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十一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作者：（美）弗里茨·斯特恩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1862年在普鲁士议会上的演讲为俾斯麦赢得了“铁血宰相”的称号，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依靠金钱与煤铁，而不是铁血。弗里茨·斯特恩的《金与铁》采取独特的视角，选择俾斯麦与其普鲁士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为主线，描绘了德国政界与金融界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德国的两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旧世界。身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成功及社会流动带来的利益冲突，不但揭示了新德意志帝国及其统治阶层的脆弱，更展现了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希望。
斯特恩通过俾斯麦、威廉一世皇帝、德国及外国的政客和银行等与布莱希罗德之间的往来，呈现权贵们如何藉由布莱希罗德获得有形和无形的利益。例如他曾为俾斯麦筹集普奥战争的军资、管理庄园，甚至收买记者充当间谍。然而斯特恩探究的不止于此，他深入讨论当时的反犹主义。权贵们有求于布莱希罗德，背后却对他颇为鄙夷，因为布莱希罗德代表社会弱势群体憎恶的犹太人和资本家的罪恶。而通过这位银行家的回应，《金与铁》展现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虚伪和自欺如何上升为支配体系，最终如何产生可怕的影响。
权力、金钱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
这是一本关于德国人和犹太人、关于权力和金钱的书。这是一本聚焦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书，前者是容克贵族和政客，后者是犹太人和银行家，两人的合作超过三十年。本书的背景是两个世界冲突中的德国：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旧世界；一个更广泛的新精英阶层逐渐崛起，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成了这种重组的缩影。这是关于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故事，在此过程中，身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上升到饱受争议的显赫地位。这是对一系列事件和促成这些事件的利益与情感的记录；记录主要出自当时人之手，来自数以千计未被披露过的书信和档案。这个故事也描绘了那个帝国及其统治者的脆弱，讲述了它隐藏的冲突，以及用光鲜外表掩盖残酷真相的虚伪。这份记录包含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社会流动的希望；也包含犹太人的成功令人唏嘘的两面性，他们的成功如此惊人，如此瞩目，但又如此虚妄。这是对变化中的社会的研究，社会流动性是它的本质和痛处。
俾斯麦代表作为贵族、农业和等级社会的老普鲁士，但正是他寻求将现代社会元素与君主制的古老传统相结合。为了这个目标，他需要布莱希罗德。两人代表老贵族与新势力的历史性相逢，前者出身高贵，后者则拥有财富和抱负。两人与他们的合作形式还象征着德国现代化的过时形式。他们的工作反映出19世纪的重大主题：资本主义的冲击，民主与威权、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犹太人的崛起以及对这种崛起的报复—新的反犹主义。两人的人生交汇提供了关于他们所在时代的新视角，也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而不是流行观念中的概括与抽象。
作为首相的银行家，盖尔森•布莱希罗德从无籍籍名上升到德国社会的顶峰：他经常被称作德国的罗斯柴尔德，是第一位没有皈依基督教就获封贵族的普鲁士犹太人。他的崛起演绎了金钱的力量和那种力量的局限性，展现了金钱和地位变迁招致的敌意。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反映出资本的无处不在：资本不仅影响政策和舆论，也吸引似乎鄙夷它的精英。作为心腹，布莱希罗德可以随时联系到俾斯麦。
布莱希罗德还为俾斯麦的身边人乃至整个老普鲁士精英阶层服务。那些精英向他承认自己的需求、胃口和野心。他们这么做时非常小心，因为金钱仍是重大禁忌。他们有求于他的影响力，但也厌恶这样做。
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反映出政府与资本、外交与金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联系。布莱希罗德的客户包括德国的精英阶层，他与他们的关系并无明确的公私之分；这是一张互利、互惠和互助的大网。
在布莱希罗德的故事中，我成功重建了这些联系中的一部分。它们彰显出经济的权力，但不同于近年来对经济权力的假定或教条化描绘。我们不仅惊讶于经济权力的渗透力和无处不在，还同样吃惊地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在政府权力面前的相形见绌。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印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受经济制约的”权力当然不等同于纯粹的“权力”。
布莱希罗德对权力和利润如饥似渴，并渴望两者能让他获得尊敬和接受。在19世纪中期的新世界，成功的标志同样发生改变：银行是那个时代的宫殿和神庙，它们由石头和大理石建成，散发出可靠和权力的气息。布莱希罗德属于那群为19世纪重大进步成果筹资的商业银行家。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把我们从俾斯麦的内阁带到德意志帝国所渗透到的最远边界—中国和墨西哥，但故事的核心是他的犹太人身份，这种身份决定他的人生，增加他的痛苦，并造成他与同辈和后代的隔阂。
他的人生显示了反资本主义和反犹主义影响深远的结合。德国还有其他富人，但布莱希罗德成了财富的象征。对许多人来说，他还象征着一个充满社会矛盾的体制下的不平等。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所谓体面的反犹主义，这也许不过是对一个以牟利为目的、以金钱为中心的小团体的谄媚行径的偏见。但在德意志帝国，布莱希罗德让这种潜在的情感走上前台。布莱希罗德成了新反犹主义的主要牺牲品，他既手握大权，又如此脆弱，甚至最富想象力的反犹主义者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人物。
不过，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共同成就。两人的合作范围广泛；在德国强势崛起的时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决定那个国家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向我们展现新社会的特征和运作。他们是那个社会的代表人物。
摘自《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导言
本期推荐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王汎森教授研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作。他认为，思想与生活相与交织，不同人群所呈现的思想光谱浓淡不一，思想史研究应致力于刻画历史的复杂性。王汎森教授以此思路探讨近代中国人的存在感受、生命气质、人生态度，灵活调用思想、学术、生活、政治诸种材料，解读从“新民”到“新人”的变化、“主义”的兴起、近代思想中的“未来”、“人的消失”等新鲜议题，呈现出近代中国大变动之中丰富、幽微的心灵世界。
评点：王汎森在大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捕捉“人心”，将缜密的叙述分析与匿隐在人性深处的精微变化结合，常有别开生面之处，每每令人击节。
《战争、枪炮与选票》
作者：（英）保罗·科利尔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为什么在贫穷的社会里，政治暴力如此普遍？要如何才能遏制它？在世界经济底层的国家里，暴力一直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政治暴力本身是祸根，同时也是建立负责任的、合法的政府的障碍。保罗•科利尔关注权力，深入探讨为什么政治暴力在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他破除“选举迷信”，建议通过国际社会与最贫困社会的“共同治理”，使国际社会只需要较小的干预就能控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内在的政治暴力。这股迄今为止如此强大的毁灭性力量才能被驾驭，从而转祸为福，把民主体制的破坏势力变成其捍卫力量。
本书对于国人了解全球最落后地区的贫困状况、暴乱困境以及当前国际上有关干预的各种建议和措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指导意义。
评点：一个富人不会因为一块面包而出卖自己的选票，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则很可能如此。贫困是人类大敌，古代如此，当下同样如此。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作者：（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欧亚各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纠葛，对几个关键性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国家和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发展前景、政策走向以及同美国的利害关系作了分析判断。本书有关中美关系的评述较多，其中的分析发人深省。
评点：地缘政治研究的经典著作，20年后，部分观点已经过时，但有些看法仍充满洞见。
《大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王东杰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切近当下的学术热点与人文话题，从大学的视角对诸多文化命题做了独到的思考，基本上发表在《南方周末》，广受文化界好评，作者从中西的历史经验出发，结合自身的教学与思考，文字发人深省，同时又很有意趣。
评点：大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话题，本书可与陈平原的同类著作互相参看。
《改变一切》
作者：（加）娜奥米·克莱恩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关于为什么气候危机要求我们放弃“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构全球经济，乃至重塑我们的政治体系，这本书给出了睿智的解答。无论是我们自己主动做出改变，还是等待世界自己发生剧变，都意味着，现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大规模降低排放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机减少不平等，重新想象我们千疮百孔的民主制度，重建贫穷的地方经济。克莱恩揭露了气候变化否认者们的意识形态上的绝望，未来地球工程师们弥赛亚式的妄想，以及太多主流绿色倡议者们的悲剧失败主义。她还准确地论证了为什么自由市场不能也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更加极端、更具生态破坏性的榨取方法，和猖獗的灾难资本主义一起，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评点：如果人类对自然予取予夺，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最终，那代价，将比人类所得到的要大出很多。
《天人之际》
作者：葛剑雄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原名《人在时空之间》。葛剑雄先生是历史学者，其视野涵盖中外、跨越古今。本书中他回忆往事，书写历史变迁，探讨语言文化，甚至直论时人时事，无不站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轴上，微言大义，智慧动人。其独到的眼光与深切的关怀同时兼具，优美的文笔与深刻的思想融于一炉。
评点：通过事实讲真话，是历史学者的基本技能。本书文章大都以史为鉴，显示了了史家的“才、学、识”。
新书过眼
《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
作者：李迅雷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为什么我国广义货币规模比美国加上日本还要多，但通胀率却不高，*近猪肉、鸡蛋的价格还在下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那么高，美国那么低，但中国股民总在亏钱而美国股市却屡创新高？当前金融监管趋严，该配置什么资产，是换美元还是买黄金？国内房价还能涨多久？
这些都是大家日常关心的问题。
李迅雷的恢弘之作《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以他30年的研究经验，用独到的分析方法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早在10多年前，他的那篇《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就影响了一大批创业者，文中建议买不起房子的人贷款买房，买得起公寓房的人加杠杆买别墅；股票买当时*贵的茅台、古玩不要嫌价贵——迄今仍有读者来信感谢这篇文章让他获得了财务自由……
为什么我国广义货币规模比美国加上日本还要多，但通胀率却不高，最近猪肉、鸡蛋的价格还在下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那么高，美国那么低，但中国股民总在亏钱而美国股市却屡创新高？当前金融监管趋严，该配置什么资产，是换美元还是买黄金？国内房价还能涨多久？
李迅雷的《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以他30年的研究经验，用独到的分析方法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早在10多年前，他的那篇《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就影响了一大批创业者，文中建议买不起房子的人贷款买房，买得起公寓房的人加杠杆买别墅；股票买当时最贵的茅台、古玩不要嫌价贵——迄今仍有读者来信感谢这篇文章让他获得了财务自由……
《新三板改变中国》
作者：张可亮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有些人和企业逃离了新三板，有些人和企业却始终在为新三板坚守，为之鼓与呼。关于新三板，市场各界远未达成共识，新三板路在何方，未来是否还有制度红利，什么样的制度红利？挂牌企业画地为牢抑或破茧成蝶？资本市场改革会不会成为一场等待戈多的荒诞戏？
本书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宏观视角，大胆地重新定义了中国的资本市场，指出新三板不是中国的纳斯达克，而是且必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十一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作者：（美）弗里茨·斯特恩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1862年在普鲁士议会上的演讲为俾斯麦赢得了“铁血宰相”的称号，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依靠金钱与煤铁，而不是铁血。弗里茨·斯特恩的《金与铁》采取独特的视角，选择俾斯麦与其普鲁士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为主线，描绘了德国政界与金融界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德国的两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旧世界。身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成功及社会流动带来的利益冲突，不但揭示了新德意志帝国及其统治阶层的脆弱，更展现了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希望。
斯特恩通过俾斯麦、威廉一世皇帝、德国及外国的政客和银行等与布莱希罗德之间的往来，呈现权贵们如何藉由布莱希罗德获得有形和无形的利益。例如他曾为俾斯麦筹集普奥战争的军资、管理庄园，甚至收买记者充当间谍。然而斯特恩探究的不止于此，他深入讨论当时的反犹主义。权贵们有求于布莱希罗德，背后却对他颇为鄙夷，因为布莱希罗德代表社会弱势群体憎恶的犹太人和资本家的罪恶。而通过这位银行家的回应，《金与铁》展现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虚伪和自欺如何上升为支配体系，最终如何产生可怕的影响。
权力、金钱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
这是一本关于德国人和犹太人、关于权力和金钱的书。这是一本聚焦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书，前者是容克贵族和政客，后者是犹太人和银行家，两人的合作超过三十年。本书的背景是两个世界冲突中的德国：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旧世界；一个更广泛的新精英阶层逐渐崛起，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成了这种重组的缩影。这是关于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故事，在此过程中，身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上升到饱受争议的显赫地位。这是对一系列事件和促成这些事件的利益与情感的记录；记录主要出自当时人之手，来自数以千计未被披露过的书信和档案。这个故事也描绘了那个帝国及其统治者的脆弱，讲述了它隐藏的冲突，以及用光鲜外表掩盖残酷真相的虚伪。这份记录包含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社会流动的希望；也包含犹太人的成功令人唏嘘的两面性，他们的成功如此惊人，如此瞩目，但又如此虚妄。这是对变化中的社会的研究，社会流动性是它的本质和痛处。
俾斯麦代表作为贵族、农业和等级社会的老普鲁士，但正是他寻求将现代社会元素与君主制的古老传统相结合。为了这个目标，他需要布莱希罗德。两人代表老贵族与新势力的历史性相逢，前者出身高贵，后者则拥有财富和抱负。两人与他们的合作形式还象征着德国现代化的过时形式。他们的工作反映出19世纪的重大主题：资本主义的冲击，民主与威权、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犹太人的崛起以及对这种崛起的报复—新的反犹主义。两人的人生交汇提供了关于他们所在时代的新视角，也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而不是流行观念中的概括与抽象。
作为首相的银行家，盖尔森•布莱希罗德从无籍籍名上升到德国社会的顶峰：他经常被称作德国的罗斯柴尔德，是第一位没有皈依基督教就获封贵族的普鲁士犹太人。他的崛起演绎了金钱的力量和那种力量的局限性，展现了金钱和地位变迁招致的敌意。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反映出资本的无处不在：资本不仅影响政策和舆论，也吸引似乎鄙夷它的精英。作为心腹，布莱希罗德可以随时联系到俾斯麦。
布莱希罗德还为俾斯麦的身边人乃至整个老普鲁士精英阶层服务。那些精英向他承认自己的需求、胃口和野心。他们这么做时非常小心，因为金钱仍是重大禁忌。他们有求于他的影响力，但也厌恶这样做。
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反映出政府与资本、外交与金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联系。布莱希罗德的客户包括德国的精英阶层，他与他们的关系并无明确的公私之分；这是一张互利、互惠和互助的大网。
在布莱希罗德的故事中，我成功重建了这些联系中的一部分。它们彰显出经济的权力，但不同于近年来对经济权力的假定或教条化描绘。我们不仅惊讶于经济权力的渗透力和无处不在，还同样吃惊地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在政府权力面前的相形见绌。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印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受经济制约的”权力当然不等同于纯粹的“权力”。
布莱希罗德对权力和利润如饥似渴，并渴望两者能让他获得尊敬和接受。在19世纪中期的新世界，成功的标志同样发生改变：银行是那个时代的宫殿和神庙，它们由石头和大理石建成，散发出可靠和权力的气息。布莱希罗德属于那群为19世纪重大进步成果筹资的商业银行家。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把我们从俾斯麦的内阁带到德意志帝国所渗透到的最远边界—中国和墨西哥，但故事的核心是他的犹太人身份，这种身份决定他的人生，增加他的痛苦，并造成他与同辈和后代的隔阂。
他的人生显示了反资本主义和反犹主义影响深远的结合。德国还有其他富人，但布莱希罗德成了财富的象征。对许多人来说，他还象征着一个充满社会矛盾的体制下的不平等。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所谓体面的反犹主义，这也许不过是对一个以牟利为目的、以金钱为中心的小团体的谄媚行径的偏见。但在德意志帝国，布莱希罗德让这种潜在的情感走上前台。布莱希罗德成了新反犹主义的主要牺牲品，他既手握大权，又如此脆弱，甚至最富想象力的反犹主义者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人物。
不过，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共同成就。两人的合作范围广泛；在德国强势崛起的时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决定那个国家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向我们展现新社会的特征和运作。他们是那个社会的代表人物。
摘自《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导言
本期推荐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王汎森教授研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作。他认为，思想与生活相与交织，不同人群所呈现的思想光谱浓淡不一，思想史研究应致力于刻画历史的复杂性。王汎森教授以此思路探讨近代中国人的存在感受、生命气质、人生态度，灵活调用思想、学术、生活、政治诸种材料，解读从“新民”到“新人”的变化、“主义”的兴起、近代思想中的“未来”、“人的消失”等新鲜议题，呈现出近代中国大变动之中丰富、幽微的心灵世界。
评点：王汎森在大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捕捉“人心”，将缜密的叙述分析与匿隐在人性深处的精微变化结合，常有别开生面之处，每每令人击节。
《战争、枪炮与选票》
作者：（英）保罗·科利尔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为什么在贫穷的社会里，政治暴力如此普遍？要如何才能遏制它？在世界经济底层的国家里，暴力一直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政治暴力本身是祸根，同时也是建立负责任的、合法的政府的障碍。保罗•科利尔关注权力，深入探讨为什么政治暴力在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他破除“选举迷信”，建议通过国际社会与最贫困社会的“共同治理”，使国际社会只需要较小的干预就能控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内在的政治暴力。这股迄今为止如此强大的毁灭性力量才能被驾驭，从而转祸为福，把民主体制的破坏势力变成其捍卫力量。
本书对于国人了解全球最落后地区的贫困状况、暴乱困境以及当前国际上有关干预的各种建议和措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指导意义。
评点：一个富人不会因为一块面包而出卖自己的选票，一个饥肠辘辘的穷人则很可能如此。贫困是人类大敌，古代如此，当下同样如此。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作者：（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欧亚各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纠葛，对几个关键性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国家和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发展前景、政策走向以及同美国的利害关系作了分析判断。本书有关中美关系的评述较多，其中的分析发人深省。
评点：地缘政治研究的经典著作，20年后，部分观点已经过时，但有些看法仍充满洞见。
《大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王东杰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2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切近当下的学术热点与人文话题，从大学的视角对诸多文化命题做了独到的思考，基本上发表在《南方周末》，广受文化界好评，作者从中西的历史经验出发，结合自身的教学与思考，文字发人深省，同时又很有意趣。
评点：大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话题，本书可与陈平原的同类著作互相参看。
《改变一切》
作者：（加）娜奥米·克莱恩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关于为什么气候危机要求我们放弃“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构全球经济，乃至重塑我们的政治体系，这本书给出了睿智的解答。无论是我们自己主动做出改变，还是等待世界自己发生剧变，都意味着，现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大规模降低排放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机减少不平等，重新想象我们千疮百孔的民主制度，重建贫穷的地方经济。克莱恩揭露了气候变化否认者们的意识形态上的绝望，未来地球工程师们弥赛亚式的妄想，以及太多主流绿色倡议者们的悲剧失败主义。她还准确地论证了为什么自由市场不能也无法解决气候危机——更加极端、更具生态破坏性的榨取方法，和猖獗的灾难资本主义一起，只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评点：如果人类对自然予取予夺，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最终，那代价，将比人类所得到的要大出很多。
《天人之际》
作者：葛剑雄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原名《人在时空之间》。葛剑雄先生是历史学者，其视野涵盖中外、跨越古今。本书中他回忆往事，书写历史变迁，探讨语言文化，甚至直论时人时事，无不站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轴上，微言大义，智慧动人。其独到的眼光与深切的关怀同时兼具，优美的文笔与深刻的思想融于一炉。
评点：通过事实讲真话，是历史学者的基本技能。本书文章大都以史为鉴，显示了了史家的“才、学、识”。
新书过眼
《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
作者：李迅雷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为什么我国广义货币规模比美国加上日本还要多，但通胀率却不高，*近猪肉、鸡蛋的价格还在下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那么高，美国那么低，但中国股民总在亏钱而美国股市却屡创新高？当前金融监管趋严，该配置什么资产，是换美元还是买黄金？国内房价还能涨多久？
这些都是大家日常关心的问题。
李迅雷的恢弘之作《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以他30年的研究经验，用独到的分析方法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早在10多年前，他的那篇《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就影响了一大批创业者，文中建议买不起房子的人贷款买房，买得起公寓房的人加杠杆买别墅；股票买当时*贵的茅台、古玩不要嫌价贵——迄今仍有读者来信感谢这篇文章让他获得了财务自由……
为什么我国广义货币规模比美国加上日本还要多，但通胀率却不高，最近猪肉、鸡蛋的价格还在下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那么高，美国那么低，但中国股民总在亏钱而美国股市却屡创新高？当前金融监管趋严，该配置什么资产，是换美元还是买黄金？国内房价还能涨多久？
李迅雷的《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以他30年的研究经验，用独到的分析方法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早在10多年前，他的那篇《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就影响了一大批创业者，文中建议买不起房子的人贷款买房，买得起公寓房的人加杠杆买别墅；股票买当时最贵的茅台、古玩不要嫌价贵——迄今仍有读者来信感谢这篇文章让他获得了财务自由……
《新三板改变中国》
作者：张可亮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有些人和企业逃离了新三板，有些人和企业却始终在为新三板坚守，为之鼓与呼。关于新三板，市场各界远未达成共识，新三板路在何方，未来是否还有制度红利，什么样的制度红利？挂牌企业画地为牢抑或破茧成蝶？资本市场改革会不会成为一场等待戈多的荒诞戏？
本书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宏观视角，大胆地重新定义了中国的资本市场，指出新三板不是中国的纳斯达克，而是且必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