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 张弘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3月22日逝世。宋案是民初政治史上的大事，对其后政局走向产生巨大影响。围绕宋案内幕，百年来众说纷纭。北大历史系教授尚小明的新书《宋案重审》，从原始史料入手，揭开宋案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完整保留的核心证据
被认为是政治案件的宋案，很多人觉得内幕重重，搞清楚很难。但宋案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因为宋案的核心证据基本上是完整保留下来的。
宋案是由一系列的环节所构成的，洪述祖是整个案件里面的核心人物。过去大家认为幕后指使就是袁世凯、赵秉钧，实际不是这样。在宋案中，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是处于主动的位置，或者是指使者的位置，而江苏驻沪巡查长、共进会会长应夔丞是处于实施者的位置。3月6日洪述祖写给应夔丞信件的原件，这是宋案证据当中最关键的一封信件，洪述祖流露出要杀宋教仁，告诉应夔丞要趁机下手。
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书信、电报，这些掌握在应夔丞手中。应夔丞是实施者，按常理，干这种事情会销毁掉政证据，但应夔丞跟洪述祖的关系是既又相互合作但又相互提防。在这种情况下应夔丞担心万一事情暴露，洪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所以他把证据保留下来，因为电报非常简略，他做了简单批注。应夔丞发给洪述祖大部分的是电报，目前来看已经被销毁了，只有一封是信件，这个信件应夔丞留了底稿。
这些证据能够保留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案件虽然发生在华界，但应夔丞的家是在法租界，当初搜查应夔丞家的时候，是由租界当局搜查的，同时，有国民党人、有政府方面的人参与搜查。因此，这批证据是不可能被销毁，也不可能被偷梁换柱。再配合其他一些证据，有可能把宋案搞清楚。
洪述祖和应夔丞的往来书信、电报等53件证据，就是本书使用的最核心的材料。再有一部分是北大历史系新发现的，宋案发生以后袁世凯、赵秉钧应对宋案的材料，可以探讨袁世凯、赵秉钧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有一封残信，讲的是应夔丞怎么陷害陈其美等人。宋教仁被刺以后出现的应夔丞自己造的一个宣告，也在当年公布了。再加上当时的报刊上有大量的关于宋案的报道分析，还有原始材料，所有的这些材料汇集起来，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一些。
这些都是过去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说过去公布了，但没有解读出来的一些证据。这些证据在解读宋案上都比较重要，因为历史研究很重要的就是要靠原始证据说话。
是什么在影响宋案研究的推进
既然宋案证据保留得比较完整，为什么过去一百年我们对这个案件的研究就不能够得到推进呢？有三方面问题存在。
一个原因就是革命史观影响。不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长期是受革命史观影响。在革命史观影响下，宋案是不需要研究的，因为档案很明确，就是袁世凯、赵秉钧主使的，操作者就是洪述祖、应夔丞。所以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是在一条线上的，这个不需要研究。只需要利用一些史料把它叙述成这样一个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在革命史观或者是在革命话语影响下的那些书籍都是叙述性的，不是考证分析。因为它没有研究，而且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它做不到客观。
第二个原因是反“革命”思维作怪。最近十几二十年来，有一些人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过去在革命话语下，把袁世凯、赵秉钧说成是宋案的主谋，现在就要反着来，反着来就导致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肆意抹黑、诬蔑孙中山和国民党，最近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说法，称宋案是由国民党人干的。还有一个倾向是刻意为袁世凯翻案，说这个事就不是袁世凯干的等等。所以这种反“革命”的思维其实是可能更要不得的，往往让人看到扭曲的一种心态，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了。
第三方面的原因，可能就是宋案本身研究的难度很大。因为宋案的证据有一个特点，这种案件的证据有很多隐语和暗语，要解释这些证据，除了要对这段历史的细节非常熟悉之外，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有比较高的要求。
刺杀宋教仁，洪述祖帮了袁世凯倒忙
洪述祖主谋刺杀宋教仁，他知道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和宋教仁，所以“揣摩上意”，但这种手段是袁世凯所反对的，因为这不利于他当选总统。屁股决定脑袋，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他可以从全局来考虑怎么对付国民党。但是洪述祖不一样，他想得就很简单，把宋教仁杀掉算了。但从全局来看，对袁世凯来说反而是制造了一个麻烦。
洪述祖实际上也是在猜测袁世凯，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微的东西。应夔丞对中央的情况更是比较隔膜，他根本就看不到赵秉钧和袁世凯中间是有问题的，袁世凯在前清时期把赵秉钧当心腹，但是进入民国以后，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袁世凯需要利用赵秉钧和国民党周旋，因为赵秉钧是个很圆滑的人，国民党能接受他，其他党派也能接受他，袁世凯也能接受他，他需要利用这样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所以有些事情他就会交给他信任的秘书去干，不会交给赵秉钧去干。
有个史料和证据里面，袁世凯嘲笑洪述祖，说他净说空话不干实事。袁世凯是有针对地说，洪述祖曾说过能拿来陷害宋教仁的材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前，洪述祖和应夔丞骗了袁世凯五万块钱。所以，当洪述祖说，应夔丞可以搞到构陷“孙黄宋”（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东西要钱的时候，袁世凯要求先把东西拿来，再说钱的事情。结果洪述祖发现应夔丞是在骗他，应夔丞想的是空手套白狼再骗30万块钱。洪述祖没办法向袁世凯交代，袁世凯才嘲笑他不干实事。
被嘲笑不干实事的洪述祖决定干一件实事，他马上告诉应夔丞拿不到材料的话就趁机下手。洪述祖为什么要刺杀宋教仁？因为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威胁到袁世凯掌握权力。一旦政党内阁主张实行，就是国民党人掌权，袁世凯不掌权，袁世凯就是他的靠山，那意味着像洪述祖这样的人就失势了。同样是对付政党内阁主张，袁世凯采用其他党派组成一个大党同国民党竞争的办法。
刺杀宋教仁不等于宋案全部
如果说刺杀宋教仁是一个刑事案件的话，那么也是包含在政治案件当中的一个刑事案件。《宋案重审》一书，既不是为国民党辩诉，也不是要为袁世凯翻案，会讲到国民党的问题，也会讲到袁世凯的问题。
这本书在方法上是很传统的实证方法，有大量的史料，读者不一定容易读得进去。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就可以看到，当中有很多证据的语言、文字的分析，甚至是语气、语法的分析，读者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去读的话，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宋案不等于刺宋案。袁世凯、赵秉钧虽然没有主谋刺宋，但是他与宋案的其他环节有关系，而宋案的其他环节又是导致刺宋发生的，这一系列环节当中的几个环节。所以，需要把刺宋放在整个宋案的全局当中来去分析，去观察。
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国民党和袁世凯的合作中断，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如果简单地将“二次革命”与刺杀宋案联系起来看，似乎师出无名，因为袁世凯、赵秉钧不是刺宋主谋。但实际上这个看法有点简单，因为“二次革命”发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宋教仁报私仇，是因为国民党人透过宋案，以及当时一系列的事情看到袁世凯是要走向独裁，所以，国民党要维护共和。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走法律的途径走不通，袁世凯把这个路子给堵死了，舆论上袁世凯也压制你，军事上又开始派军队进入长江北岸，因为国民党的势力主要是在江苏、安徽、江西这些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二次革命”实际上是一种被迫发起的革命，所以现在有人批评说国民党走上了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好像国民党就一开始想着一定要革命，要进行“二次革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 张弘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3月22日逝世。宋案是民初政治史上的大事，对其后政局走向产生巨大影响。围绕宋案内幕，百年来众说纷纭。北大历史系教授尚小明的新书《宋案重审》，从原始史料入手，揭开宋案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完整保留的核心证据
被认为是政治案件的宋案，很多人觉得内幕重重，搞清楚很难。但宋案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因为宋案的核心证据基本上是完整保留下来的。
宋案是由一系列的环节所构成的，洪述祖是整个案件里面的核心人物。过去大家认为幕后指使就是袁世凯、赵秉钧，实际不是这样。在宋案中，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是处于主动的位置，或者是指使者的位置，而江苏驻沪巡查长、共进会会长应夔丞是处于实施者的位置。3月6日洪述祖写给应夔丞信件的原件，这是宋案证据当中最关键的一封信件，洪述祖流露出要杀宋教仁，告诉应夔丞要趁机下手。
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书信、电报，这些掌握在应夔丞手中。应夔丞是实施者，按常理，干这种事情会销毁掉政证据，但应夔丞跟洪述祖的关系是既又相互合作但又相互提防。在这种情况下应夔丞担心万一事情暴露，洪把责任推到他身上，所以他把证据保留下来，因为电报非常简略，他做了简单批注。应夔丞发给洪述祖大部分的是电报，目前来看已经被销毁了，只有一封是信件，这个信件应夔丞留了底稿。
这些证据能够保留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案件虽然发生在华界，但应夔丞的家是在法租界，当初搜查应夔丞家的时候，是由租界当局搜查的，同时，有国民党人、有政府方面的人参与搜查。因此，这批证据是不可能被销毁，也不可能被偷梁换柱。再配合其他一些证据，有可能把宋案搞清楚。
洪述祖和应夔丞的往来书信、电报等53件证据，就是本书使用的最核心的材料。再有一部分是北大历史系新发现的，宋案发生以后袁世凯、赵秉钧应对宋案的材料，可以探讨袁世凯、赵秉钧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有一封残信，讲的是应夔丞怎么陷害陈其美等人。宋教仁被刺以后出现的应夔丞自己造的一个宣告，也在当年公布了。再加上当时的报刊上有大量的关于宋案的报道分析，还有原始材料，所有的这些材料汇集起来，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一些。
这些都是过去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说过去公布了，但没有解读出来的一些证据。这些证据在解读宋案上都比较重要，因为历史研究很重要的就是要靠原始证据说话。
是什么在影响宋案研究的推进
既然宋案证据保留得比较完整，为什么过去一百年我们对这个案件的研究就不能够得到推进呢？有三方面问题存在。
一个原因就是革命史观影响。不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长期是受革命史观影响。在革命史观影响下，宋案是不需要研究的，因为档案很明确，就是袁世凯、赵秉钧主使的，操作者就是洪述祖、应夔丞。所以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是在一条线上的，这个不需要研究。只需要利用一些史料把它叙述成这样一个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在革命史观或者是在革命话语影响下的那些书籍都是叙述性的，不是考证分析。因为它没有研究，而且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它做不到客观。
第二个原因是反“革命”思维作怪。最近十几二十年来，有一些人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过去在革命话语下，把袁世凯、赵秉钧说成是宋案的主谋，现在就要反着来，反着来就导致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肆意抹黑、诬蔑孙中山和国民党，最近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说法，称宋案是由国民党人干的。还有一个倾向是刻意为袁世凯翻案，说这个事就不是袁世凯干的等等。所以这种反“革命”的思维其实是可能更要不得的，往往让人看到扭曲的一种心态，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了。
第三方面的原因，可能就是宋案本身研究的难度很大。因为宋案的证据有一个特点，这种案件的证据有很多隐语和暗语，要解释这些证据，除了要对这段历史的细节非常熟悉之外，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有比较高的要求。
刺杀宋教仁，洪述祖帮了袁世凯倒忙
洪述祖主谋刺杀宋教仁，他知道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和宋教仁，所以“揣摩上意”，但这种手段是袁世凯所反对的，因为这不利于他当选总统。屁股决定脑袋，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他可以从全局来考虑怎么对付国民党。但是洪述祖不一样，他想得就很简单，把宋教仁杀掉算了。但从全局来看，对袁世凯来说反而是制造了一个麻烦。
洪述祖实际上也是在猜测袁世凯，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微的东西。应夔丞对中央的情况更是比较隔膜，他根本就看不到赵秉钧和袁世凯中间是有问题的，袁世凯在前清时期把赵秉钧当心腹，但是进入民国以后，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袁世凯需要利用赵秉钧和国民党周旋，因为赵秉钧是个很圆滑的人，国民党能接受他，其他党派也能接受他，袁世凯也能接受他，他需要利用这样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所以有些事情他就会交给他信任的秘书去干，不会交给赵秉钧去干。
有个史料和证据里面，袁世凯嘲笑洪述祖，说他净说空话不干实事。袁世凯是有针对地说，洪述祖曾说过能拿来陷害宋教仁的材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前，洪述祖和应夔丞骗了袁世凯五万块钱。所以，当洪述祖说，应夔丞可以搞到构陷“孙黄宋”（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东西要钱的时候，袁世凯要求先把东西拿来，再说钱的事情。结果洪述祖发现应夔丞是在骗他，应夔丞想的是空手套白狼再骗30万块钱。洪述祖没办法向袁世凯交代，袁世凯才嘲笑他不干实事。
被嘲笑不干实事的洪述祖决定干一件实事，他马上告诉应夔丞拿不到材料的话就趁机下手。洪述祖为什么要刺杀宋教仁？因为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威胁到袁世凯掌握权力。一旦政党内阁主张实行，就是国民党人掌权，袁世凯不掌权，袁世凯就是他的靠山，那意味着像洪述祖这样的人就失势了。同样是对付政党内阁主张，袁世凯采用其他党派组成一个大党同国民党竞争的办法。
刺杀宋教仁不等于宋案全部
如果说刺杀宋教仁是一个刑事案件的话，那么也是包含在政治案件当中的一个刑事案件。《宋案重审》一书，既不是为国民党辩诉，也不是要为袁世凯翻案，会讲到国民党的问题，也会讲到袁世凯的问题。
这本书在方法上是很传统的实证方法，有大量的史料，读者不一定容易读得进去。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就可以看到，当中有很多证据的语言、文字的分析，甚至是语气、语法的分析，读者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去读的话，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宋案不等于刺宋案。袁世凯、赵秉钧虽然没有主谋刺宋，但是他与宋案的其他环节有关系，而宋案的其他环节又是导致刺宋发生的，这一系列环节当中的几个环节。所以，需要把刺宋放在整个宋案的全局当中来去分析，去观察。
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国民党和袁世凯的合作中断，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如果简单地将“二次革命”与刺杀宋案联系起来看，似乎师出无名，因为袁世凯、赵秉钧不是刺宋主谋。但实际上这个看法有点简单，因为“二次革命”发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宋教仁报私仇，是因为国民党人透过宋案，以及当时一系列的事情看到袁世凯是要走向独裁，所以，国民党要维护共和。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走法律的途径走不通，袁世凯把这个路子给堵死了，舆论上袁世凯也压制你，军事上又开始派军队进入长江北岸，因为国民党的势力主要是在江苏、安徽、江西这些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二次革命”实际上是一种被迫发起的革命，所以现在有人批评说国民党走上了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好像国民党就一开始想着一定要革命，要进行“二次革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