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四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
作者：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7年8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帝国统治史，始于公元前3世纪，绵延至20世纪中期。幅员广袤的世界诸帝国在这一时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影响深远的罗马帝国，勇武虔诚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年寿不永的加洛林帝国，灵活务实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自成一体的中华帝国以及彻底开启全球化进程的西方诸帝国……它们各不相同的统治策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作者不仅关注它们如何崛起、竞争并形成其独特制度与统治实践，而且超越对历史细节的泛泛叙述，将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加以分析考察。同时本书借助对各个帝国统治策略、施政传统的一系列对比，充分展示其内部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帝国统治史的理解。本书曾获2011年世界史学会年度图书奖。
考察帝国的历史，并不暗示着要去褒扬或谴责
《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曾获2011年美国世界史学会图书奖， 由美国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简·伯班克与弗雷德里克·库珀合著完成。
简·伯班克教授现供职于纽约大学。她以俄罗斯与斯拉夫研究见长。著有《知识分子与革命：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观，1917 — 1922 年》、《法庭上的俄国农民：法律文化在乡下，1905 — 1917 年》，编有《俄罗斯帝国：空间、民众、 权力，1700 — 1930 年》。在其首部专著《知识分子与革命：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观，1917 — 1922 年》中，围绕俄国革命与内战时期由知识分子所推动促成的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种种解读，她进行了深入探究，该著作在学术界反响巨大。本书是她的最新著作。
弗雷德里克·库珀教授与简·伯班克教授系同事。库珀教授的研究从最初限于东非劳工运动逐渐转向对殖民主义的宏观考察。其代表作有《去殖民化与非洲社会：法属与英属非洲的劳工问题》《争论中的殖民主义：理论，知识史》等。他最为重要的贡献即提出了“看门人国家”（thegatekeeper state）的概念。其认为，许多非洲新兴国家在走向独立后尽管已取代殖民主义国家，但其实仅仅控制着海关、外汇监管机构、人事部门等若干个关键的“大门”，以攫取资源、分配机会和维护特权阶层的荫庇关系。由于“看门人国家”虽然通常情形下并不能真正控制基层社会，但它可以控制官僚体系和地方政府，从而导致官僚主义、腐败和裙带关系横行，国家极易蜕变为“窃贼国家”或掠夺性国家。该概念因其形象而精准，故常被研究后殖民时期非洲的学者所借用。
关于研究帝国问题的学术意义与写作本书的初衷，两位作者指出，首先，考察帝国的历史并不暗示着要去褒扬或谴责它们。相反，探讨和理解历史上的帝国在各自时期所展现的发展前景，为今天的我们揭示了那些改变过去、创造现在以及可能塑造未来的措施与行动。其次，尽管当今世界由众多民族国家构成，但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并不稳定。所以今天仍有必要思考帝国问题，并从帝国兴衰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再次，通过考察诸帝国的统治武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借鉴，这样就可以修正各种传统的年代记叙以及分门别类，并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是怎样、在何时与何地出现了新的趋势。
在该书中，作者就一系列概念进行了阐释或重新诠释，赋予它们新鲜的、更为丰富的含义。
首先，对于全书的关键词“帝国”与“民族国家”两大政体及其差异，他们进行了阐释并加以廓清。所谓帝国是一种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或是曾将权威扩及广大空间，以及当其兼并新民族时仍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政体。而民族国家则基于如下理念，即单一领土之上的单一民族将其自身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宣称其民众的共性，帝国国家则声言其多元人口的不平等性。两种类型的国家都是混合化的，但是民族国家倾向于同化那些其境内的民众而排斥那些境外者，帝国则向外延展并通常是强迫式地吸纳在帝国统治下差异被人为地明确化的民族。帝国是一种持久的政体形式。作为一种宏大的政治实体，帝国奉行领土扩张主义或对扩张念念不忘，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将人们统合起来，在人群中维持差异性和等级关系。民族国家则被想象为同质性的—单一民族、单一领土、单一政府。帝国意识到并不得不应对其属民的多样性，并且帝国会自觉地维持它们所征服和所合并的族群的多样性。帝国以不同的方法治理不同的人群，其多重治理策略使之具有适应性，能够远距离、长时间地控制资源。
其次作者在分析帝国的策略时使用了差异政治的概念。政治学传统观点认为，“一般说来，帝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对统治方式的影响是比较小的，这些统治方式全都倾向于集权、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既不受地方代议机构也不受帝国立法机构的实际控制。”而本书作者指出，历史上诸帝国在吸纳不同族群和在人口中间制造种种差异上采用了多种方式，使人们独立却不平等或试图使他们既平等又相似。帝国从征服转向统治时采取了不同方式，一些帝国和谐地将民众整合于在他们中间维持着差异的政体之中，这种差异政治的理念与实践是维系诸多帝国长期存续的法宝之一。
再次，针对所谓的同质化策略，作者进行了详述。在作者看来，所有的帝国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整合与区分。这种策略即同质化。譬如，罗马帝国基于一种由罗马扩张形成的独特文化而倾向于同质化。城市设计、艺术和文学上标志性的罗马风格，罗马帝国的种种制度（公民身份、法律权利、政治参与），一种单一且优越的帝国文明对那些学习其方式的人开放的理念，罗马式的中央集权，这些都是罗马的统治方式所固有的。而蛮族、奴隶和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外。另通过征服、征税和受保护的商业，罗马把地中海纳入一个单一世界，并形成了一种以大海为中心的集成经济体系和集成政治体系。而美国同质化的帝国方式，则包括其对领土、财产所有权、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以及女性服从的执念；它对其开明且先进的文明的信心；它认为美国生活方式不仅优越而且是基于会被其他所有人所欢迎的种种普世价值观的坚定信念；以及其对大陆原住民的主权不予承认的抹杀。这种同质化通过战争、法律以及扩张得到维护并增强。
两位作者笔下所勾勒的帝国轨迹的起点是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和中国。他们以此为开篇并非因为这两个帝国诞生较早，而是因为它们成为后来的帝国缔造者们长久的衡量标准。其中，罗马被想象成一种其光辉普照世界的基督教文明，成为后世帝国（如拜占庭、加洛林、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帝国）的一个衡量标准。
关于帝国间的差异，两位作者关注和着墨颇多。首先，帝国的首要统治策略大相径庭。譬如，中国依赖于一个忠诚而经过培训的官僚阶层，罗马的统治基于公民权的授予（至少是在理论上）。19 世纪欧洲诸殖民帝国的策略，则是将职业化的官僚机构，受法律、规则约束的统治，明确的行政司法管辖权以及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设置于殖民领土之上。
其次，关于帝国实施统治的媒介或工具，作者通过考察中国历史认为，“依靠官员实施统治帮助中国皇帝避免了对地方士绅的依赖，使得中国的帝国轨迹不同于罗马帝国以及西欧后罗马时代的诸多政体的轨迹。”而针对西方帝国，作者提出了帝国的中间人或中介人概念。因为无论帝国统治者如何看待“其他”人民及其文化，征服者不能仅靠自己去治理帝国。他们需要中间人。此类中间人首先来自被征服社会中的精英，帝国统治者经常利用他们的才能、知识和权威。另一类中间人是那些来自母国的殖民定居者或行政官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将其他若干帝国也纳入自己的比较研究视野。如诸伊斯兰帝国（从倭马亚王朝开始），通过依靠帝国家庭，雇用大量外人（奴隶、受庇护者以及新近的皈依者），形成了一种家产制统治策略，从而避免了贵族政治引发的难题。而在欧亚大草原上，帝国缔造者运用其他的策略来维系代理人——比如兄弟关系、婚姻政治以及部落忠诚。这类欧亚大草原上的帝国在本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些帝国所使用的相似的统治手段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帝国。作者在考察帝国的全部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中间人既必要又危险。因为殖民定居者、本土精英、下级官员群体都可能希望称王称霸。
再次，关于诸帝国对于宗教的迥异态度，作者认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并未造就某种排他性的国教，或是试图使全帝国之内人们的经济或文化生活同质化。而与一种单一的普世性信仰（基督教）相联系的一种普世性帝国的观念，则为罗马帝国以及曾效仿罗马的诸多后来的帝国留下了一种持久的印记。在西欧，基督教被证明是一种比各种国家制度更为持久的罗马遗产。在作者眼中，众多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以一种新生的一神教为基础建立了诸多帝国，这些帝国扩张迅速，将伊斯兰教传播到许多遥远的地方。而作者将奥斯曼帝国视作伊斯兰帝国中的一个特例，因为它吸收突厥的、阿拉伯的、波斯的、蒙古的以及拜占庭的经验而形成了最为长久的伊斯兰帝国，这一帝国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类似诞生自欧亚大草原上的帝国。它避免或解决了教派分裂，并将形形色色的团体整合在帝国整体之中。
殖民帝国曾在帝国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两位作者深入研究了19 世纪殖民化对诸殖民帝国的影响问题。他们认为，尽管由于帝国之间的竞争，殖民化在19 世纪末期欧洲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武库中占据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各个帝国拥有遍及该大陆内部与外部的种种超国家资源。但它们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学家已暗示的那样造就若干完全崭新的帝国。它们依赖并扩大了帝国技能的武库，推广了跨领域的网络与有感染力的思想，并增加了帝国间竞争的筹码。欧洲人获得了更为有效的手段，从而使遥远地方的人们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但是围绕着将他们作为可以剥削的对象或是作为一个帝国共同体的地位较低的成员来对待的问题，这些殖民国家内部产生了分化。而同传统殖民帝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武库拥有比殖民化更为有效的工具——譬如一支灵活机动的军队，一个许多国家的商业精英都想与之交易的经济，一种美国人相信其他人都想效仿的生活方式。
作者的某些观点新颖而耐人寻味。如他们认为，帝国是一种持久性显著的国家形式。帝国的持久性指导我们去探索人们长时间用来考量政治和组织他们的国家的五花八门的方式。帝国又是一种易变的政治形式。帝国的长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整合和转变策略的能力，从巩固领土到建立飞地，从对中间人的松散监督到紧密且自上而下的控制，从对帝国权威不加掩饰的宣示到拒绝像一个帝国那样行事。
另如关于欧洲诸殖民帝国与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欧洲诸帝国对新海外领土的控制的延伸以及帝国相互竞争时使用的种种方法，都被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深刻塑造；而欧洲诸帝国间的竞争，又决定性地制约着资本主义发展赖以发生的条件。
再如关于美国的“帝国”问题，作者认为，2001年以后，选定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在专家们中间变得时髦了起来，专家们要么谴责美国在海外种种行径的傲慢，要么称颂其维持世界治安并使世界民主化的种种努力。美国自身的帝国发展轨迹如下——作为发迹于18 世纪的一个陆上帝国，其建立在被视为公民的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与私有财产而排斥美洲土著与奴隶的基础之上。在一个大陆上的扩张最终将巨大的资源置于欧美裔控制之下，他们视其征服为对天定命运的履行。
关于帝国的历史地位，作者如是评价，帝国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久远而重要的影响。在过去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作为、文化塑造了世界。众多帝国的过去，展示了人类为权力的骄傲自大所付出的种种代价，以及诸帝国所造就的社会生活的多面化转变。对于帝国的应有态度，作者认为存在两种错误的做法：一是沉湎于对帝国的眷恋，而此种徒增伤感的招魂术于事无补；二是对帝国霸权的谩骂，它也不能为理解和改善当今世界提供方法。帝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体。全面理性地考察其所使用过的统治手段，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世界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在书中添设了精心制作的众多地图，另于正文后增附了建议阅读的书目，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为《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的译者序，作者柴彬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期关注
《英国人》
作者：琳达·科利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7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描绘了自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法案》诞生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期间英国国家的形成历程。通过描述那些对“英国性”形成至关重要事件，如新教信仰、帝国扩张红利、美国独立、统治精英及王室形象的变化、英法战争、女权发展、废奴运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等，作者琳达·科利向我们揭示了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同时，她也通过历史维度向读者展示了“英国性”日后的发展方向。
评点：现代国家形成的英国经验，为读者展示了英国人对于国家认同的过程。本书史料丰富且具有洞察力。
《发现民众》
作者：林红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试图在相对独立的三段历史情境中考察民众与政治的关系。传统文化中儒家民本思想、墨子以兼爱为重点的平民思想等，为后世政治留下了重民的文化基因和良善的道德内涵。这些思想财富在历代政治实践中不断使用，不断积累，并作为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被传承下来。近代中国，民主观念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深入人心，被动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充满民族屈辱，一系列民族危难事件为接收现代民主思想准备了社会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着列宁主义而来的，是李大钊等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大众民主观，它的内源性一方面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萌发于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之中。
评点：中国革命是苏联提供资金和组织方式强行楔入的过程，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杨奎松等学者的著作。
《邻人》
作者：杨·T.格罗斯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犹如一本侦探小说，7月那一天发生的事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格罗斯在本书中以“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为讨论核心，揭开了人类现代史上公认的受害者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残暴的一面，也引导我们思考普遍潜伏的危险：人类的兽性在何种情况会被激发？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本书为我们反思历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它是几十年来关于波兰—犹太关系重要的研究，亦是大屠杀写作的经典。
评点：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强调，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面对不同的事，个人必须学会区分哪种身份更重要。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作者：钱颖一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收集了钱颖一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间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续集。本书把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之上，由“改革与发展”、“制度与转轨”、“学理与中国”三编共10章组成。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参照基准和分析工具，剖析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出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回答，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依循着本书的内容，读者可以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39年前行的轨迹，体会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贡献，领悟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
评点：中国尚未出现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完全能够作为深入开采的学术富矿，经济学者尚需多努力。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杰克·威泽弗德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成吉思汗用武力和意志扫平了东亚，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摧毁了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到印度，从越南到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所呈现的成吉思汗形象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他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并开通自由贸易。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促进了商业发展，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
评点：作者的观点尚待商榷，毕竟蒙古人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我看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可能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四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
作者：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7年8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帝国统治史，始于公元前3世纪，绵延至20世纪中期。幅员广袤的世界诸帝国在这一时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影响深远的罗马帝国，勇武虔诚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年寿不永的加洛林帝国，灵活务实的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自成一体的中华帝国以及彻底开启全球化进程的西方诸帝国……它们各不相同的统治策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作者不仅关注它们如何崛起、竞争并形成其独特制度与统治实践，而且超越对历史细节的泛泛叙述，将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加以分析考察。同时本书借助对各个帝国统治策略、施政传统的一系列对比，充分展示其内部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帝国统治史的理解。本书曾获2011年世界史学会年度图书奖。
考察帝国的历史，并不暗示着要去褒扬或谴责
《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曾获2011年美国世界史学会图书奖， 由美国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简·伯班克与弗雷德里克·库珀合著完成。
简·伯班克教授现供职于纽约大学。她以俄罗斯与斯拉夫研究见长。著有《知识分子与革命：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观，1917 — 1922 年》、《法庭上的俄国农民：法律文化在乡下，1905 — 1917 年》，编有《俄罗斯帝国：空间、民众、 权力，1700 — 1930 年》。在其首部专著《知识分子与革命：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观，1917 — 1922 年》中，围绕俄国革命与内战时期由知识分子所推动促成的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种种解读，她进行了深入探究，该著作在学术界反响巨大。本书是她的最新著作。
弗雷德里克·库珀教授与简·伯班克教授系同事。库珀教授的研究从最初限于东非劳工运动逐渐转向对殖民主义的宏观考察。其代表作有《去殖民化与非洲社会：法属与英属非洲的劳工问题》《争论中的殖民主义：理论，知识史》等。他最为重要的贡献即提出了“看门人国家”（thegatekeeper state）的概念。其认为，许多非洲新兴国家在走向独立后尽管已取代殖民主义国家，但其实仅仅控制着海关、外汇监管机构、人事部门等若干个关键的“大门”，以攫取资源、分配机会和维护特权阶层的荫庇关系。由于“看门人国家”虽然通常情形下并不能真正控制基层社会，但它可以控制官僚体系和地方政府，从而导致官僚主义、腐败和裙带关系横行，国家极易蜕变为“窃贼国家”或掠夺性国家。该概念因其形象而精准，故常被研究后殖民时期非洲的学者所借用。
关于研究帝国问题的学术意义与写作本书的初衷，两位作者指出，首先，考察帝国的历史并不暗示着要去褒扬或谴责它们。相反，探讨和理解历史上的帝国在各自时期所展现的发展前景，为今天的我们揭示了那些改变过去、创造现在以及可能塑造未来的措施与行动。其次，尽管当今世界由众多民族国家构成，但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并不稳定。所以今天仍有必要思考帝国问题，并从帝国兴衰史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再次，通过考察诸帝国的统治武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借鉴，这样就可以修正各种传统的年代记叙以及分门别类，并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是怎样、在何时与何地出现了新的趋势。
在该书中，作者就一系列概念进行了阐释或重新诠释，赋予它们新鲜的、更为丰富的含义。
首先，对于全书的关键词“帝国”与“民族国家”两大政体及其差异，他们进行了阐释并加以廓清。所谓帝国是一种庞大的政治单元，是扩张主义的或是曾将权威扩及广大空间，以及当其兼并新民族时仍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的政体。而民族国家则基于如下理念，即单一领土之上的单一民族将其自身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宣称其民众的共性，帝国国家则声言其多元人口的不平等性。两种类型的国家都是混合化的，但是民族国家倾向于同化那些其境内的民众而排斥那些境外者，帝国则向外延展并通常是强迫式地吸纳在帝国统治下差异被人为地明确化的民族。帝国是一种持久的政体形式。作为一种宏大的政治实体，帝国奉行领土扩张主义或对扩张念念不忘，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将人们统合起来，在人群中维持差异性和等级关系。民族国家则被想象为同质性的—单一民族、单一领土、单一政府。帝国意识到并不得不应对其属民的多样性，并且帝国会自觉地维持它们所征服和所合并的族群的多样性。帝国以不同的方法治理不同的人群，其多重治理策略使之具有适应性，能够远距离、长时间地控制资源。
其次作者在分析帝国的策略时使用了差异政治的概念。政治学传统观点认为，“一般说来，帝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对统治方式的影响是比较小的，这些统治方式全都倾向于集权、官僚主义和家长制，既不受地方代议机构也不受帝国立法机构的实际控制。”而本书作者指出，历史上诸帝国在吸纳不同族群和在人口中间制造种种差异上采用了多种方式，使人们独立却不平等或试图使他们既平等又相似。帝国从征服转向统治时采取了不同方式，一些帝国和谐地将民众整合于在他们中间维持着差异的政体之中，这种差异政治的理念与实践是维系诸多帝国长期存续的法宝之一。
再次，针对所谓的同质化策略，作者进行了详述。在作者看来，所有的帝国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整合与区分。这种策略即同质化。譬如，罗马帝国基于一种由罗马扩张形成的独特文化而倾向于同质化。城市设计、艺术和文学上标志性的罗马风格，罗马帝国的种种制度（公民身份、法律权利、政治参与），一种单一且优越的帝国文明对那些学习其方式的人开放的理念，罗马式的中央集权，这些都是罗马的统治方式所固有的。而蛮族、奴隶和其他人则被排除在外。另通过征服、征税和受保护的商业，罗马把地中海纳入一个单一世界，并形成了一种以大海为中心的集成经济体系和集成政治体系。而美国同质化的帝国方式，则包括其对领土、财产所有权、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以及女性服从的执念；它对其开明且先进的文明的信心；它认为美国生活方式不仅优越而且是基于会被其他所有人所欢迎的种种普世价值观的坚定信念；以及其对大陆原住民的主权不予承认的抹杀。这种同质化通过战争、法律以及扩张得到维护并增强。
两位作者笔下所勾勒的帝国轨迹的起点是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和中国。他们以此为开篇并非因为这两个帝国诞生较早，而是因为它们成为后来的帝国缔造者们长久的衡量标准。其中，罗马被想象成一种其光辉普照世界的基督教文明，成为后世帝国（如拜占庭、加洛林、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帝国）的一个衡量标准。
关于帝国间的差异，两位作者关注和着墨颇多。首先，帝国的首要统治策略大相径庭。譬如，中国依赖于一个忠诚而经过培训的官僚阶层，罗马的统治基于公民权的授予（至少是在理论上）。19 世纪欧洲诸殖民帝国的策略，则是将职业化的官僚机构，受法律、规则约束的统治，明确的行政司法管辖权以及自上而下的指挥体系设置于殖民领土之上。
其次，关于帝国实施统治的媒介或工具，作者通过考察中国历史认为，“依靠官员实施统治帮助中国皇帝避免了对地方士绅的依赖，使得中国的帝国轨迹不同于罗马帝国以及西欧后罗马时代的诸多政体的轨迹。”而针对西方帝国，作者提出了帝国的中间人或中介人概念。因为无论帝国统治者如何看待“其他”人民及其文化，征服者不能仅靠自己去治理帝国。他们需要中间人。此类中间人首先来自被征服社会中的精英，帝国统治者经常利用他们的才能、知识和权威。另一类中间人是那些来自母国的殖民定居者或行政官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将其他若干帝国也纳入自己的比较研究视野。如诸伊斯兰帝国（从倭马亚王朝开始），通过依靠帝国家庭，雇用大量外人（奴隶、受庇护者以及新近的皈依者），形成了一种家产制统治策略，从而避免了贵族政治引发的难题。而在欧亚大草原上，帝国缔造者运用其他的策略来维系代理人——比如兄弟关系、婚姻政治以及部落忠诚。这类欧亚大草原上的帝国在本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些帝国所使用的相似的统治手段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帝国。作者在考察帝国的全部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中间人既必要又危险。因为殖民定居者、本土精英、下级官员群体都可能希望称王称霸。
再次，关于诸帝国对于宗教的迥异态度，作者认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并未造就某种排他性的国教，或是试图使全帝国之内人们的经济或文化生活同质化。而与一种单一的普世性信仰（基督教）相联系的一种普世性帝国的观念，则为罗马帝国以及曾效仿罗马的诸多后来的帝国留下了一种持久的印记。在西欧，基督教被证明是一种比各种国家制度更为持久的罗马遗产。在作者眼中，众多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以一种新生的一神教为基础建立了诸多帝国，这些帝国扩张迅速，将伊斯兰教传播到许多遥远的地方。而作者将奥斯曼帝国视作伊斯兰帝国中的一个特例，因为它吸收突厥的、阿拉伯的、波斯的、蒙古的以及拜占庭的经验而形成了最为长久的伊斯兰帝国，这一帝国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类似诞生自欧亚大草原上的帝国。它避免或解决了教派分裂，并将形形色色的团体整合在帝国整体之中。
殖民帝国曾在帝国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两位作者深入研究了19 世纪殖民化对诸殖民帝国的影响问题。他们认为，尽管由于帝国之间的竞争，殖民化在19 世纪末期欧洲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武库中占据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各个帝国拥有遍及该大陆内部与外部的种种超国家资源。但它们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学家已暗示的那样造就若干完全崭新的帝国。它们依赖并扩大了帝国技能的武库，推广了跨领域的网络与有感染力的思想，并增加了帝国间竞争的筹码。欧洲人获得了更为有效的手段，从而使遥远地方的人们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但是围绕着将他们作为可以剥削的对象或是作为一个帝国共同体的地位较低的成员来对待的问题，这些殖民国家内部产生了分化。而同传统殖民帝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武库拥有比殖民化更为有效的工具——譬如一支灵活机动的军队，一个许多国家的商业精英都想与之交易的经济，一种美国人相信其他人都想效仿的生活方式。
作者的某些观点新颖而耐人寻味。如他们认为，帝国是一种持久性显著的国家形式。帝国的持久性指导我们去探索人们长时间用来考量政治和组织他们的国家的五花八门的方式。帝国又是一种易变的政治形式。帝国的长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整合和转变策略的能力，从巩固领土到建立飞地，从对中间人的松散监督到紧密且自上而下的控制，从对帝国权威不加掩饰的宣示到拒绝像一个帝国那样行事。
另如关于欧洲诸殖民帝国与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欧洲诸帝国对新海外领土的控制的延伸以及帝国相互竞争时使用的种种方法，都被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深刻塑造；而欧洲诸帝国间的竞争，又决定性地制约着资本主义发展赖以发生的条件。
再如关于美国的“帝国”问题，作者认为，2001年以后，选定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在专家们中间变得时髦了起来，专家们要么谴责美国在海外种种行径的傲慢，要么称颂其维持世界治安并使世界民主化的种种努力。美国自身的帝国发展轨迹如下——作为发迹于18 世纪的一个陆上帝国，其建立在被视为公民的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与私有财产而排斥美洲土著与奴隶的基础之上。在一个大陆上的扩张最终将巨大的资源置于欧美裔控制之下，他们视其征服为对天定命运的履行。
关于帝国的历史地位，作者如是评价，帝国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久远而重要的影响。在过去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作为、文化塑造了世界。众多帝国的过去，展示了人类为权力的骄傲自大所付出的种种代价，以及诸帝国所造就的社会生活的多面化转变。对于帝国的应有态度，作者认为存在两种错误的做法：一是沉湎于对帝国的眷恋，而此种徒增伤感的招魂术于事无补；二是对帝国霸权的谩骂，它也不能为理解和改善当今世界提供方法。帝国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体。全面理性地考察其所使用过的统治手段，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世界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在书中添设了精心制作的众多地图，另于正文后增附了建议阅读的书目，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为《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一书的译者序，作者柴彬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期关注
《英国人》
作者：琳达·科利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7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描绘了自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法案》诞生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期间英国国家的形成历程。通过描述那些对“英国性”形成至关重要事件，如新教信仰、帝国扩张红利、美国独立、统治精英及王室形象的变化、英法战争、女权发展、废奴运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等，作者琳达·科利向我们揭示了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同时，她也通过历史维度向读者展示了“英国性”日后的发展方向。
评点：现代国家形成的英国经验，为读者展示了英国人对于国家认同的过程。本书史料丰富且具有洞察力。
《发现民众》
作者：林红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试图在相对独立的三段历史情境中考察民众与政治的关系。传统文化中儒家民本思想、墨子以兼爱为重点的平民思想等，为后世政治留下了重民的文化基因和良善的道德内涵。这些思想财富在历代政治实践中不断使用，不断积累，并作为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被传承下来。近代中国，民主观念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深入人心，被动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充满民族屈辱，一系列民族危难事件为接收现代民主思想准备了社会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着列宁主义而来的，是李大钊等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大众民主观，它的内源性一方面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萌发于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之中。
评点：中国革命是苏联提供资金和组织方式强行楔入的过程，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杨奎松等学者的著作。
《邻人》
作者：杨·T.格罗斯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941年的一个夏日，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人谋杀了另一半人：所有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计1600人，仅7人幸存。镇上的犹太人被棍打、溺毙、烧死，这一系列恶行并非出自抽象的“纳粹”，而是拥有真实面孔和姓名的人们，这些犹太人所熟识的人：他们过去的校友、向他们买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他们的邻人。证词、证据，杀人凶手、杀人动机，犹如一本侦探小说，7月那一天发生的事被一步步复原和重构。格罗斯在本书中以“二战”期间的波兰—犹太关系为讨论核心，揭开了人类现代史上公认的受害者波兰人在极端环境下残暴的一面，也引导我们思考普遍潜伏的危险：人类的兽性在何种情况会被激发？为何会有民族之间的仇恨？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失败和黑暗的历史？本书为我们反思历史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立场，它是几十年来关于波兰—犹太关系重要的研究，亦是大屠杀写作的经典。
评点：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强调，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面对不同的事，个人必须学会区分哪种身份更重要。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作者：钱颖一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收集了钱颖一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间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续集。本书把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分析建立在现代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之上，由“改革与发展”、“制度与转轨”、“学理与中国”三编共10章组成。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参照基准和分析工具，剖析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出言之有理、论之有据的回答，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依循着本书的内容，读者可以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39年前行的轨迹，体会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贡献，领悟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
评点：中国尚未出现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完全能够作为深入开采的学术富矿，经济学者尚需多努力。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作者：杰克·威泽弗德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7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成吉思汗用武力和意志扫平了东亚，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摧毁了欧洲陈腐的骑士方阵。在他的指挥调度下，蒙古帝国从未一次派出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军团，却在25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比罗马帝国400年征战还要广阔的土地。他建立的帝国边界从西伯利亚到印度，从越南到匈牙利，从朝鲜半岛直到巴尔干半岛。蒙古帝国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所呈现的成吉思汗形象并不像从前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冷酷嗜杀的暴君。事实上，他是一个高瞻远瞩、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他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并开通自由贸易。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促进了商业发展，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
评点：作者的观点尚待商榷，毕竟蒙古人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严重后果。在我看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可能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