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三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作者：（德）李峻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3月
融合与冲突：非洲之角上的力量博弈
《何故为敌》的成书过程颇有些来历。它的初版是俄语版（Schlee，2004a）。2004年，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邀请我就冲突分析问题做学术演讲。我的讲座立足非洲的田野调查经验。
会议结束之后，主办方向我提出可否将一些文本材料分发给参会者以及更大范围的公众。欧盟委员会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技术支持”（TACIS）项目也是该会议的资助方与合作主办方，会支付俄文版的翻译费。我手头有不同的文章，有些是德文的，有些是英文的。我认为，如果加上一些理论框架，勾勒出各篇彼此之间的某些关联性线条，这些内容应该可以变成一本书。于是，我把用不同语言写成的文章整理成一份书稿。谢尔盖·索科洛夫斯基（Sergei Sokolovski）是一位能流利使用德语和英语的学者，他本人也在研究类似问题，于是他就把书稿译成俄文。这便是我以俄文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迄今为止这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这部书稿中的英文部分由专业译者翻译成德文。按说我可以自己来翻译，但是对我来说，翻译自己写的文章太枯燥无趣了。我一直在开始写些新东西。于是，在专业译者的帮助下，该书的德文版问世了，略微添加些新材料并有所扩展。接下来德文部分被翻译成英文，书稿再次添加进一些新内容并进一步扩展，然后就有了英文版。
《何故为敌》的英文版也启动了Berghahn出版社的一套丛书“融合与冲突”，成为这一系列的开山之作。书中的基本研究方法被一些专著或论文集采用，当然这种应用既非教条式的，也非唯此独尊式的，而是结合那些可与之匹配的任何其他视角。我认为，对于一项研究和出版整体而言，该书提供了相当富有成效的内聚力，不同作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也得到了加强。
如今，吴秀杰完成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她和谢尔盖·索科洛夫斯基一样，也熟练掌握德语和英语。她的译本主要以英文版为基础，因为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杨圣敏教授的推荐，让这本书得以在中国出版。他在人际交流上的友善态度以及他对本书慷慨的溢美之词，让我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对于德国哈勒的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融合与冲突”团队的研究而言，本书也是一个基础性文本，在我们研究团队（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其痕迹。在此以外，读者也许会感兴趣的是，在提出书中那些初始问题之后，我本人在这些问题上做了哪些推进性工作。
《何故为敌》是一种组合式构架：分析作为概念性实体的社会身份认同——由诸如语言或者宗教这样的标记和特征构成——与选择理论相结合。在哪些条件下，人们能对接受一种或者另外一种身份认同做出某种选择？是什么决定了这一选择？有些人会给出简单的物质主义答案。德-瓦尔（Alex de Waal）在其近著《非洲之角的真实政治》（The Real Politics of the Horn of Africa）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过，话说回来，他提出这一理论只为阐释当下的非洲之角，并非为阐释那些在非洲之角上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有某些阶段，真正的信念——它们或者正确，或者错误——指导着政治。但是，德-瓦尔发现政治以他所描述的那些方式变得“市场化”是个强劲的趋势。当“租金”为精英所掌控并向下分配时，即普通人依赖于精英而不是精英依赖于纳税人的安居乐业、创造力和产出力时，政治“市场化”的条件就形成了。这类“租金”也可能是对抗恐怖主义的价码。如果你支付钱财让某个国家来打击恐怖主义，那么你是在购买忠诚和支持，但是你永远无法完全成功。
德-瓦尔的理论解释了世界上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这显得有些讽刺。将事情简化自有其魅力：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就去问一下他们为此将得到多少钱。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你发现这能得到证实。在《何故为敌》一书中，我也描写了（索马里）各方力量的头领如何发动暴力行动，以便自己能受邀参加和平会议。这便是德-瓦尔所描写的那些逻辑脉络。为缔造和平而支付的“租金”维持了某种水平上的战争。
摘自本书中文版导言
本期推荐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作者：黄盈盈等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
评点：本书为社会学研究者实地调查，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做法使得本书文本易读，如同记者的非虚构写作。
《腹地的构建》
作者：彭慕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获奖作品，美国汉学家彭慕兰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彭慕兰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以及时局造成。
评点：多重视角结合研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作者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在当下的国家治理中依然存在。
《欧亚皇家狩猎史》
作者：托马斯·爱尔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在中东、印度、亚洲中部和中国，从古代到19世纪，皇家狩猎一直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能够标榜贵族身份，皇家狩猎还可以起到外出巡查、促进皇室进步和确保皇室威严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组织良好的狩猎活动常被用于训练军队、展示军事实力和传达外交理念。皇室狩猎被理解成一种隐蔽的军事训练，而且还是军队组织和军事战术改革创新的来源。此外，狩猎场可以用于物种交换、军队储备，而且还是早期的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书一一解答有关欧亚大陆空间范围内古代王朝皇室狩猎的相关疑问，充满故事性、趣味性和探索性。观察角度与众不同，对欧亚大陆皇室的狩猎史作出了百科全书式的诠释和解读。
评点：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蒙古帝国史学家托马斯•爱尔森的经典名作，本书提供了出乎意料的知识和视野。
《征服西伯利亚》
作者：M.M.齐保鲁哈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侵占邻国领土，野蛮对待侵占领土原居民的历史。本书从考古、地域、人文等方面全景式展现了西伯利亚的历史演变，重点描述了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征服、殖民西伯利亚的历史。
评点：俄罗斯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正如译者在书中所说，本书作者也不例外。作者对俄罗斯的“爱国心”，恰好是中国人的历史伤痛。
《我的1945》
编者：《民间影像》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编者前后历时数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寻访亲历抗战胜利的见证者。样本身份多元，国共双方，延安、重庆，沦陷区、大后方，甚至还有伪满和日侨的样本……上海、无锡、杭州、南京、重庆、成都、昆明、天水、青岛、天津、北京、包头、南通、厦门、福州、九江、乐山、武汉、长春、沈阳、西安、李庄、延安、张家口……大江南北，20省，30城，胜利、受降，接管、接收、复员、团圆……共同见证中华民族历目前的伟大时刻。主要城市、主要移动线路都有所涉及，首度披露部分珍稀史料，包括五篇当事人日记。
近80位高龄亲历者的回忆，包括四位百岁以上老人（截至2015年），有伪满长春市长的儿子回忆在长春经历的抗战胜利，有八一五当天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回忆……中华民族历目前这样一个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过程，靠前次有了比较全面的记录。汇集全国各地近八十位亲历者回忆45年抗战胜利以及接管、复员、团圆的动人一幕，见证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终结，全面呈现抗战胜利带给中国人的快乐。
评点：本书编者抢救历史而不辞劳苦，个人亲历和记忆为宏达事件增加了更为丰富和清晰的细节和内容。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三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作者：（德）李峻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3月
融合与冲突：非洲之角上的力量博弈
《何故为敌》的成书过程颇有些来历。它的初版是俄语版（Schlee，2004a）。2004年，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邀请我就冲突分析问题做学术演讲。我的讲座立足非洲的田野调查经验。
会议结束之后，主办方向我提出可否将一些文本材料分发给参会者以及更大范围的公众。欧盟委员会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技术支持”（TACIS）项目也是该会议的资助方与合作主办方，会支付俄文版的翻译费。我手头有不同的文章，有些是德文的，有些是英文的。我认为，如果加上一些理论框架，勾勒出各篇彼此之间的某些关联性线条，这些内容应该可以变成一本书。于是，我把用不同语言写成的文章整理成一份书稿。谢尔盖·索科洛夫斯基（Sergei Sokolovski）是一位能流利使用德语和英语的学者，他本人也在研究类似问题，于是他就把书稿译成俄文。这便是我以俄文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迄今为止这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这部书稿中的英文部分由专业译者翻译成德文。按说我可以自己来翻译，但是对我来说，翻译自己写的文章太枯燥无趣了。我一直在开始写些新东西。于是，在专业译者的帮助下，该书的德文版问世了，略微添加些新材料并有所扩展。接下来德文部分被翻译成英文，书稿再次添加进一些新内容并进一步扩展，然后就有了英文版。
《何故为敌》的英文版也启动了Berghahn出版社的一套丛书“融合与冲突”，成为这一系列的开山之作。书中的基本研究方法被一些专著或论文集采用，当然这种应用既非教条式的，也非唯此独尊式的，而是结合那些可与之匹配的任何其他视角。我认为，对于一项研究和出版整体而言，该书提供了相当富有成效的内聚力，不同作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也得到了加强。
如今，吴秀杰完成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她和谢尔盖·索科洛夫斯基一样，也熟练掌握德语和英语。她的译本主要以英文版为基础，因为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杨圣敏教授的推荐，让这本书得以在中国出版。他在人际交流上的友善态度以及他对本书慷慨的溢美之词，让我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对于德国哈勒的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融合与冲突”团队的研究而言，本书也是一个基础性文本，在我们研究团队（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其痕迹。在此以外，读者也许会感兴趣的是，在提出书中那些初始问题之后，我本人在这些问题上做了哪些推进性工作。
《何故为敌》是一种组合式构架：分析作为概念性实体的社会身份认同——由诸如语言或者宗教这样的标记和特征构成——与选择理论相结合。在哪些条件下，人们能对接受一种或者另外一种身份认同做出某种选择？是什么决定了这一选择？有些人会给出简单的物质主义答案。德-瓦尔（Alex de Waal）在其近著《非洲之角的真实政治》（The Real Politics of the Horn of Africa）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过，话说回来，他提出这一理论只为阐释当下的非洲之角，并非为阐释那些在非洲之角上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有某些阶段，真正的信念——它们或者正确，或者错误——指导着政治。但是，德-瓦尔发现政治以他所描述的那些方式变得“市场化”是个强劲的趋势。当“租金”为精英所掌控并向下分配时，即普通人依赖于精英而不是精英依赖于纳税人的安居乐业、创造力和产出力时，政治“市场化”的条件就形成了。这类“租金”也可能是对抗恐怖主义的价码。如果你支付钱财让某个国家来打击恐怖主义，那么你是在购买忠诚和支持，但是你永远无法完全成功。
德-瓦尔的理论解释了世界上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这显得有些讽刺。将事情简化自有其魅力：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就去问一下他们为此将得到多少钱。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你发现这能得到证实。在《何故为敌》一书中，我也描写了（索马里）各方力量的头领如何发动暴力行动，以便自己能受邀参加和平会议。这便是德-瓦尔所描写的那些逻辑脉络。为缔造和平而支付的“租金”维持了某种水平上的战争。
摘自本书中文版导言
本期推荐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作者：黄盈盈等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社会学著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荣誉所长潘绥铭，及该所部分毕业生。他们采用“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深入“小姐”“同志”“截瘫者”等社会边缘群体，讲述与之互动的种种经历，呈现出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真实情感。同时对社会学调查方法做出深刻反思，通过实践指出，田野调查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调查到了什么，还在于社会学家自己获得了怎样的人生感悟，以及为打破社会隔阂有过哪些作为。
评点：本书为社会学研究者实地调查，兼顾故事性与方法论的做法使得本书文本易读，如同记者的非虚构写作。
《腹地的构建》
作者：彭慕兰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获奖作品，美国汉学家彭慕兰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
作者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彭慕兰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以及时局造成。
评点：多重视角结合研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作者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在当下的国家治理中依然存在。
《欧亚皇家狩猎史》
作者：托马斯·爱尔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在中东、印度、亚洲中部和中国，从古代到19世纪，皇家狩猎一直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能够标榜贵族身份，皇家狩猎还可以起到外出巡查、促进皇室进步和确保皇室威严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组织良好的狩猎活动常被用于训练军队、展示军事实力和传达外交理念。皇室狩猎被理解成一种隐蔽的军事训练，而且还是军队组织和军事战术改革创新的来源。此外，狩猎场可以用于物种交换、军队储备，而且还是早期的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书一一解答有关欧亚大陆空间范围内古代王朝皇室狩猎的相关疑问，充满故事性、趣味性和探索性。观察角度与众不同，对欧亚大陆皇室的狩猎史作出了百科全书式的诠释和解读。
评点：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蒙古帝国史学家托马斯•爱尔森的经典名作，本书提供了出乎意料的知识和视野。
《征服西伯利亚》
作者：M.M.齐保鲁哈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侵占邻国领土，野蛮对待侵占领土原居民的历史。本书从考古、地域、人文等方面全景式展现了西伯利亚的历史演变，重点描述了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发，征服、殖民西伯利亚的历史。
评点：俄罗斯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正如译者在书中所说，本书作者也不例外。作者对俄罗斯的“爱国心”，恰好是中国人的历史伤痛。
《我的1945》
编者：《民间影像》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编者前后历时数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寻访亲历抗战胜利的见证者。样本身份多元，国共双方，延安、重庆，沦陷区、大后方，甚至还有伪满和日侨的样本……上海、无锡、杭州、南京、重庆、成都、昆明、天水、青岛、天津、北京、包头、南通、厦门、福州、九江、乐山、武汉、长春、沈阳、西安、李庄、延安、张家口……大江南北，20省，30城，胜利、受降，接管、接收、复员、团圆……共同见证中华民族历目前的伟大时刻。主要城市、主要移动线路都有所涉及，首度披露部分珍稀史料，包括五篇当事人日记。
近80位高龄亲历者的回忆，包括四位百岁以上老人（截至2015年），有伪满长春市长的儿子回忆在长春经历的抗战胜利，有八一五当天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回忆……中华民族历目前这样一个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过程，靠前次有了比较全面的记录。汇集全国各地近八十位亲历者回忆45年抗战胜利以及接管、复员、团圆的动人一幕，见证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终结，全面呈现抗战胜利带给中国人的快乐。
评点：本书编者抢救历史而不辞劳苦，个人亲历和记忆为宏达事件增加了更为丰富和清晰的细节和内容。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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