完论文或书稿后，由专门的打字员输入电脑。后来是他们自己直接在电脑上打字（初稿或修改稿）。文艺复兴时代，书写文字也是由作者口述或口授发展到作者自己动笔书写的。今天，作者在电脑上敲键盘，打字输入文字，这样的写作仍然没有跳出古老的古騰堡规范，输入文字等于将文本进行排字，做成PDF（portableDocument Format），以备打印或付印。几十年来，这样数码文字仍然处在加拿大学者让-克劳德·奎登（Jean-Claude Guédon）在《在(亨利·)奥尔登伯格长长的身影里》（In Oldenburg’s Long Shadow）中所说的“数码摇篮期”，数码文本的潜力只是刚刚被发掘而已。大多数学术网站只是完成了纸媒学术论文的数码化，还不是数码化互动的知识生成的产物。
数码化互动知识生成有其自身的特点，《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典型，它的知识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普通读者对什么议题或事件感兴趣，就有关心者自己及时增加有关知识的条目。条目可以由非专家或专家撰写，任何人都可以用反馈的方式参与这一知识的建构（当然得通过必要的编辑程序）。相比起出版周期长，议题由专业作者决定的纸媒刊物来，数码文化的知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和时效性。
就文科的知识而言，数码时代的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的结构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以前，只有专家的知识才被视为可信和可靠的，而一般人的知识即使正确，也只是看法而不是知识。专家知识就是比非专家知识有分量，享有后者所不享有的权威。但是，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在社会、政治、文化或公共事务问题上，专家知识并不可信，而非专家的看法则更接近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和非专家的区别的重要性也就发生了动摇。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一书里指出：“有些知识,我们曾经坚信不移,视它们为权威研究机构最坚不可摧的基础。然而如今，这些知识也遇到了质疑，从而使得知识机构都受到了冲击”。在受到冲击的知识结构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学。
温伯格指出，“大学里兴起了一场讨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将它们发表在业内闻名，但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一位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从而深刻影响了本学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哪怕她并没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浙江大学关于如何合理评判教授学术成果的新想法，可以说正是从温伯格这样的问题延伸出来的。
以现在的文科学术现状来看，文科教授能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而把他的专业知识转化为社会启蒙的力量，并以读者的反响和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知识创新方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固步自封的大学体制的正面、积极的深刻影响。这样的网络写作不是纸媒学术文章的网络版，就像《维基百科》不是网上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网络知识写作不可能，也不应该被限制在僵化的“学术模式”和“学术规范”之中。纸媒“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是这种模式和规范的的产物，经常因为东施效颦式的形式模仿而非常丑陋。网上知识写作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大学对待网上知识成果，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而在于如何设立与纸媒学术不尽相同的合理的学术质量评判标准。
可以设想，纸媒学术的标准有的并不适用于网上知识产品，例如，一部学术著作的实体书追求的是知识的“完整性”。也就是，如温伯格所说，“通过它的许多（但也不是太多）的页码，书完善了一个想法，有开始，有结束。一本书必须包含和这个想法有关的一切，要让读者再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你，书的作者，要决定你的思想的顺序。书的结束，也鼓励着一种思考的结束：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经完成并且很正确，否则你不会结束写作”。
知识的网络写作不能套用这种模式或规范。由于网络阅读者的习惯，网络写作经常要简短得多，因此它的知识呈现的是开放状而不是结束状。它经常只是网络“超文本”(hypertext)链接中的一个节点，就像维基百科的条目一样，不断从一个节点向其他节点延伸。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种用户界面范式，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之间相关的内容。现时超文本普遍以电子文档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链结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档的连结，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连结所指向的位置。
任何新旧文化形态之间都会维持一些延续的关系，文艺复兴的印刷文化与中世纪的手稿文化是如此，数码文化与印刷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作为数码文化特征之一的超文本仍然在沿用印刷文化的作者、知识产权、文本权威等概念。链接的文本仍然是个体作者的文本。不同的作者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的知识财产也是彼此分割的。尊重知识产权是向作者权威致敬的方式。这些在超文本中都并没有发生改变。又例如，网络的“虚拟”（virtual）人际关系也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是全新的东西。早在有互联网之前，书籍就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廉价，销售到越来越远的地方，读者有机会对遥远地方的人和事有一种似真非真的感觉，同样也是一种虚拟而非逼真的关系。
数码时代确实出现了与印刷时代相当不同的特征，数码文化会对印刷文化及其知识秩序和结构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正面的和负面的可能性都有，现在恐怕还难以预言。大学在数码时代作出自我调适，这是顺应文化转变的大势。然而，这只是一个大势，在形成新的策略和标准时，魔鬼都在细节里。不同国家的数码文化生态是不同的，倘若构成特定文化生态的网站和网络门户的价值观、利益观、自主性和独立性本身就不健康，那就不能指望上了网页的知识产品一定会比固守在大学里的更加优秀。
数码时代带来了许多有待厘清的与印刷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关乎我们对大学知识体制的认识，关乎大学需要在数码文化形态中有何调适，但更关乎大学的自由存在价值。在一个知识能够独立自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数码时代能给有志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学者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别的不说，数码技术能让一些“不热门”知识有机会被很经济地传播出去。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比印刷文字时代更便宜，因此在经济上有明显的优势。以前出版一本书，出版商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上是否划得来。一本书至少要印1000册，全部售出后才能收回出版成本。现在把一个文本上传到网上，有一千个读者与只有一个读者并没有区别。因此，虽然每本书的平均销售量不断下降，但总的文字生产量却在不断大大增加。这对那些在很小知识领域中写作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他们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上传到网上就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不必看出版商的脸色，也不必自己掏钱来印许多也许永远也卖不出去的书册。这种变化会对知识生产本身有正面的影响，使得那些因成本问题而没有机会生产或传播的知识有机会生产出来，传播出去。因此，在评定网上学术成果的时候，不仅要看到那些点击率高的，也要看到那些点击率不高的。
数码与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态已经并继续在发生变化，大学知识处在这一新文化生态中备受冲击的部分。大学的知识权威正处于颓势之中。当然，大学知识权威的动摇并不能全都是因为数码文化崛起的缘故。大学自身的价值观、社会和政治环境、大学与统治权力的关系都对大学的知识及其权威有直接影响。数码文化的影响之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乃是因为它能让我们从知识的认知特征上重新认识大学及其印刷文化基础，而数码文化的特征正需要在与印刷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
一、书籍印刷和大学的知识体制
同任何知识一样，大学的知识存在于特定的知识媒介之中，加拿大哲学家和教育家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古騰堡星云》（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一书里强调，印刷术的发明不光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而且改变了他们的思考方式。文字让人开始得以用眼睛思考，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依靠声音和触觉的线性思维方式。而且，印刷文字和它的默读方式帮助读者成为个体，让他的个人思考可以与他的直接群体保持距离。个人阅读成为人的个体知识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
美国杰出的文化史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作为改革推动者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in Early Modern Europe）一书里则指出，印刷术让文本更加稳定，使语言标准化。一本印刷的书，100本或1000本，都是一个样子，书里同样的知识也就有了更高的可信度。印刷术也改变了学者的工作方式，他们可以更自由独立地阅读文本，更方便地比较不同文本，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学问成为一件有隔代积累性质的知识工作。
15世纪，人类进入印刷文化时代之后，书籍就成为无可匹敌的现代知识形式。可是，印刷文化摇篮期的书籍文本与我们今天的书籍很不相同。1452年，人类第一部印刷的“书籍”（古騰堡《圣经》）其实是一个长卷，没有题页、没有内容目录，也没有页码。这本“书”上留有明显的中世纪教会文稿痕迹，它有精美的装饰图边，文稿的装饰图边或图廓让文字披上了一层权威的光彩，高高超越于人们日常经验的口语文字之上。
一直要到半个世纪之后，印刷文字的文本才具备了它的现代样式。1500年，印刷时代走出摇篮期的时候，已经有3800万册书被印刷出来，这时候，出现了不同规格的字体和行空设计，书有了内容的导航，书分成了“章”，每章有自己的标题，每章下面再分成“节”，每节也有自己的标题。这样的内容导航就是我们熟悉的“目录”和页头书名或章名。书还添加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而最具革命性，也最不起眼的正是每页上不可缺少的页码，这被书籍历史研究者称为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创举。
这些都不仅是书籍的文本变化和发展，而且更是具有现代特征的大学知识基础。16世界中叶，法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巴黎大学教授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发明了现代教科书。他对欧洲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古騰堡印刷术的视觉效应贯彻于课堂教学。从此，大学教学依靠阅读文字，而不再是口耳相传的古老教学方法。拉米斯倡导用印刷文本取代手抄本，并用阅读印刷教科书代替口头对话，大学课堂教学的知识传授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老师仍然讲课，但是，知识不再是由老师口说，并由学生记录在笔记里的东西。不同的学生听同一堂课，各记各的，记下什么算什么，准确不准确没个标杆。但是，他们用的是同一本教科书，教科书才是可靠知识的标杆。
这就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教科书"知识范式。文化史家沃尔特·翁（Walter Ong）在《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衰败：从对话的艺术到理性的艺术》（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of Dialogue：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一书中认为，拉米斯在教科书的知识内容上并无新的知识建树，但他对正在形成的新知识秩序却有着非凡的敏感。拉米斯敏锐地预见到，现代大学知识将分门别类地划分成不同领域。人类知识就像一本大书，各个部分都井然有序，就像一本大书划分成不同的章，然后由章再划分成节一样。
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印刷文化，它的教科书知识文本把“准确”放在了首位，从拼写的标准化到编辑、校对和更正莫不如此。就算在出版之后，如果发现有错误，也会附有“勘误表”，下一次出版时，会予以改正。注重细节的准确无误成为一种被大学接纳并推行的知识规范和标准，也成为由早期现代学院群体成员（教授、学者、学生）所共同尊奉的的知识价值。从此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五个世纪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出现了数码世界的互联网知识。
大学的知识首先体现在大学里阅读和传授的“学术书籍”里。被认可为学术书籍的印刷文本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相互参照、交叉引用、彼此对照的互文世界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学术话语世界。这个世界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作为“学者”的权威知识者（教授、博导、长江学者等等），二、他们的著作（他们之所以被认可为“权威”的知识担保，这些著作是否真的被人阅读，或被多少人阅读则不重要）。这与数码世界里的文字是不同的，在开放的数码世界里，没有人阅读的文字是死文字，没有价值，也不值得生产。
大学的学术话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学术作品存放在图书馆里，供小圈子里的学术同侪引述、列为参考书目，或做文献介绍。作者在著作里提供详细注释或引用参考资料，可以显示自己学问渊博和谙熟学术规范，这自然有助于增添文本的“知识分量”，也是表现作者独到见解的一种方式。数码文化的知识世界与此迥然有别。除非是专门的学术网站（可以将之视为大学知识世界的网上延伸），互联网上的文章都是不带注释或参考书目的。这种“不规范”自然减少了文本的“知识分量”或“学术成色”，这样的作品在学院学术体制中是不被承认的。最近浙江大学提出要探索将优秀网络文化成果纳入学校科研成果统计、各类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范围，受到“学术界”的一片质疑，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然而，大学知识的网络化或许并不像许多人害怕的那样标新立异，它与大学里现有的“学术成果”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个人独创的知识不仅是作者的独特见解，而且也是他的私人知识财产。15世纪，威尼斯就已经有了关于知识产权的雏形观念：书写文本里的知识是有属主的，那就是作者。作者拥有对知识的财产权利，可以将知识当作商品转让给他人。
这样的知识秩序是依靠权利和契约关系形成的，它被普遍认可。在这个知识秩序里，每件知识产品都在构建主人的知识地位，协调他与知识同侪的关系，安顿他在学术界的位置。正是这样的知识产品建构起现代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的体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大学如此重视“学术成果”，以至于忘记了它传授知识，百年育人的根本目标。学术成果是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知识权威、经费投入、社会地位和重要性等等）的根本手段，是现有大学体制的合理性基础。不要忘记，它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从此，现代大学得以与它的前身——中世纪大学及其修道院传统——分道扬镳，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大学的经济利益使它更离不开这种已经相当陈旧的体制。数码时代的文化市场在经济利益上会与大学有所冲突，受到大学文化的抵制，也是意料中事。
二、数码时代的网上知识产品
简单回顾一下印刷文化与大学知识秩序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电子信息时代的数码文化在哪些方面与印刷文化有所差异（新的特征），而哪些方面则是相似的（只是看上去新，其实并不那么新）。
数码时代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文字生产上，文字不再只是写在纸上，而是输入进电脑，成为数码资料。1970年代，数码文字处理和呈现方式尚处于初级阶段。1980至1990年代，数码文字处理和电脑印刷全面推广运用。以前是学者写完论文或书稿后，由专门的打字员输入电脑。后来是他们自己直接在电脑上打字（初稿或修改稿）。文艺复兴时代，书写文字也是由作者口述或口授发展到作者自己动笔书写的。今天，作者在电脑上敲键盘，打字输入文字，这样的写作仍然没有跳出古老的古騰堡规范，输入文字等于将文本进行排字，做成PDF（portableDocument Format），以备打印或付印。几十年来，这样数码文字仍然处在加拿大学者让-克劳德·奎登（Jean-Claude Guédon）在《在(亨利·)奥尔登伯格长长的身影里》（In Oldenburg’s Long Shadow）中所说的“数码摇篮期”，数码文本的潜力只是刚刚被发掘而已。大多数学术网站只是完成了纸媒学术论文的数码化，还不是数码化互动的知识生成的产物。
数码化互动知识生成有其自身的特点，《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典型，它的知识模式是自下而上的，普通读者对什么议题或事件感兴趣，就有关心者自己及时增加有关知识的条目。条目可以由非专家或专家撰写，任何人都可以用反馈的方式参与这一知识的建构（当然得通过必要的编辑程序）。相比起出版周期长，议题由专业作者决定的纸媒刊物来，数码文化的知识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和时效性。
就文科的知识而言，数码时代的专家知识与非专家知识的结构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以前，只有专家的知识才被视为可信和可靠的，而一般人的知识即使正确，也只是看法而不是知识。专家知识就是比非专家知识有分量，享有后者所不享有的权威。但是，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发现，在社会、政治、文化或公共事务问题上，专家知识并不可信，而非专家的看法则更接近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和非专家的区别的重要性也就发生了动摇。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一书里指出：“有些知识,我们曾经坚信不移,视它们为权威研究机构最坚不可摧的基础。然而如今，这些知识也遇到了质疑，从而使得知识机构都受到了冲击”。在受到冲击的知识结构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学。
温伯格指出，“大学里兴起了一场讨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将它们发表在业内闻名，但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一位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从而深刻影响了本学科的教授，是否可以得到终身教职，哪怕她并没有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浙江大学关于如何合理评判教授学术成果的新想法，可以说正是从温伯格这样的问题延伸出来的。
以现在的文科学术现状来看，文科教授能通过积极参与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而把他的专业知识转化为社会启蒙的力量，并以读者的反响和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知识创新方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固步自封的大学体制的正面、积极的深刻影响。这样的网络写作不是纸媒学术文章的网络版，就像《维基百科》不是网上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网络知识写作不可能，也不应该被限制在僵化的“学术模式”和“学术规范”之中。纸媒“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是这种模式和规范的的产物，经常因为东施效颦式的形式模仿而非常丑陋。网上知识写作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大学对待网上知识成果，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而在于如何设立与纸媒学术不尽相同的合理的学术质量评判标准。
可以设想，纸媒学术的标准有的并不适用于网上知识产品，例如，一部学术著作的实体书追求的是知识的“完整性”。也就是，如温伯格所说，“通过它的许多（但也不是太多）的页码，书完善了一个想法，有开始，有结束。一本书必须包含和这个想法有关的一切，要让读者再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你，书的作者，要决定你的思想的顺序。书的结束，也鼓励着一种思考的结束：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经完成并且很正确，否则你不会结束写作”。
知识的网络写作不能套用这种模式或规范。由于网络阅读者的习惯，网络写作经常要简短得多，因此它的知识呈现的是开放状而不是结束状。它经常只是网络“超文本”(hypertext)链接中的一个节点，就像维基百科的条目一样，不断从一个节点向其他节点延伸。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种用户界面范式，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之间相关的内容。现时超文本普遍以电子文档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链结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档的连结，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连结所指向的位置。
任何新旧文化形态之间都会维持一些延续的关系，文艺复兴的印刷文化与中世纪的手稿文化是如此，数码文化与印刷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作为数码文化特征之一的超文本仍然在沿用印刷文化的作者、知识产权、文本权威等概念。链接的文本仍然是个体作者的文本。不同的作者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的知识财产也是彼此分割的。尊重知识产权是向作者权威致敬的方式。这些在超文本中都并没有发生改变。又例如，网络的“虚拟”（virtual）人际关系也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是全新的东西。早在有互联网之前，书籍就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廉价，销售到越来越远的地方，读者有机会对遥远地方的人和事有一种似真非真的感觉，同样也是一种虚拟而非逼真的关系。
数码时代确实出现了与印刷时代相当不同的特征，数码文化会对印刷文化及其知识秩序和结构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正面的和负面的可能性都有，现在恐怕还难以预言。大学在数码时代作出自我调适，这是顺应文化转变的大势。然而，这只是一个大势，在形成新的策略和标准时，魔鬼都在细节里。不同国家的数码文化生态是不同的，倘若构成特定文化生态的网站和网络门户的价值观、利益观、自主性和独立性本身就不健康，那就不能指望上了网页的知识产品一定会比固守在大学里的更加优秀。
数码时代带来了许多有待厘清的与印刷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关乎我们对大学知识体制的认识，关乎大学需要在数码文化形态中有何调适，但更关乎大学的自由存在价值。在一个知识能够独立自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数码时代能给有志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学者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别的不说，数码技术能让一些“不热门”知识有机会被很经济地传播出去。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比印刷文字时代更便宜，因此在经济上有明显的优势。以前出版一本书，出版商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上是否划得来。一本书至少要印1000册，全部售出后才能收回出版成本。现在把一个文本上传到网上，有一千个读者与只有一个读者并没有区别。因此，虽然每本书的平均销售量不断下降，但总的文字生产量却在不断大大增加。这对那些在很小知识领域中写作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他们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上传到网上就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不必看出版商的脸色，也不必自己掏钱来印许多也许永远也卖不出去的书册。这种变化会对知识生产本身有正面的影响，使得那些因成本问题而没有机会生产或传播的知识有机会生产出来，传播出去。因此，在评定网上学术成果的时候，不仅要看到那些点击率高的，也要看到那些点击率不高的。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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