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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 0) 2017.12.25 第145期
编者按：今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80周年，这所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西迁昆明后联合成立的大学，成为了中国在抗战救亡中的精神象征。其实，与西南联大有着相似背景的成都华西五大学，同样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为中国培养了如林巧稚、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沈宗翰、汪菊渊、陈俊愉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
前不久，作家岱峻关于华西五大学研究的新书《弦诵复骊歌》出版，为那个时期“成都的联合大学”做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与思考。为此，凤凰网评论《高见》栏目专访了作家岱峻。从教会学校的传入到抗战时期的联合再到最后的合并消失，岱峻用他多年来对华西五大学的研究与思考，做了精彩的回答。
文丨凤凰网评论《高见》访谈员傅斯鸿
作者简介：岱峻，男，本名陈代俊，1951年生于四川资阳。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当过工人、秘书、记者、编辑，曾任《四川政协报》副总编辑。早年从事散文写作，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2000年后转入学术研究，出版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民国史人物传记《李济传》和学术传记《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皆获评《中华读书报》年度“百佳优秀读物”。
教会学校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凤凰网《高见》：我们知道教会学校是伴随着中国被列强打开国门之后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创办于1845年的宁波崇信义塾（之江大学的前身），可谓是在中国创办最早的教会学校。您怎么来看待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创办？
岱峻：现代意义的大学应该具备以下条件：男女同校；有稳定的科系设置（非技术性专科院校）及研究机构；设立选课制，办有学术刊物及大学出版社，普遍开展体育活动；教育独立，教授和学生自治程度较高。
近代史也就是近代化开始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也就是1840年。但西方的近代史开始于十五世纪。在此之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宗教大传播，民族大迁徙，以致后来的宗教战争，接下来的文艺复兴，科学启蒙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十五世纪起开启了人类近代化进程。回溯历史，文明传播过程，也是野蛮征服的殖民过程，其间伴随着强权和暴力，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不能否认的。但我们否定殖民侵略，不能就此否定文明；批判罪恶和血污，不能无视血泊中开出的花朵。一些关于近代史的叙述，似乎持双重标准，既痛恨腐朽无能的清廷的闭关锁国，又痛恨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坚船利炮，以及带来的西方文明。帝国主义传到中国来的，除了大炮和鸦片，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中国新文化运动拥护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凤凰网《高见》：对于基督教的传播，我们似乎有天然的抵触，但教会大学也确实在为中国培养人才，关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岱峻：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人才，实现“中华归主”梦想，是教会大学创办的初识目的。教会大学一开始就是从国外搬来的大学。它的办学理念、办学方法，系科设置、课程安排，都是移植国外大学的模式。前些年，有一句话叫“与国际接轨”。为什么要接轨，那就是还远离轨道。蒋梦麟在早年的回忆录中提到，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效率，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与这些机构相对应的学科，通常来自教会大学。
西方文化源自希伯来与希腊的“两希”传统，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基督教有一个基本观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平等观念影响下，教会大学注重培养师生的社会服务与奉献精神，几乎成为所有教会大学校训。比如说燕京大学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圣约翰大学是“光与真理”，沪江大学是“信、义、勤、爱”，金陵大学是“诚、真、勤、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厚生”，使生命厚重起来，以增加上帝在人间的荣耀。
凤凰网《高见》：您刚才说到传播福音是教会大学创办的初衷，那么教会大学又有哪些突出的办学成果呢？
岱峻：在教会大学学科设置上，普遍办有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医学高级人才培养方面贡献尤为突出，即使后来的国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学校也开办医科，但教会学校在这个领域里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国内一流水平。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附属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仁济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并称为民国时期“四大教会医院”。其经费充足，信息畅通，名医荟萃，特色突出。如齐鲁大学基础医学，华西协合大学的医药学与牙医学、长沙湘雅医学院的神经医学等，湘雅毕业生林巧稚被誉为“中国妇产科奠基人”。
教会大学普遍设有社会学，金陵女大还设有家政学，华西协合大学有一个乡建学院。他们注重乡村建设，注重边地研究，开展社会调查，实施社会救济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与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会派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一时间有声有色。当时约有七百个公私团体致力于乡村工作，建立的各种实验区多达一千余处。教会大学学生很多是生于豪门的金枝玉叶，但教育使他们俯下身子，把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基层民众。燕京大学当时在彭县崇义桥就建有乡村工作服务站，由社会学系李永泰先生带一批学生在那去办农民识字班，教乡民做花生酱做番茄酱。金陵大学农学院培养服务农村的人才，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和开办实验区活动，宣传科技知识，推广文明卫生习惯。社会服务工作密切了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改变了早期基督教大学与中国社会疏离的状态。
还有中国的“法学”、“政治学”、“新闻学”都是由教会大学开启发端。金陵大学的农学、化学，齐鲁大学的天文学，燕京大学的理学，华西协合大学的生物学，在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中，一直扮演着先驱、拓荒的角色。
凤凰网《高见》：我们知道，成都从文翁石室开启文教以来，直到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麟奉光绪皇帝的圣旨开办四川中西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才算有了近代高等学校，而1905年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处于内陆的四川才有了第一所教会大学。您认为，华西协合大学对于当时的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岱峻：华西协合大学是1905年开始筹备创办，1910年正式开学，它是内陆第一个教会大学，也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男女同校，与国际接轨。华西协合大学先后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师资进修、资料交换、学位认可等校际合作关系。华西协合大学颁发毕业证书，可代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位。
华西协合大学，不光是一个大学，而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医学部分除了医学院附属华西医院，还有教学和临床基地仁济、存仁医院。仁济医院就是今天的市二医院，皮肤科、烧伤科以及肝胆胰外科一直都有特色；位于成都陕西街的存仁医院，当年却是中国第一个眼耳鼻喉专科医院，陈寅恪先生就是在那里治眼病。还有一些医护学校，比如进益助产士学校，成都，四川乃至西南的第一例现代助产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校长玛丽安•曼利医生被誉为“万婴之母”。后来驰名海内外的作家韩素音，当年就在那里的助产士岗位上完成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目的地重庆》。
华西协合大学的系科设置既有地域性也有前瞻性。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仓廪充足，六畜兴旺。但过去缺少畜皮加工，制革业一直落后。华西协合大学创建的制革专科，为山羊、猪皮、牛皮加工找到了出路。当初的制革学，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它的印染专科也很好，都出过院士。
凤凰网《高见》：自教会学校诞生以来，西学与中学之争便从未停止，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即使是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们，也对教会大学抱有偏见。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人需要向西方进行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需要保留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质。可以说，到了民国之后，教会大学是在夹缝中生存，您怎么看？
岱峻：西学与中学之争，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教会大学，实际上是西风东渐以后，“体”与“用”之争从未消歇。但我觉得这些争论也不是坏事，作为后辈来看，那些前辈学人，如胡适、陈独秀先生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说形成了当时的合力。这个合力，有学者说，“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拉车与刹车。社会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进，就要帮它刹车。”坚持中学的这一派，比如学衡派很多也是海归，比如吴宓、柳诒徵、胡先骕等，他们坚持传统，反对全盘西化。但胡适先生也有辩说，中国缺少的不是传统，而是现代化。说全盘西化就好比是取法乎上，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到最后半盘也做不到。我觉得那时争论虽各持一端，但实为合力，都是为了国家振兴，尽知识人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夸大他们的分歧和对立。反倒是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甚或万马齐喑未必是好事。
凤凰网《高见》：好像教会大学也并没有全盘西化，还保存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是这样吗？
岱峻：教会大学自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既按西方模式移植的，但其建筑，比国立大学的建筑还更注重中国的民族风格。基督教大学的校园建筑往往是中西合璧风格，在拥有外廊柱的西式建筑墙体上设计翘檐飞角的中式屋顶。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校。有的甚至完全采用“中国古典复兴主义”风格，如辅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
传教士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他们中很多人在传播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不期然间却爱上了中国文化。用传教士、前金陵大学外语系教授赛珍珠的话说，他们本是想把异文化的光芒照射到另一个土地上的，结果他们慢慢也被这个土地所征服，也爱上这个土地。所以我在我的书里边就写他们是东西方文化的摆渡者，离开中国，他们也有一种文化的乡愁。
凤凰网《高见》：抗战时期，四川作为整个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迎来了全国各地搬迁而来的大学，其中就有您的新书《弦诵复骊歌》中提及的华西坝五大学，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当时成都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共存的局面？
岱峻：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大浪汹涌。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收回教权，把教会大学全部改为私立。截止1934年，改善后的教会大学经审查，全部核准于教育部备案。战争来了，私立大学的迁徙安置，国民政府无暇多顾。除了北平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和上海震旦大学属天主教教会所办的三所大学没有搬迁外；基督新教大学都走上了漫漫西迁路。教会大学主办方所在国都属于新教国家，如英、美、加等，也同属反法西斯同盟国。因此，流浪中的基督教大学都有反对法西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共识。中国教会大学，有一个设在美国纽约的基督教联合董事会，下设有负责日常事务的托事部。
1939年4月，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在香港召开校长联席会议，讨论“国家危机时期的政策”和“长期的应急调整与重建”等议题。来自大陆12所基督教大学的校长联合声明：在国家处于危机时期，应当维护基督徒的品格、学术自由和对国家忠诚。因此，必要时值得做出任何牺牲。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的任务与未来的形势和决议。为此，将划分为三个小组：第一组在成都办学，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的校长。
凤凰网《高见》：华西协合大学当年有座联合建造的化学楼，这个化学楼最后成为了华西的标志性建筑，甚至见证了那个时代，是这样吗？
岱峻：当时，由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与时在的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联合成立三大学医学院的联合办学和联合办医院。在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资助华大、金大、金女大、齐大共建的一栋化学楼落成，联席会商定：由四校的化学系及金大的化工系合用，战后归华大。1941年化学楼在华西坝落成，迎来了中国第一届化学年会，主席是金陵大学的校长陈裕光博士。总之，基督教爱的哲学，反法西斯战争的思想基础，来自董事会的经济资助，同心协力共度危厄是他们联合办学的基本保证。至于五大学校长：华西协合大学张凌高是东道主，开明睿智宽容；金女大吴贻芳是中外驰名的基督教女界领袖；金大陈裕光是化学家兼教育家，齐大刘世传是著名的法学家，燕京大学梅贻宝是颇有建树的政治学学者，互相支持，彼此揖让，成功地撑过了抗日战争的八年风雨，成就了一段五大学联合办学的辉煌。
凤凰网《高见》：1937年，时任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愤然辞职，原因在于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撰写了诸多批评四川弊政的文章而受到殃及。任鸿隽的辞职这对后来四川的大学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岱峻： 任鸿隽先生辞职这个事情，背景比较复杂，四川大学王东杰教授所写专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就讲了的这段时期。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就开始作全面抗战的准备。1935年选定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认为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1936年，蒋介石派中央军参谋团入川；七至九月，在峨眉山办军官训练团，轮训西南团以上的军官，以图解决军政统一问题。国民政府还着手派川籍官员回川任地方官，谓之“川人治川”。
任鸿隽履任，就是这个背景。当时，他当四川大学校长，意在把四川大学办成全国最好的大学。他大刀阔斧革除弊端，解聘不合格教授。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选才，聘请来一些知名教授。如此一来，必然触动地方利益。原来的国立四川大学盘根错节，1931年才由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大、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而来，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任鸿隽先生是化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
但强龙不压地头蛇。地方实力派利用一批小文人，抓住任鸿隽的夫人陈衡哲下笔出言孟浪之处，对其无限上纲，甚至人身攻击，捣腾她和胡适之间的一些感情纠葛，使之先行离川。这样，任鸿隽也没办法呆。很快就愤而辞职。这件事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地方与国家的博弈。任鸿隽的辞职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但对四川的大学教育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似乎没那么严重。那时，教授治校渐成风气，所以校长的去留毕竟影响有限。
凤凰网《高见》：在抗战后期，华西五大学常常被人病诟的一大原因是，这些学校的女大学生与美国大兵谈恋爱，抽烟酗酒，在大街上飙车等等作风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人对于教会大学的成见进一步加深，您是怎么看待的？
岱峻：此类责难是否公允，或可商榷。我所看到的材料，包括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钱穆回忆录，学校及地方档案，相关人来往书信，专访所获口述史，当事人回忆……并没看到你举证的那些事，恐怕更说不上习以为常，已成问题。
陈寅恪先生的确写过《咏成都华西坝》一诗，讽刺坝上弥漫的绮靡之风。诗曰：“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诗写于1943年，其时陈先生带着一家从香港到广西、重庆一路逃亡，刚到成都，感受强烈，却未必准确。沈祖棻先生也有词：“东庠西序诸少年，飞毂穿驰道。广场比赛约同来，试看此回姿势最谁佳？酒楼歌榭消长夜，休日还多暇。文书针线尽休攻，祗恨鲜卑学语未能工。”程千帆注释，“当时成都有西人主办之教会大学五所，其四所在华西坝。学生习于西俗，虽在国难深重之际，诸女生犹每年进行姿势比赛，优者为姿势皇后。至于荒嬉学业，崇拜欧美，以能操外语为荣者，滔滔皆是，故词云尔……”沈祖棻在金陵大学作助教，教学古典诗词，偏于冷门；丈夫程千帆在乐山武汉大学。夫妻分居，生活困难，情绪不佳。以诗词作为史料未尝不可，但同样“孤证不立”，个人感受依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尽管出自名人之笔。
实际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学生的培养就是现今提倡的德智体美。学生入校之初，体育老师用粉笔画一条线，学生在上面走，看走得直是不直，然后就会给学生纠正内八字或外八字；每年要评选姿势皇后，这些也就是体育里边的健美操一类。
大师云集的华西坝
凤凰网《高见》：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1942年任教于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陈寅恪曾经对于教会大学也抱有深深的成见，他双目失明后，在燕大得到很好的照顾，是否也对此前的成见有所改观？
岱峻：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大师的大师。他在成都上课时，后面听的包括成都诗坛祭酒林思进先生，是他父亲陈三立的好友。陈先生原对教会大学有偏见，是因为没办法才到燕京大学，他本来应该去四川南溪李庄镇的史语所。1943年从香港逃出，一路到了广西。听说李庄的条件太差了，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死。陈先生身体不好，夫人唐筼、小女儿美延都有病。所以他最后应了燕京大学的聘请，到了成都。从那段时期他给傅斯年的信中看到，颇有些勉为其难。
1944年陈寅恪突然双目失明，一下子天塌地陷。此时，燕京大学从校长梅贻宝到每个同学，纷纷伸出援手。给他提供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轮流守候他，给他做饭、喂饭，读书读报，拿药熬药；帮他家挑水做饭，领着小孩做作业。当时组织同学帮扶陈先生的刘适也叫石泉，也在那段时间开始构思论文《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晚清政局概观》。刘适是陈先生所指导完成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论文的唯一一人。那篇失而复得的论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即被誉为研究那段历史的最好著作。“既服其识，又佩其文”，同学唐振常写道：“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之覆，毫无左顾右盼之拘束，此正得寅恪先生平生所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真谛，吾于此更尊其为同门学长也。”
对于这段感受，陈寅恪先生曾当面向梅贻宝称道，“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有存。”晚年梅贻宝回忆，这一评语是对他办学的最高褒奖。
凤凰网《高见》：此后陈寅恪留在了岭南大学，是否与他在燕大的相关经历有关？您怎么看？
岱峻：至于为什么没随傅斯年等迁到台湾？陈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美延、陈小彭，写过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也做过陈流求老师的访谈。我问她，有人说你父亲不去台湾是受你影响？她就笑了，她说我父亲会听我们小孩的话吗？事实上当时我在清华的时候，主要在家里住，学生宿舍里当然带有色彩的学生，但我跟她们联系并不多，我也没有劝过父亲不去台湾。实际上他不去台湾主要是没有动力，你看他眼睛目盲以后，想去英国治眼，但战后去英国，眼睛依然无法治好。
陈寅恪在诗里常叹生不如死，如1939年在香港，写“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1944卧病成都，写“今年病榻已无春”，“四海无人对夕阳”等。1948年，他和傅斯年和董作宾和李济都不一样，他们去台湾觉得学术上依然有为，而陈先生当时很悲观，觉得在哪都差不多，反正已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还携带着身体不佳的妻女。再说，一生除去教授大学，再无别的职业，更没涉足过政治。所以，他也不是不走，离开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一路南迁。至于最后留到岭南大学，那是他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私交较好的原因。
凤凰网《高见》：赛珍珠的前夫卜凯教授开创了金陵大学的农学系，构建了中国现代农业学的基础。1933年，卜凯出版的《中国农家经济》一书，成为中国首部农村经济专著。然而，为大众所熟知的是他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妻，如卜凯这样一大批对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者却被遗忘，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岱峻：美国人卜凯先生，我们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的前妻赛珍珠，因为她写的《大地三部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卜凯先生是个农业经济学家，开创了一个学派，他组织编写的《中国土地调查》目的是盘清中国的家底。赛珍珠的写作素材正是随丈夫去苏北做农村调查时采集的“边角余料”。卜凯开创的农业经济技术学派或称生产力派，研究土地、种子、生产规模、农合关系……正是关注“三农问题”的先驱。
卜凯先生被遗忘，或许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原来大众传播在没有电影、没有电视之前叫“高台教化”。所以，历史没有戏剧中的人物影响大，比如三国戏也很多人都会唱，《三国演义》小说家喻户晓，但是《三国志》很多人都没读过，甚至不知道。以此来看农学家，大多不会有那种大众传媒效应。比如卜凯先生的学生辈的，沈宗瀚和他的太太沈骊英，他们当时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做的“金大2905号”小麦，也相当于今之袁隆平，当时外媒体报道，说掀起了战时中国南方的绿色革命，提高了小麦的单产，解决了战时中国大后方三分之二人的粮食问题。但是他的名字又有多少人知道？倒是他的儿子，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先生，有多人知道。再有，卜凯的农业经济学，不是去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一个外国人，去谈别的国家的生产关系需要变革，这是干涉内政，所以他不涉足。他重点是解决生产力的问题。比如盘清中国的家底，调查中国的土地和农业组织等等。1949以后，把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等，统统扫地出门，卜凯的农业经济学也遭到批判和废弃，他的学生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等，也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今天翻过了沉重的一页，现在南京农业大学有一个叫卜凯的农业经济学派，就是从农村、农业、农民的角度去关心、解决农村问题，也就是从一些技术性的角度去组织农合经济，提高农业的单产等等。卜凯在那个时候能够做的事情，应该值得肯定。
凤凰网《高见》：吴宓在1944年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从此，吴宓的一生都与四川这个地方密不可分，以致在49年时，他放弃了陈经序、杭立武等人的邀请，毅然到重庆相辉学院任教，并最终留在西南师范大学，以致晚景凄凉。您如何看待吴宓在华西坝的这段时光，是否影响到了其后来的选择？
岱峻：吴宓先生到燕京大学，带有一些偶然性。他是冲着好朋友陈寅恪先生到了成都燕京大学。后来，他离开西南联大，是觉得学运比较折腾，也看不惯几个人，再加上他已习惯了在成都燕京大学的生活。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燕大校内，地域极小，然洗刷洁净，地无微尘”，“学生共四百人，三分之二为平津来者，悉操北京语，清脆悦耳”，“学生热心听讲且整洁而有礼貌”，“师生亲洽，作事敏密，及男女交际自然之风气，为他校所不及。”他参加了燕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基督教团契活动，始知那是学生互助的一种形式，互相启迪，互相批评砥砺。他曾为文庙男生宿舍书写对联，联语是：“复校兴邦事同一体；化民救世业始吾心”。
从此，他就在四川留下来了。抗战胜利后，他到过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是武大文学院院长刘永济请他去的。至于返回四川，也有些摇摆不定。他在日记中透露，天下已是新文化运动这波人的，故不愿去北平；曾考虑就聘浙江大学，终未成行。他对即将胜利的那种主义不能接受，想找一个清净之地躲藏起来，一度还想去峨眉山出家。吴宓滞留重庆，先后在相辉学院、勉仁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书，最后归宿西南师范学院。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辈子诗人性格不改，颇有些率性而为；又始终恪守传统文化，哪怕是后来的“批林批孔”时期。他说，批林可以，绝不批孔。性格即命运，而又悖逆于时，后果可想而知。
凤凰网《高见》：前不久，各地高校都纷纷在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认为它是中国大学精神存续的象征。在我看来，在一些领域上，西南联大的成就似乎被后世过于拔高，甚至被泛政治化。您怎么看？
岱峻：纪念西南联大80周年，我们知道梅贻琦先生那段话“所谓大学，非谓有大厦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精神是值得弘扬的。但西南联大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还有在汉中古路坝的西北联大，还有竺可桢先生领导的浙江大学在贵州湄潭，还有迁到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那是受德奥学派影响在中国的唯一一所实科大学，工学院的重装和国防工业，抗战皆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济医学院出过很多院士。还有在江安的国立艺专，在歌乐山下的国立美专，都有流亡途中坚持办学，弦歌不辍。
我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华西坝的教会五大学，成就了类似于西南联大的战时教育奇迹。也就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盛赞的“基督教五大学”，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称许的“成都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有文、理、法、工、师范五个学院，有26个科系，常年学生人数在3000人左右，有冯友兰、闻一多、叶企孙、吴有训、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沈从文、陈岱孙、钱钟书、吴大猷、周培源、费孝通、华罗庚、张奚若等教授。华西坝五大学有文、理、法、医、农五个学院，有60多个科系，常年学生人数也在3000人左右，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钱穆、顾颉刚、卜凯、沈宗翰、李安宅、林则等教授，当是各具特色。
凤凰网《高见》：可以这么说，华西五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并不输于西南联大，但在整合之后却被人遗忘，那么华西五大学都有哪些成就？
岱峻：华西五大学在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医学及农学等方面具有学科优势。以燕京大学新闻系为例，自1942年秋迁到成都恢复办学，一直到1946年复员北平，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硕果累累。据《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年版），收新闻出版界人物词条108人，其中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师生有9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20名随员中，有燕京大学校友7名，其中4名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在农林方面，金陵大学是一座奇峰。有数据显示，1949年前金陵大学毕业生3170人，其中占据农林部门、农研所及各大学农学院的“大半壁河山”，农学院理学院共培养出29位共和国院士。
农经学家卜凯及其弟子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等在中国创立了农业经济的“技术学派”，完成了全国土地与农场调查，并将成果付梓出版。农学家章之汶、沈宗翰培养出“百万华棉”、“小麦2905”等优质良种，掀起战时中国的“绿色革命”。园艺学家胡昌炽、章文才，选育出一大批良种水果尤其是柑橘，带出了一批“玩物得志”的弟子，如景观园林专家汪菊渊、“梅花状元”陈俊愉等，皆是共和国的院士。
华西坝是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先后接纳了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三大医学院优势互补，联合办医院，其中中大医学院的外科和内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华西协和大学的牙科、药学、眼耳鼻喉科最负盛名。
金陵女大的女子教育，培养了999朵玫瑰，有共和国的女将军，有中国第一女指挥家郑晓英。当时有一个观点，要培养健康的国民，就要培养健康的母亲。所以金陵女大的家政学也办得非常好的。194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感叹道：“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
今年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也是抗战时期的华西五大学80周年，这段历史，今人应该铭记，并传之久远。
凤凰网《高见》：民国之后，教会大学的校长也由中国人担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民国政府的补贴，这样一来，教会大学是否存在被政府左右的事情？
岱峻：教会大学虽然1934年全部完成教育部备案。但实际上内容变化不是很大。外国人不做校长，而是改称校务长，仍主校务。比如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校务长，校长是中国学者陆志韦，但燕京大学真正的魂还是司徒雷登。其他教会大学则不同，比如金陵大学就是陈裕光，华西协合大学就是张凌高，金陵女大就是吴贻芳，各校有很大的自主性。
教会大学经费绝大部分还是由国外拨款和教友捐赠，后者还不少，尤其是一些富翁。如华西协合大学1926年落成的懋德堂，系美国赖孟德为纪念其子捐建的图书馆和博物馆；1924年落成的嘉德堂，由美国夏威夷嘉热尔顿兄弟捐建，为华西的生物化学系、化学系、生物系、生理系教学楼；1920年建成的万德门，系美国浸礼会万德门夫妇捐建的，不光是建筑，还有图书资料、各种设备及实验室。因此教会大学和国外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备案而完全变成私立，被政府左右还真不多。
凤凰网《高见》：我们知道，国民党在那个特殊时期也曾加强过党化教育，那教会大学又如何保证自己的独立办学？
岱峻：极权制度把个人或主义神化，其目的是使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工具。国民党当局强化党化教育与思想控制。但教会大学并不当一回事。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把每周例行的总理纪念朝会变成宣讲民主科学，铸造大学精神的阵地。如1940年3月4日的周会上，他向全校师生大谈“民主政治的基础”，“先决问题，就是树立真正的民意机构。……真正的民治是政府对人民负责，人民对法律负责。”
华西协合大学的党务活动，以及别的政治活动，也是一个象征。教会大学独立办学基本得到保证，办学风气也没有太大变化。大多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方针。国内几乎所有教会大学，都设有教务委员会，成员全是教授，由他们来确定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那时，教授的身份高于教学管理者，比如介绍某人的头衔，总是把某专业教授前置，再说兼任某系主任或某院院长。那时，人们看重学术头衔，而非行政虚名。那是一个大师层出不穷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救国存亡的民族主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那代知识分子遭遇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不幸人生。一次次奇耻大辱，一次次民族危机，燃点起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于是总是自觉地把救亡图存当作责任，把学术报国当作目标，把国家民族的崛起视为理想。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说过：“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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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傅斯鸿 PN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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