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丨大学与城市如何彼此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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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特约观察员 王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三个重要变量：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技术创新。
目前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具备全工业门类的国家。
中国的城市化规模已经达到60%，未来城市化正从过去的数量扩张，变为质量提升，从增量增长转变为存量优化。
技术创新这一变量，虽有较大进步，但还有不小的空间。若想技术创新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爆发点，必然要求城市在知识经济上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
世界范围看，在技术创新领域，美国依然是引领者，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波士顿，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哈佛大学两所全球知名院校，而硅谷最开始的发展离不开斯坦福大学的影响。
在中国，北京和上海是目前智力资源最为集聚的城市，北京的中关村以及上海的杨浦区在打造大学型知识经济圈上具备先天的优势。
二者相比，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
一、关系定位：突出大学定位，突出城区支撑
美国大学型知识经济圈的主要集聚地有三处，一处是以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核心的硅谷地区，一处是以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为核心的波士顿地区，还有一处是以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和北卡州立大学为核心的三角研究园。
中国则是以北京中关村和上海杨浦区为主。中关村是中国高校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拥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中国最顶尖级高校。而上海杨浦区则是以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为主。
中美五个大学型知识经济圈概况
来源：作者搜集整理
以中美两国为例，大致可以总结出大学型知识经济圈的主要特点：
首先是突出“大学”地位，强调大学的先发驱动作用及其产业聚集的因果关系。大学是先于产业聚集区存在的，是由大学的人才输出与知识外溢而形成的创新产业集聚。有许多创新产业聚集区也拥有或紧邻好的研究型大学，但这些大学是在产业集聚之后，为支撑创新产业的发展而成立的，如日本筑波科学城（拥有筑波大学、筑波技术大学、筑波学院大学等）、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拥有尼斯-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大学和尼斯-索菲亚理工学院）、荷兰埃因霍温的飞利浦高科技园区（紧邻埃因霍温理工大学）。
这些地区是先出现产业聚集再建立大学，大学对于城区发展的先发驱动作用不明显，在空间布局和规划结构上与环大学知识经济圈有所不同。
其次突出“城区”的支撑，强调特定地域城镇化成熟程度和城市功能完整性。环大学知识经济圈不一定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独立城区，但在空间、功能和社会结构上必须是紧密联系、成熟完备的城镇化地域，具有围绕大学培育出的成熟城市社区、各类城市功能空间和服务设施完善、居民人口结构均衡等关键特征。
这一特征将环大学知识经济圈与大学科技园区区别开来，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创新园、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研究园，台湾新竹科技园以及国内众多大学城和高校科技园。需指出的是，很多环大学知识经济圈在其发展的初期多是这种大学城或大学科技园区。
图1硅谷“细胞组团式”空间特征（作者整理绘制）
图2 波士顿创新城区“星系环式”空间特征（作者整理绘制）
图3三角研究园“多边形式”空间特征（作者整理绘制）
图4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主多辅式”空间特征（作者整理绘制）
图5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一主多辅式”空间特征（作者整理绘制）
二、最佳关系：制造“细胞群”，打通“生命能量”
从空间系统构成主体看，环大学知识经济圈主要由大学、产业和社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构成。从土地使用功能上看，大学型创新社区主要有教育、办公、科研、产业、仓储物流、居住、商业、医疗卫生、绿地、道路等基本功能。
在上述空间主体和用地功能的要求下，一个成熟的环大学知识经济圈具有大学创磁极、混合产业空间、公共活力中心以及交通枢纽网络四大共性要素。
虽然国内外典型案例所形成的历史机遇、驱动力和主导机制不尽相同，但在四类共性要素基础之上，笔者总结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斑块-细胞-廊道”空间组织模式。
借用景观生态学“斑块”这一空间概念，隐喻创新城区中起到核心枢纽作用的研究型大学；“细胞”代表有机混合、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城市活力社区单元，“廊道”代表斑块与细胞之际交换创新能量的通道与公共空间。
城市单元内部功能混合，但不同类型的单元具有不同主导功能。这些充满活力的“细胞群”源源不断吸收大学“养分”——科技研发成果，再将其转化为“生命能量”——产业经济效益，才使创新产业不断集聚和繁衍，且反哺了大学可持续发展，大学驱动型创新城区才得以发展。（见图6）。
图6大学驱动型创新城区的斑块-细胞模式（来源：作者自绘）
三、出路建议：从“拆围墙”到“创新生态圈”
面对新常态，如何释放我国大学及其周边区域的创新活力，并加以联动，推动其向创新型城区、创新城市转型恰逢其时。
在与国外案例对比中可以发现，我国的环大学知识经济圈还处于起步阶段。对此，提出打造环大学知识经济圈的四点建议：
1、突破边界束缚，加强大学与城市开放互动。与美国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校园与城市时常因一墙之隔而成为两个世界，大大限制了彼此交互创新的传输效率。为此，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打破大学与城市间有形的墙与无形的墙，把大学校区、邻里社区和科创园区连成网络，打通“官、产、学、研、商”的隔断，促进和深化各主体从自发地组织到自觉地集群，既以学科链催生、带动产业链的发展，也促进了大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建设。
从空间层面看，鼓励建立优化基地的网络，新的交通网络，新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住房和产业活动的平衡将是主要手段。同时，要在地区和区域层面上改善进入高等教育场所的可达条件，方便和增强地区内与地区间创新要素与资源的交流活力与协作机会。
2、确立以人为本，营造十五分钟创新生活圈。为达到从学科创新到产品创新质变的有效临界总量，人才的吸引与集聚无疑是一切的核心。从创新孕育、发生与孵化的内在机理出发，完成地区人口多样化的评估，对研究人员、大学生、国外创新人才的接纳，营造出符合创新人才心理与行为需求的空间环境。导入15分钟生活圈理念，围绕着区域内创新性节点，优化其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加强住房公寓建设以及周边地铁、公交、公共租赁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公共交流、研讨与展示场所的建设，使人们实现15分钟创业+居住+交流一体化。
在空间规划与建设层面，推行紧凑化、增加稠密度，确立合理的城市改造和密集化目标，提升土地的更新能力，限制对开放空间的消耗，最大化提升车站社区和公共交通接入良好的地区的接纳容量。
3、完善场所系统，为创新提供土地的战略确认。就目前我国大学校园所处区域看，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老校区底蕴深厚，周围配套成熟，却身陷城市内部，几乎没有可拓空间；一种是新校区新近建成，周围可建空间有一定余量，周围配套却往往有限。
前者往往因区段土地价值稀缺，涉及利益多元复杂，改造更新难度大， 后者则因易成为新区域地产开发的“卖点”而面临逐利性开发。
因此，若要进一步发挥大学优势，在知识经济前哨上更好地进行定位，就应考虑一个更有效和更清晰宏大的、以大学区位为核心的空间组织系统。
为此，需要编制环大学知识经济圈规划，为研究创新和高等教育提供土地的战略确认，加速推进大学周边土地的重新定性定位、功能置换、资源整理、整合和再利用。在当前国家鼓励众创空间建设的有利背景下，设置面向环大学知识经济圈为建设目标的开发清单与负面清单，由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推动保障创新产业孵化和集聚空间的充足供给与支持。
4、深化协同机制，构筑硬件与服务资源共享网络。建立高效的知识创新和发明系统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兴起的共享经济模式，使得实验室与企业、风险资金与创新企业、社区居民与大学教育的关系都可以采用互联网思维进行重新定义。
在大学所在地周边，围绕创新计划组建各种杰出人才基地，将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各种结构设备、研究机构和经济活动集中在一起，促进各机构之间合作以及各机构人力资源、设备资源、服务资源的更好分配。通过对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城市新规划和新格局进行扶持的政策，优先发展能够提供多样性场所的园区与楼宇，在居民社区内部加强协调并提供高质量的大学免费教育，从而有利于万众创新智慧的交叉提升。（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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