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至上”，喧哗与骚乱背后的社会撕裂
网友评论 ( 0) 2018.02.09 第163期
编者按：有人说：特朗普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让美国再次变白了。近日，一名印度裔女子在西雅图遭白人辱骂：“你不够白！”特朗普也在前些天公开声称：“我们为什么要让那些来自破烂国家的人进入美国？我们为什么要接收那么多海地人？把他们赶出去。”
在“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再次疑惑了。开放、包容、美国梦、大熔炉，这些多多少少被打上美国烙印的词汇，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理所应当。于是，我们看到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力量不断崛起。
暴力、嘶吼、火把、傲慢的愤怒……在看过美国主流媒体对白人至上主义、另类右派的报道后，人们很容易对这群“煽动者”贴上种族主义、不容忍和反抗多元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若他们真如许多媒体讽刺笔调下那般不可理喻，又何以激发如此强烈的社会支持呢？
所以，我决定摘下美国主流媒体这道“滤镜”，直接对话白人至上主义领袖、“美国复兴”创始人贾里德·泰勒（Jared Taylor），听听他这一年来的想法和“遭遇”。
泰勒的形象跟“暴力制造者”、“狭隘主义者”等标签完全不搭边。事实上，他待人温和，甚至有些绅士的味道。在耶鲁大学、巴黎政治学院等世界顶级高校的教育经历，也让他对许多理论和研究驾轻就熟，而并不止于纯粹的情感宣泄。
可是泰勒那舒缓的嗓音所传达的，却是一个个让人不舒服的、甚至有些刺耳的观点。他不断谈着白人和黑人的平均智商差异，他认为白人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理所应当，甚至直言美国根本就没有理由接受来自落后国家的移民。
很快我就发现，这并非一场基于“共同底线”的对话。谈及美国建国之初，主流观点都在提“人生而平等”，他的关注点却在于：美国国父们就规定了白人的主流地位。说到马丁·路德·金引领的那场民权运动，泰勒并不认为是种进步，而恰恰是白人衰落的转折点。
有意思的是，在访谈过程中，泰勒还“揭露”了美国主流叙事之外的“真相”，比如反白人者如何诉诸暴力，倡导包容的自由主义者们怎样不包容地将他们网络禁言、销号等。
这也是此次访谈的乐趣所在：也许泰勒的理论并不能将你说服，有些甚至漏洞百出，但却可以让人在视角变换的过程中，看到一些真现象和真问题。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 任冠青
访谈嘉宾：贾里德·泰勒，美国白人至上主义领袖，《美国复兴》杂志创始人，保守公民协会（Council of Conservative Citizens）董事会成员、发言人。泰勒主要著作包括：《当代美国种族关系的失败》、《真正的美国困境：种族、移民及美国未来》、《白人身份：21世纪的种族意识》、《直面种族问题》等。泰勒16岁之前一直在日本生活，并曾在耶鲁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学习。
一、白人正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凤凰网《高见》：对你来说，与其先介绍你“是谁”，不如先声明一下你“不是谁”。因为尽管很多主流媒体会称你为白人至上主义的领袖，你却根本不承认自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可以解释一下吗？
贾里德·泰勒：我是坚决抵制这个说法的。事实上，我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或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等表述太具历史性，早就不应该出现在现代英语中了。我觉得，白人至上主义者是那种想要统治其他种族的白人。奴隶制在美国早已被废除，吉米·克劳法（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的时代，是白人至上的时代，黑人被禁止从事某些特定工作，种族隔离问题也很严重。但是在当今，我不认为还有白人想要去统治黑人。
拿我自己来说，我希望社会可以给白人以空间，让我们得以建立一个能够反映白人自身文化和遗产的社会。所以说“白人至上主义”这个表述，是用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是对美国白人道德性的攻击。这也是媒体特别喜欢用这个词的原因，它在暗示：我们想要回到奴隶制社会，回到吉米·克劳法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每次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我都会用一半的时间来跟他们解释这个表述是错误的，但他们还是会用这个词。
凤凰网《高见》：所以你更倾向于使用“种族现实主义”(racial realism)这个词。
贾里德·泰勒：种族现实主义是在承认：种族是一个生物学现象，种族是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不同种族之间并非完全相同。如果扩大黑人群体，他们会创造出某种社会。如果扩大东亚人群体，他们就会创造出另一种不同的社会。种族现实主义是在承认：种族问题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
凤凰网《高见》：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所说的种族现实主义主要是基于生物因素的。 问题是，为什么你认为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生物学因素比一些社会因素更重要？
贾里德·泰勒：社会因素当然会影响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如果你来比较一下朝鲜和韩国。这两个群体在基因上是非常相似的，但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但是我相信，如果朝鲜和韩国统一，就像当年东德和西德的统一一样，两国很快就可以形成某种道德的统一体，这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基因相似性所造成的。我不否认环境在个人和群体身份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基因的作用。
凤凰网《高见》：这些生物性因素是如何形成你的诉求的？
贾里德·泰勒：首先，我们要承认种族差异的存在。虽然我不认为白人优于其他种族的人，但是我想让我们白人在未来能够幸存下来，不断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了。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就要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在这里，白人毋庸置疑地占据大多数，白人文化也是主流文化。
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看起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比如，中国人就会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应该占绝大多数，中国文化应该是主流文化。日本人或突尼斯人等也是这么想。可是若是白人这么想，就会被当做是邪恶的，不道德的。希望自己的种族能够在未来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一种完全健康、正常的愿望，可是白人这么想就会被视为一种病态。这是一种自杀性的双重标准。
凤凰网《高见》：所以，你认为白人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这种说法并不是夸张？可是很多人认为目前白人在美国社会还是有很多主导性的优势。
贾里德·泰勒：与黑人相比，美国的白人当然是处于优势地位，可是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首先，我们现在仍然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且，白人和黑人在能力上也有很多差异。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是85，美国白人的平均智商则是100。这意味着百分之五十的白人智商会达到100，而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黑人能达到这个水平。这么看来，我们就不能预期黑人的社会表现会按人口的比例体现出来，尤其是在那些需要聪明人的专业领域。
凤凰网《高见》：在我看来，这个标准非常功利。暂且不论这个关于智商的表述是否科学，不管智商如何，黑人都应获得平等的社会权利。
贾里德·泰勒：这是当然的。他们有权在美国社会中达到任何高度，我们有黑人法官，黑人总统，有非常富有的黑人艺人，体育人物等等。他们是黑人，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完全可以达到美国社会的最高水平。只是我认为这些成就不能完全按人口比例来要求。由于平均能力的差异，想让黑人达到和白人一样的平均水平是不现实的。
如果我说假设白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他们应该是全部宇航员、数学家、首席执行官、合伙人的百分之十三，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说因为有平均能力的差异，他们就不能同白人达到一样的水平。
凤凰网《高见》：这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在生物学上，你的观点反映了白人的傲慢与偏见；另一方面在心理上，你又体现了白人的“受害者”意识。你不觉得这有些不合逻辑吗？
贾里德·泰勒：这对我而言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黑人的逻辑才是混乱的。如果他们真的觉得他们同白人的智力水平相同，跟白人一样努力，那么他们就不该用种族主义、奴隶制历史来形成受害者心理。但是，黑人很少会说：我们犯罪率很高，这绝大部分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不是白人的原因。黑人很少会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总是把错误根源加在白人身上。我的观点是逻辑一致的，我认为我们本来的平均水平就不相同，所以期待黑人和白人会取得相近的成就是不现实的。
凤凰网《高见》：你为什么会把种族放在身份认同的首位？
贾里德·泰勒：因为我们的种族也是家庭的延伸。我们把家庭放在首位，而且跟你同种族的人在生物上来说和你是最亲近的。所以对种族表现出忠诚，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只有白人表现出这种感情才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二、多样性是美国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
凤凰网《高见》：谈及身份政治，现在美国自由主义者们越来越被认为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为少数族裔发声。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贾里德·泰勒：白人自由主义者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他们的表现跟人类的自然本性是矛盾的。为什么一个在数量和文化上占据主导的群体，要实行让自己变多为少的政策呢？白人自由主义者总是说：我们要庆祝社会的多样性，即使这会让白人越来越少。他们认为这对美国、对白人来说都是好事情。一个正常的群体怎么会庆祝他们自己越来越少的人数和影响力呢？
黑人、墨西哥人、亚洲人当然会庆祝社会多样性，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人数和影响力都会增加。但是为什么白人要庆祝这一终将导致自己消失的政策呢？如果大量白人涌入墨西哥，导致墨西哥人很快沦为少数，你认为他们可能骗墨西哥人这是好事，这是文化丰富性的体现吗？
凤凰网《高见》：你的这些观点都基于一个前提：美国应该是白人主导的。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个前提。
贾里德·泰勒：我对美国的想法和美国国父们的想法类似。当美国刚刚成立，在制宪会议上，人们需要决定这将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谁才是美国人。所以最初的宪法明确了：只有自由的白人才拥有成为美国公民的品格。这一看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美国是欧洲的延伸，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美国人，这一观点一直持续到1965年左右。在此之前，美国在设计移民政策时，要保证国家大多数人都是欧洲人、白人。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
我不是建议驱逐少数族裔，或取消这些人的国籍。我所提议的是，如果美国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区分，白人会更喜欢跟与自己一样的人学习、工作和生活。黑人、西班牙裔等也是如此。
然而，美国政府却不断地强迫人们待在一起。如果人们想要跟不同族裔的人在一起，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种族的社区、机构、甚至是国家的一部分时，政府应该停止谴责这些人。
凤凰网《高见》：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独一无二，正是因为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是吗？你说同意1965年之前的美国移民政策，可是很多人认为1965年的民权运动恰恰是一种进步。
贾里德·泰勒：看看这个国家的种族冲突你就知道了。在奥斯卡颁奖时，人们就会问：西班牙裔去哪儿了？亚裔去哪儿了？每年人们也会盯着哈佛大学的录取名单问：少数族裔去哪儿了？多样性是冲突的来源，我相信每一个有多个种族或族群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凤凰网《高见》：你的意思是冲突解决的困难性让你宁愿支持把不同种族分开？
贾里德·泰勒：这是大多数人的自然倾向。例如在美国教会中，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属于同一种族，其中许多完全属于同一种族。这是因为教会是美国少数几个没有政府压力的机构之一，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地去任何他们喜欢的教堂。我们有韩国教会，黑人教会，西班牙教会等等。这反映了人性，我们应该接受人性的这个方面，而不是一味地去对抗。
人们的自然倾向是部落，他们有自己的领土。在今天的美国，宣传者反对这个想法：白人应该和其他白人结婚。可是如果黑人，犹太人或亚洲人与自己的种族结婚，那就没关系。只有当白人说：是的，我希望我的孩子嫁给其他白人，这才会被认为是歧视。如果一个白人说我是白人我骄傲，就会招致仇恨，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白人利他主义。白人认为，假如非洲的人们饿死，他们就有责任去照顾非洲人民。这种白人的责任感远比其他种族要强烈，这似乎成了白人社会的原动力。日本人不会这么做，尼日利亚人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国家是属于他们的，只有白人才会想要被迫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其他群体的利益。
凤凰网《高见》：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很乐意承担这种责任。
贾里德·泰勒：是的，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它这只会让人们更加讨厌美国。你认为墨西哥会因为美国接收了他们的移民而喜欢我们吗？不，墨西哥人抵制美国。他们输送这么多人来美国不是因为他们爱我们，事实上他们憎恨我们。
三、自由主义者们才最不容忍
凤凰网《高见》：我们来谈谈你成立的网站吧，《美国复兴》这个网站成立了已经二十年多年了。所谓“美国复兴”的愿景是什么？
贾里德·泰勒：是为了唤醒白人，让他们意识到现在种族政策的自杀式本性。是为了让白人意识到，假如我们继续现在的道路，白人会成为美国的少数群体，文化会急剧消亡。我们正在努力发出警报，告诉美国人如果他们继续现在的路线，未来会是什么样。
凤凰网《高见》：可是你可能也知道，要想回到1965年前的美国是不太可能的。
贾里德·泰勒：可能是这样的，恢复多数白人的美国确实很难。但是把美国分成不同的部分是可能的，像白人占多数的地方，黑人占多数的地方。我认为这是白人和我们的文明在北美大陆上延续下去的唯一解决方案。
凤凰网《高见》：你认为“美国复兴”能够把美国引回“正途”，但是它也有可能让美国更加分裂。
贾里德·泰勒：在某些方面，人性可能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因为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白人愿意在和谐、奉献的名义下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可是假如白人停止牺牲自己的利益，就会停止所谓的国际自杀式行为。是的，会有更多分裂，但是这是白人能幸存的唯一方式。
凤凰网《高见》：让我们谈谈你和另类右派、白人权利倡议者们的相处经验。根据你的观察，他们的典型特点是什么？
贾里德·泰勒：我更喜欢称他们为有白人种族意识的人。他们大多年轻，聪明，受过教育，有平等意识。他们发现白人承受的一切是完全不公平的，白人被置于毁灭的道路上，他们决定反抗这一切。
凤凰网《高见》：有人认为这些人正在更多地从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比如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暴力现象，为什么会这样？
贾里德·泰勒：这些要求白人权利的人并不是暴力的。相反，只要白人聚集起来争取权利，那么讨厌白人的人会过来暴力介入。假如人们正常游行，就不会有暴力了，指责白人暴力这是完完全全不公平的。甚至我们有时开会，都会有反对者准备实施暴力来破坏会议的进行。其实左、右两边都有不礼貌、不包容的人，我希望这些另类右派者能更加包容。
但事实是：左派比右派更加不包容。我们的脸书账号被攻击和封号了，我们的推特账户被禁言了，我们失去了贝宝（Paypal）账户和邮箱，我们的出版商决定十年之后不再和我们合作。过去，我为一家公司做咨询工作，可是因为我发表的关于种族的看法，这家公司后来拒绝雇佣我。
自由主义者们宣称要容忍多样性，但是当遇到各种不同的观点时，他们却是最不能容忍的人，这是最大的悖论。
凤凰网《高见》：你的人生经历是很丰富的，比如在日本出生，直到16岁才回到美国，你还曾去法国求学，也去过中国和非洲许多国家。这种多元经历往往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典型标签，为什么你却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贾里德·泰勒：我去的地方越多，就越看到了种族差异的事实事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同的种族会建立不同的社会，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
凤凰网《高见》：一年前，你说特朗普是拯救白人利益的最后希望。一年之后，你对特朗普感到满意吗？或者说，有没有后悔选他？
贾里德·泰勒：不，完全没有。我认为特朗普有很多事情应该做却没有做，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比希拉里要好。特朗普可以更加高效，实践他选举中的承诺。
凤凰网《高见》：你又如何看待特朗普说美国不想要破烂国家(shithole)的人民？
贾里德·泰勒：我不会使用“shithole”（破烂）这样的字眼，这一类国家可以称之为欠发达国家。其实国家就是可以分为被喜欢的国家和没那么被喜欢的国家。你认为为什么大家都想来美国呢？假如所谓的不健全国家都是天堂，他们不会想离开，来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这些是天堂般的国家吗？不，这些是难以生存的国家，这些地方不是生存的好地方。问题是，美国从这些地方引入大量移民又可以获得什么呢？
凤凰网《高见》：美国过去可是一直用美国梦来吸引大量移民的，你是怎么看待美国梦的？
贾里德·泰勒：美国梦的概念就是赚更多钱，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追求的目标。每一个人都想赚更多钱，但是那不该是一个国家的形象重心，我觉得那么做一点都不高雅。跟变得更有钱相比，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更为崇高的目标。
编者按：有人说：特朗普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让美国再次变白了。近日，一名印度裔女子在西雅图遭白人辱骂：“你不够白！”特朗普也在前些天公开声称：“我们为什么要让那些来自破烂国家的人进入美国？我们为什么要接收那么多海地人？把他们赶出去。”
在“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再次疑惑了。开放、包容、美国梦、大熔炉，这些多多少少被打上美国烙印的词汇，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理所应当。于是，我们看到一群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力量不断崛起。
暴力、嘶吼、火把、傲慢的愤怒……在看过美国主流媒体对白人至上主义、另类右派的报道后，人们很容易对这群“煽动者”贴上种族主义、不容忍和反抗多元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若他们真如许多媒体讽刺笔调下那般不可理喻，又何以激发如此强烈的社会支持呢？
所以，我决定摘下美国主流媒体这道“滤镜”，直接对话白人至上主义领袖、“美国复兴”创始人贾里德·泰勒（Jared Taylor），听听他这一年来的想法和“遭遇”。
泰勒的形象跟“暴力制造者”、“狭隘主义者”等标签完全不搭边。事实上，他待人温和，甚至有些绅士的味道。在耶鲁大学、巴黎政治学院等世界顶级高校的教育经历，也让他对许多理论和研究驾轻就熟，而并不止于纯粹的情感宣泄。
可是泰勒那舒缓的嗓音所传达的，却是一个个让人不舒服的、甚至有些刺耳的观点。他不断谈着白人和黑人的平均智商差异，他认为白人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理所应当，甚至直言美国根本就没有理由接受来自落后国家的移民。
很快我就发现，这并非一场基于“共同底线”的对话。谈及美国建国之初，主流观点都在提“人生而平等”，他的关注点却在于：美国国父们就规定了白人的主流地位。说到马丁·路德·金引领的那场民权运动，泰勒并不认为是种进步，而恰恰是白人衰落的转折点。
有意思的是，在访谈过程中，泰勒还“揭露”了美国主流叙事之外的“真相”，比如反白人者如何诉诸暴力，倡导包容的自由主义者们怎样不包容地将他们网络禁言、销号等。
这也是此次访谈的乐趣所在：也许泰勒的理论并不能将你说服，有些甚至漏洞百出，但却可以让人在视角变换的过程中，看到一些真现象和真问题。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 任冠青
访谈嘉宾：贾里德·泰勒，美国白人至上主义领袖，《美国复兴》杂志创始人，保守公民协会（Council of Conservative Citizens）董事会成员、发言人。泰勒主要著作包括：《当代美国种族关系的失败》、《真正的美国困境：种族、移民及美国未来》、《白人身份：21世纪的种族意识》、《直面种族问题》等。泰勒16岁之前一直在日本生活，并曾在耶鲁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学习。
一、白人正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凤凰网《高见》：对你来说，与其先介绍你“是谁”，不如先声明一下你“不是谁”。因为尽管很多主流媒体会称你为白人至上主义的领袖，你却根本不承认自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可以解释一下吗？
贾里德·泰勒：我是坚决抵制这个说法的。事实上，我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或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等表述太具历史性，早就不应该出现在现代英语中了。我觉得，白人至上主义者是那种想要统治其他种族的白人。奴隶制在美国早已被废除，吉米·克劳法（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的时代，是白人至上的时代，黑人被禁止从事某些特定工作，种族隔离问题也很严重。但是在当今，我不认为还有白人想要去统治黑人。
拿我自己来说，我希望社会可以给白人以空间，让我们得以建立一个能够反映白人自身文化和遗产的社会。所以说“白人至上主义”这个表述，是用一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是对美国白人道德性的攻击。这也是媒体特别喜欢用这个词的原因，它在暗示：我们想要回到奴隶制社会，回到吉米·克劳法时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每次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我都会用一半的时间来跟他们解释这个表述是错误的，但他们还是会用这个词。
凤凰网《高见》：所以你更倾向于使用“种族现实主义”(racial realism)这个词。
贾里德·泰勒：种族现实主义是在承认：种族是一个生物学现象，种族是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层面，不同种族之间并非完全相同。如果扩大黑人群体，他们会创造出某种社会。如果扩大东亚人群体，他们就会创造出另一种不同的社会。种族现实主义是在承认：种族问题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
凤凰网《高见》：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所说的种族现实主义主要是基于生物因素的。 问题是，为什么你认为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生物学因素比一些社会因素更重要？
贾里德·泰勒：社会因素当然会影响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如果你来比较一下朝鲜和韩国。这两个群体在基因上是非常相似的，但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但是我相信，如果朝鲜和韩国统一，就像当年东德和西德的统一一样，两国很快就可以形成某种道德的统一体，这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基因相似性所造成的。我不否认环境在个人和群体身份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基因的作用。
凤凰网《高见》：这些生物性因素是如何形成你的诉求的？
贾里德·泰勒：首先，我们要承认种族差异的存在。虽然我不认为白人优于其他种族的人，但是我想让我们白人在未来能够幸存下来，不断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认为这是再自然、再正常不过的了。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就要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在这里，白人毋庸置疑地占据大多数，白人文化也是主流文化。
这一点在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看起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比如，中国人就会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人应该占绝大多数，中国文化应该是主流文化。日本人或突尼斯人等也是这么想。可是若是白人这么想，就会被当做是邪恶的，不道德的。希望自己的种族能够在未来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一种完全健康、正常的愿望，可是白人这么想就会被视为一种病态。这是一种自杀性的双重标准。
凤凰网《高见》：所以，你认为白人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这种说法并不是夸张？可是很多人认为目前白人在美国社会还是有很多主导性的优势。
贾里德·泰勒：与黑人相比，美国的白人当然是处于优势地位，可是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首先，我们现在仍然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且，白人和黑人在能力上也有很多差异。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商是85，美国白人的平均智商则是100。这意味着百分之五十的白人智商会达到100，而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黑人能达到这个水平。这么看来，我们就不能预期黑人的社会表现会按人口的比例体现出来，尤其是在那些需要聪明人的专业领域。
凤凰网《高见》：在我看来，这个标准非常功利。暂且不论这个关于智商的表述是否科学，不管智商如何，黑人都应获得平等的社会权利。
贾里德·泰勒：这是当然的。他们有权在美国社会中达到任何高度，我们有黑人法官，黑人总统，有非常富有的黑人艺人，体育人物等等。他们是黑人，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完全可以达到美国社会的最高水平。只是我认为这些成就不能完全按人口比例来要求。由于平均能力的差异，想让黑人达到和白人一样的平均水平是不现实的。
如果我说假设白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他们应该是全部宇航员、数学家、首席执行官、合伙人的百分之十三，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说因为有平均能力的差异，他们就不能同白人达到一样的水平。
凤凰网《高见》：这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在生物学上，你的观点反映了白人的傲慢与偏见；另一方面在心理上，你又体现了白人的“受害者”意识。你不觉得这有些不合逻辑吗？
贾里德·泰勒：这对我而言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黑人的逻辑才是混乱的。如果他们真的觉得他们同白人的智力水平相同，跟白人一样努力，那么他们就不该用种族主义、奴隶制历史来形成受害者心理。但是，黑人很少会说：我们犯罪率很高，这绝大部分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不是白人的原因。黑人很少会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总是把错误根源加在白人身上。我的观点是逻辑一致的，我认为我们本来的平均水平就不相同，所以期待黑人和白人会取得相近的成就是不现实的。
凤凰网《高见》：你为什么会把种族放在身份认同的首位？
贾里德·泰勒：因为我们的种族也是家庭的延伸。我们把家庭放在首位，而且跟你同种族的人在生物上来说和你是最亲近的。所以对种族表现出忠诚，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只有白人表现出这种感情才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二、多样性是美国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
凤凰网《高见》：谈及身份政治，现在美国自由主义者们越来越被认为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为少数族裔发声。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贾里德·泰勒：白人自由主义者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他们的表现跟人类的自然本性是矛盾的。为什么一个在数量和文化上占据主导的群体，要实行让自己变多为少的政策呢？白人自由主义者总是说：我们要庆祝社会的多样性，即使这会让白人越来越少。他们认为这对美国、对白人来说都是好事情。一个正常的群体怎么会庆祝他们自己越来越少的人数和影响力呢？
黑人、墨西哥人、亚洲人当然会庆祝社会多样性，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人数和影响力都会增加。但是为什么白人要庆祝这一终将导致自己消失的政策呢？如果大量白人涌入墨西哥，导致墨西哥人很快沦为少数，你认为他们可能骗墨西哥人这是好事，这是文化丰富性的体现吗？
凤凰网《高见》：你的这些观点都基于一个前提：美国应该是白人主导的。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个前提。
贾里德·泰勒：我对美国的想法和美国国父们的想法类似。当美国刚刚成立，在制宪会议上，人们需要决定这将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谁才是美国人。所以最初的宪法明确了：只有自由的白人才拥有成为美国公民的品格。这一看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美国是欧洲的延伸，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美国人，这一观点一直持续到1965年左右。在此之前，美国在设计移民政策时，要保证国家大多数人都是欧洲人、白人。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
我不是建议驱逐少数族裔，或取消这些人的国籍。我所提议的是，如果美国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区分，白人会更喜欢跟与自己一样的人学习、工作和生活。黑人、西班牙裔等也是如此。
然而，美国政府却不断地强迫人们待在一起。如果人们想要跟不同族裔的人在一起，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种族的社区、机构、甚至是国家的一部分时，政府应该停止谴责这些人。
凤凰网《高见》：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独一无二，正是因为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是吗？你说同意1965年之前的美国移民政策，可是很多人认为1965年的民权运动恰恰是一种进步。
贾里德·泰勒：看看这个国家的种族冲突你就知道了。在奥斯卡颁奖时，人们就会问：西班牙裔去哪儿了？亚裔去哪儿了？每年人们也会盯着哈佛大学的录取名单问：少数族裔去哪儿了？多样性是冲突的来源，我相信每一个有多个种族或族群的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凤凰网《高见》：你的意思是冲突解决的困难性让你宁愿支持把不同种族分开？
贾里德·泰勒：这是大多数人的自然倾向。例如在美国教会中，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属于同一种族，其中许多完全属于同一种族。这是因为教会是美国少数几个没有政府压力的机构之一，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地去任何他们喜欢的教堂。我们有韩国教会，黑人教会，西班牙教会等等。这反映了人性，我们应该接受人性的这个方面，而不是一味地去对抗。
人们的自然倾向是部落，他们有自己的领土。在今天的美国，宣传者反对这个想法：白人应该和其他白人结婚。可是如果黑人，犹太人或亚洲人与自己的种族结婚，那就没关系。只有当白人说：是的，我希望我的孩子嫁给其他白人，这才会被认为是歧视。如果一个白人说我是白人我骄傲，就会招致仇恨，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白人利他主义。白人认为，假如非洲的人们饿死，他们就有责任去照顾非洲人民。这种白人的责任感远比其他种族要强烈，这似乎成了白人社会的原动力。日本人不会这么做，尼日利亚人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国家是属于他们的，只有白人才会想要被迫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其他群体的利益。
凤凰网《高见》：美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很乐意承担这种责任。
贾里德·泰勒：是的，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它这只会让人们更加讨厌美国。你认为墨西哥会因为美国接收了他们的移民而喜欢我们吗？不，墨西哥人抵制美国。他们输送这么多人来美国不是因为他们爱我们，事实上他们憎恨我们。
三、自由主义者们才最不容忍
凤凰网《高见》：我们来谈谈你成立的网站吧，《美国复兴》这个网站成立了已经二十年多年了。所谓“美国复兴”的愿景是什么？
贾里德·泰勒：是为了唤醒白人，让他们意识到现在种族政策的自杀式本性。是为了让白人意识到，假如我们继续现在的道路，白人会成为美国的少数群体，文化会急剧消亡。我们正在努力发出警报，告诉美国人如果他们继续现在的路线，未来会是什么样。
凤凰网《高见》：可是你可能也知道，要想回到1965年前的美国是不太可能的。
贾里德·泰勒：可能是这样的，恢复多数白人的美国确实很难。但是把美国分成不同的部分是可能的，像白人占多数的地方，黑人占多数的地方。我认为这是白人和我们的文明在北美大陆上延续下去的唯一解决方案。
凤凰网《高见》：你认为“美国复兴”能够把美国引回“正途”，但是它也有可能让美国更加分裂。
贾里德·泰勒：在某些方面，人性可能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因为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白人愿意在和谐、奉献的名义下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可是假如白人停止牺牲自己的利益，就会停止所谓的国际自杀式行为。是的，会有更多分裂，但是这是白人能幸存的唯一方式。
凤凰网《高见》：让我们谈谈你和另类右派、白人权利倡议者们的相处经验。根据你的观察，他们的典型特点是什么？
贾里德·泰勒：我更喜欢称他们为有白人种族意识的人。他们大多年轻，聪明，受过教育，有平等意识。他们发现白人承受的一切是完全不公平的，白人被置于毁灭的道路上，他们决定反抗这一切。
凤凰网《高见》：有人认为这些人正在更多地从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比如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暴力现象，为什么会这样？
贾里德·泰勒：这些要求白人权利的人并不是暴力的。相反，只要白人聚集起来争取权利，那么讨厌白人的人会过来暴力介入。假如人们正常游行，就不会有暴力了，指责白人暴力这是完完全全不公平的。甚至我们有时开会，都会有反对者准备实施暴力来破坏会议的进行。其实左、右两边都有不礼貌、不包容的人，我希望这些另类右派者能更加包容。
但事实是：左派比右派更加不包容。我们的脸书账号被攻击和封号了，我们的推特账户被禁言了，我们失去了贝宝（Paypal）账户和邮箱，我们的出版商决定十年之后不再和我们合作。过去，我为一家公司做咨询工作，可是因为我发表的关于种族的看法，这家公司后来拒绝雇佣我。
自由主义者们宣称要容忍多样性，但是当遇到各种不同的观点时，他们却是最不能容忍的人，这是最大的悖论。
凤凰网《高见》：你的人生经历是很丰富的，比如在日本出生，直到16岁才回到美国，你还曾去法国求学，也去过中国和非洲许多国家。这种多元经历往往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典型标签，为什么你却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贾里德·泰勒：我去的地方越多，就越看到了种族差异的事实事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同的种族会建立不同的社会，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
凤凰网《高见》：一年前，你说特朗普是拯救白人利益的最后希望。一年之后，你对特朗普感到满意吗？或者说，有没有后悔选他？
贾里德·泰勒：不，完全没有。我认为特朗普有很多事情应该做却没有做，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比希拉里要好。特朗普可以更加高效，实践他选举中的承诺。
凤凰网《高见》：你又如何看待特朗普说美国不想要破烂国家(shithole)的人民？
贾里德·泰勒：我不会使用“shithole”（破烂）这样的字眼，这一类国家可以称之为欠发达国家。其实国家就是可以分为被喜欢的国家和没那么被喜欢的国家。你认为为什么大家都想来美国呢？假如所谓的不健全国家都是天堂，他们不会想离开，来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这些是天堂般的国家吗？不，这些是难以生存的国家，这些地方不是生存的好地方。问题是，美国从这些地方引入大量移民又可以获得什么呢？
凤凰网《高见》：美国过去可是一直用美国梦来吸引大量移民的，你是怎么看待美国梦的？
贾里德·泰勒：美国梦的概念就是赚更多钱，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追求的目标。每一个人都想赚更多钱，但是那不该是一个国家的形象重心，我觉得那么做一点都不高雅。跟变得更有钱相比，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更为崇高的目标。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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