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见之书2月上：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八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作者：（法）布罗代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7年12月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巨著，书写了15至1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达史，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历时二十余年结撰而成。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去寻找。因此他以“总体史”为目标，以长达四百年的时段为整体对象，从特定角度描述了世界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好比“为世界过一次磅”，旨在确认前工业化时期世界的潜力限度，当时“物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将市场经济和高级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比较，通过混合和对立使二者互为解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按时间顺序了国际经济的先后更替形式和主导力量。

作为集大成之作，本书不仅展示出布罗代尔的博学广闻和驾驭浩瀚史料的非凡才能，也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的重视与研究，而它在架构、概念、理论与论证方面所引发的争辩也使其更具长久的魅力。

张芝联：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

布罗代尔于1902年8月24 日出生于法国东部默兹省的一个小村镇。祖父是农民, 后来改行为鞋匠。父亲从一个小学教师被提升为巴黎郊区一所小学的校长。布罗代尔因此得以在巴黎上中学、大学, 二十岁时就获得中学历史、地理教师资格。此后十年间,他被派到阿尔及利亚的一所中学教书。在阿尔及利亚任教期间, 他对西班牙、特别是地中海的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从南岸眺望地中海区域, 给予这位未来的地中海历史学家以崭新的角度与启示。从那时起, 布罗代尔经常利用假期到地中海沿岸各国档案馆阅读、抄录大量资料,为撰写国家博士论文作准备。1932年回到法国,在几所著名的中学教书,1935至1937年被选派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文学院任教,使他有机会从南美观察欧洲，从而扩大历史视野。1937年从巴西返回法国度假途中,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巧遇,一见如故,从此与年鉴学派结下不解之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罗代尔应征入伍,在马奇诺防线上作战,被德军俘虏,监禁达五年之久。《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的初稿,就是在集中营里用练习薄写成的。这篇长达一千余页的国家博士论文于1947年答辩通过,两年后正式出版

此后布罗代尔的学术地位急剧上升:他成为《年鉴》杂志的助理编辑，1956年至1968年任主编；1949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1947年他与费弗尔、莫拉泽等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创办与巴黎大学抗衡的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1956至1972年任该部主任，并兼任第六部附设的历史研究中心主任。1963年，在法国政府支持与美国福基金会资助下,他建立了人类科学院，作为协调社会科学国内与国际学术合作的研究机构，并自任该校行政负责人(直到逝世)。在他生前，有二十几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十几个国家的科学院选他为通讯院士。他的主要著作均被译成英文及其他数种文本。1977年美国纽约大学宾爱姆顿分校成立研究经济、历史体系与文化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1984年他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布罗代尔自1972年退休后, 除保留人类科学院的行政负责人职务外,专心从事《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 经济与资本主义》 一书的撰写。早在五十年代初,吕西安·费弗尔就建议与布罗代尔合写一部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史,要布罗代尔负责物质文明部分,他自己撰写精神文明部分。费弗尔去世前未能写成这部著作,而布罗代尔则忠实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本书第一卷初版于1967年,后经修改与第二、三卷于1979年同时出版,引起广泛的注意与评论。

众所周知,十五至十八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期,或称前工业革命时期,但对资本主义怎样和为什么在西欧萌芽、发展,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如何，各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对资本主义起什么作用, 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等问题,各派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解释大相径庭。布罗代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把这四百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即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衣、食、住、行… …)。在世界广大地区里,这个时期的大量经济活动是自给自足,以货易货,互相服务,范围狭窄的日常生产与消耗,布罗代尔称之为“物质文明” (他承认这是一个含糊不清、容易误解的名词)。

第二层是市场经济(书名上简称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这些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 作坊、交易所、银行、集市、市场紧密相连,没有这种按供求关系建立的市场, 就没有一般意义的“经济” , 因此市场意味着解放和开放,是与另一个世界接近的媒介。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有时甚至是反“资本主义”经济。

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种垄断最早是与集市并行存在的, 一些微型资本家利用信贷与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交易所大王,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他们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基本上是按这三个层次组织的。第一卷题为《日常生活结构》,分别描述十五至十八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粮食、食品与饮料、居住与衣着、能源与冶金、技术革命、货币、城市。第二卷题为《交易的规则》,分析交易的工具、市场、生产、资本主义组织、 社会各统治集团(包括国家、文化)。第三卷题为《世界的时间》,按地区和年代顺序,分别叙述先后控制世界经济的威尼斯、安特威普、热拿亚、阿姆斯特丹,并涉及法、英等国的国内外市场,以及美洲、黑非洲、俄罗斯、土耳其及远东的经济特点, 最后以英国工业革命结束。

这里应着重说明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的概念。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每一“经济世界”包括三个要素: (一)一定的地理范围；(二)一个中心(城邦或国都)；(三)心脏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和边缘地区。布罗代尔把十五至十八世纪划分为四个“经济世界”,即欧洲、俄罗斯(到彼得大帝开放政策为止)、土耳其、远东,它们同时并存,相互进行有限的交往。以上三个要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经济世界”的地理范围可以扩大或缩小,中心可以转移,中间和边缘地区也可以改变。布罗代尔强调指出:心脏与中间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心脏地区(资本主义)享受一切繁荣与奢华,边缘地区(奴隶制、农奴制继续存在)则处在被支配的贫困落后的地位。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布罗代尔的时段三分法在这部著作中仍隐约可见。布罗代尔认为,资木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人们千百年来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时段的“局势”、“经济周期”的演变,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心的相继出现和嬗递(意大利一荷兰一英国一美国)无非是一些短时段的表面变化而已。

以上对《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的扼要介绍并不能概括布罗代尔的全部观点, 更不能反映这部巨著的丰富内容。他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的纪录,政府档案,外交家的报告,旅行者的记述等具体材料出发, 通过欧洲与非欧洲国家的经济体系的比较, 揭示、归纳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运转机制和“策略”。为了对比西欧与中国, 说明市场经济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 他用大量篇幅描述中国的大米生产、城市生活、商业活动… …。他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归诸国家的干预和阻碍, 并以中国资本主义在国外(例如东印度群岛)蓬勃发展作为反证。

有些评论家认为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是属于“印象派”的观点,因为他既没有一套理论框架, 也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或法则,只是“把历史材料组织到明白易懂的模式中去”。布罗代尔的方法是先根据一些基本历史现象制定一些模式,然后用大量事实去检验、修正这些模式。有些经济史家批评布罗代尔不重视生产与生产关系, 只重视交换与流通；不重视农村与农业,只重视城市与商业；不重视技术与分工, 只重视贵重金属与信贷的作用。这些批评大多是正确的。布罗代尔的入手方法是抓住十五至十八世纪西欧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这个特点,着重分析“利润”或“最大利润”这个杠杆,剖析商人集团（主要是批发商)如何控制工业生产,操纵甚至破坏市场经济,以积累和扩大商业资本。

布罗代尔在本书最后一章对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顺利”进行的解释中, 既重视内部条件, 即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不忽视外部条件,即英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剥削。他强调说明:工业革命是一个包罗万象、进行缓慢的现象,如果没有整个深层经济(即所谓“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小型工业的创新,如果没有生产和交换的全面的有效运转,那么工业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坚实的支柱,这些条件都是经过长时期逐步积累才形成的。加上在英国几乎不存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阻力, 所以工业革命在英国最早实现并不是偶然的。但他认为英国的模式丝毫不带有普遍性,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摘自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原文刊登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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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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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开山之作。奥努夫认为，国际关系中所有对外行为都是规则与统治的问题。他在书中描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以及这些规则的来源，并通过借鉴肯尼思·阿罗、米歇尔·福柯等多位跨学科思想家的论点剖析了这些规则的内在涵义。本书第一部分从建构主义、法律、认知和秩序的角度讨论了当代国际政治的规则，第二部分则以无政府主义、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资源为视角论述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秩序。

点评：扎实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软实力的重要部分，更是支撑一个国家外交行为的重要依据。

《同情的启蒙》

作者：（美）迈克尔·L.弗雷泽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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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重点讨论了18世纪情感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休谟、亚当·斯密以及赫尔德等人的理论，介绍了康德对于情感主义的批判，并探讨了情感主义对当代政治哲学的意义。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反思自主的理想，即原则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独立思考，特别是在确定道德和政治标准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情感主义哲学家们认为道德和政治反思是作为整体的心灵的恰当活动，没有感情、想象力和同情，就无从发展我们的道德情感，而道德情感是构成正义和美德的基础。启蒙情感主义证明了感情是我们公民生活的必要核心，并展示了我们的反思性情感是如何平衡非反思性感觉的，后者可能导致我们的政治原则误入歧途。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下卷）

编著：梁培宽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17年1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辑录了梁漱溟先生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时间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历七十余年。涉及人物众多，既有政坛名流，又有布衣白丁，即有饱学鸿儒，又有莘莘学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梁启超、张申府、冯友兰、胡适、熊十力、马一浮、胡兰成……这是迄今至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初次公开发表。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点评：梁漱溟交游广泛，这些往来书信既是重要的史料，也可见当时的社会风俗和人情。

《宋案重审》

作者：尚小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百年宋案研究首要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本书彻底纠正了这一偏差，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并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最终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宋案一系列谜团。书中披露了大量民初政坛秘辛，对案件发生前后的许多矛盾现象也都给予了合乎事实与逻辑的解释。全书约有90%的材料为以往宋案研究者不曾利用，其中相当部分系首次公开。

点评：宋案迄今仍是近代史学者关注的要点，真凶是谁更是众说纷纭，本书的专业研究有助于读者从更深层次了解这一历史事件。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作者：郑家励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寻墓记》，主要记述了对古墓葬的研究发现，还原了第一线的墓葬发掘场景，可使读者切实感受到考古工作艰辛之中的乐趣。第二部分《行路记》，以考古工作为线索，展现了多地的特色风物和世事变迁，既有游记散文的感性气息，也具有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气质。第三部分《品物记》，探析古迹，展现器物之美，以及古人造物的匠心独运。第四部分《怀人记》，以淡笔写浓情，追忆了那些无法忘却的人，如“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恩师、兢兢业业的同事、考古现场的考古技工等，透出对人间温情与善意的珍惜。这些看似主题各异的作品，兼具学术韵味与田野气息，将一位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心路历程和发现之旅，清晰而完整地予以呈现。

点评：唯有沉潜于历史研究和古代世界，看似单调和枯燥的考古工作才被赋予了价值和意义。

新书过眼

《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作者：马郦波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用散文吟唱农业文明的挽歌。当一个人不再被人记忆，意味着彻底死亡；当一个群体不被记忆呢？麦客、漆匠、盗墓贼、风水先生、关帝庙里的老居士，社火、秦腔、庙会……这些人和事是乡村的魂，也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我们”的记忆。陕西楞娃马鹏波，用文字为故土立碑，为故乡招魂，以秦腔嘶吼：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13次时空穿梭之旅》

作者：（英）科林·斯图尔特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本书囊括了世界范围内久负盛名的科学家们对宇宙时空的探索和前沿科学发现，由英国首名抵达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蒂姆·皮克作序，从英国皇家科学院拥有近200年历史的圣诞科学讲座中精心挑选出了13场与宇宙时空有关的讲座，以优美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述关于这个神秘未知领域的一切，满足读者的想象力。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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