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六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上、下)
作者:(英)西蒙·赛巴格·蒙蒂菲奥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罗曼诺夫家族统治俄国期间,一共有20位沙皇与女皇,其中有的是天才,有的是疯子,但他们全都受到神圣独裁统治和帝国野心的激励。蒙蒂菲奥里这部扣人心弦的编年史揭示了他们无限的权力与无情的帝国建设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宫廷阴谋、家族竞争、荒淫无道和疯狂的穷奢极欲;人物则包括冒险家、交际花、革命者和诗人,如伊凡雷帝、托尔斯泰、维多利亚女王等。本书援引一批新的档案研究,深层次地介绍了那个至今仍然影响俄罗斯的帝国。
三百年里,40位俄国沙皇的权力生死
当沙皇可不是件轻松事。俄国不是一个容易治理的国家。罗曼诺夫皇朝有20位君主,一共统治304年,从1613年一直到1917年革命爆发、沙皇体制被废除。他们的崛起从伊凡雷帝在位期间开始,到拉斯普京时期结束。记载末代沙皇的悲剧的浪漫主义编年史家喜欢暗示,罗曼诺夫家族受了诅咒,但其实罗曼诺夫皇朝是蒙古人之后最成功的帝国建设者。据估计,自罗曼诺夫家族于1613年登上皇位以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每天扩张55平方英里(142平方公里),也就是每年2万平方英里。到19世纪末,他们统治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并且还在继续扩张。帝国霸业是罗曼诺夫血统的一部分。
从某些角度看,本书是对人性和绝对权力扭曲人性的研究。本书的一些部分是关于爱情、婚姻、通奸和儿童的家庭故事,但与其他家庭故事迥然不同。皇家总是不同寻常,因为权力对传统的家庭关系而言,既是蜜糖也是毒药。权力的诱惑和腐蚀作用往往会战胜血亲的忠诚与亲情。这是一部君王及其家庭与下属的历史,但也是俄国专制主义的写照。不管我们对俄国抱有怎样的信念,它的文化、它的灵魂和它的精髓始终非同寻常,而且有一个家族努力去体现这种独特的个性。罗曼诺夫皇朝已经不仅是皇朝与辉煌的象征,还成了专制暴政的代表,成了一部关于绝对权力的愚蠢与傲慢的寓言。除了恺撒家族之外,没有一个皇朝在大众的想象和文化中占据这样突出的地位。这两个家族都给出了个人权力(无论在此时还是彼时)如何运作的教训。“沙皇”(tsar)这个头衔源自恺撒(Caesar)绝非偶然,恰似俄语中的“皇帝”就是直接照搬拉丁语“imperator”一样。
罗曼诺夫皇朝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家庭内部的争斗、帝国野心、绚烂的魅力、淫荡放纵和堕落的施虐狂。在这个世界里,默默无闻的陌生人突然自称是死去的君王复活了,新娘被毒死,父亲将儿子毒打致死,儿子弑父,妻子谋杀丈夫,圣人被毒杀和枪决之后死而复生,理发师和农民飞黄腾达,君主收集巨人和畸形人,侏儒被丢来抛去,被砍下的首级得到亲吻,舌头被挖掉,鞭子打掉人身上的肉,有的人肛门被插入尖钉,儿童惨遭屠戮。在这个世界里,有为时尚而疯癫的性欲超常的女皇,有女同性恋三人行,也有一位写下了出自国家元首笔端的最色情书信的皇帝。但同时,坚忍不拔的征服者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建设这个帝国,征服了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攻占了柏林和巴黎。这个帝国还养育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段拥有最高水平文化和美感的辉煌文明。
在独裁统治下,人的个性特点被放大,所有私人的事情都具有政治性;只要能接近君主,就拥有权力。权力是一根金线,从君主延伸到它触及的所有人。有一些屡试不爽的方法能够获得沙皇的亲近和信任。第一种是在宫廷、军队或政府工作,尤其是取得军事胜利;第二种是保障沙皇的安全,因为每一位统治者(不仅仅是俄国统治者),都绝对需要不可或缺的心腹打手;第三种是神秘主义的,即帮助沙皇的灵魂更容易接近神灵;第四种也是最古老的手段,即爱情或性,尤其是在女皇统治下。沙皇会慷慨大方地用金钱、农奴和头衔来赏赐得宠的亲信。如果沙皇背弃了宫廷的权力安排,或者违背了权贵(尤其是将领)的意愿,大幅度地逆转了外交政策,就可能遭到谋杀。在独裁统治下,除了正式反对皇帝之外,刺杀皇帝是精英阶层发出抗议的少数几种手段之一。(人民的抗议方式则是城市暴乱和农民起义,但对沙皇来讲,他身边的廷臣比遥远的农民危险得多。只有一位沙皇被民众起义推翻,即尼古拉二世。)
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是原始俄国(由农民和贵族组成)所特有的,但与21世纪的克里姆林宫颇有些相似之处。统治者保证在国外取得荣耀,在国内维持安全稳定;人民同意统治者及其宫廷实施独裁,允许他们几乎无止境地中饱私囊。这种契约有四个元素:宗教、帝国、民族与军事。在20世纪,末代沙皇仍然自视为一个私人产业的世袭领主,得到神佑。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有个演化过程。在17世纪,牧首(东正教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沙皇的权威。彼得大帝废除牧首制度之后,皇朝几乎可以将自己展现为神权统治。在新沙皇于加冕礼受膏的那一刻,他的独裁统治就得到了圣化,沙皇被宣传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超验的链条。只有在俄国,由阴郁沉闷的小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才几乎获得了一种神圣性。但这也是逐渐发展出来的。虽然常有人大谈特谈俄国受到拜占庭皇帝和蒙古可汗的遗产的影响,但16世纪时沙皇的地位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就像其他欧洲君主一样,从中世纪王室基督学当中汲取领袖魅力。但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公民议会和民政机构,所以俄国的中世纪形态维持得比较久,一直到20世纪。到了那时,即便与德国皇帝的朝廷相比,俄国也显得非常落伍、灰头土脸了。沙皇的神秘使命,一直到1917年都能为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辩护,很能解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执迷不悟的信念。
即便是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大可能解决尼古拉二世在20世纪初面对的前有革命后有世界大战的难题。但非常不幸的是,不得不面对最黑暗危机的那位罗曼诺夫家族沙皇,恰恰是能力最弱、头脑最狭隘的一位,同时也是运气最差的一位。尼古拉二世非常不擅识人,也不愿意把权力下放。他自己不能扮演独裁君主的角色,却运用权力确保其他人也做不到。
摘自《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前言
本期推荐
《我未尽的苦难》
作者:(英)帕特里克·金斯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2012年4月的一个下午,哈希姆家的房门被突然砸开,随后他同数百位无辜的叙利亚平民一起被投入监狱,在经历了半年的折磨与摧残后终得自由。而此时,等待他的已是家园不再。迫于叙利亚战火的迅速蔓延,哈希姆带着妻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他们最终能否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新家园”?
2015年5月,当欧盟对外宣布将出动武力打击利比亚人口走私生意的当天,哈吉正在悠闲地跟朋友聚会,这位利比亚势力最大的蛇头根本没把欧洲人的决定放在眼里。全世界普遍认为,蛇头是造成欧洲难民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无情盘剥难民的同时又给欧洲带来惶恐与不安。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命运?
在帕特里克•金斯利笔下,无论是难民哈希姆,还是蛇头哈吉的故事,都只是构成这一历史性迁徙运动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那些在另一端营救难民的海岸警卫队;给难民提供食物和庇护的国际志愿者,以及处心积虑希望难民只是途径本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面孔也被一一呈现出来。对于这些难民来说,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将永远在路上,这便是他们无穷尽的苦难。
评点:战争和暴政是人类的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责任和义务充当另一个国家的救世主。
《大隈重信传》
作者:(日)片冈宽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系早稻田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行政学泰斗级人物。 他以独特的视角,去脸谱化的历史,重寻明治维新变局源头,深刻透视大隈重信作为明治维新核心领袖层中的一员,为开启近代日本现代化过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书中为读者全景式展示日本明治维新那段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从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历史观等多个角度描绘了国民领袖大隈重信如何突围与重生。跟随明治维新三杰,行使超强的统率力,深度挖掘近代日本转型时期的历史。
评点:明治维新的实质是中央集权和富国强兵,这让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不是民主政治,日本在二战中与德、意结盟并非偶然。
《陌生人溺水》
作者:(美)拉里莎·麦克法夸尔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书名源自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如果你妈妈和陌生人同时溺水,你会怎么做?延伸开去,这个问题还可以是:爱人犯了可怕的重罪,应该举报吗?你眼前有个人在受苦,同时新闻报道里有一百个人在别处受苦,谁更令你揪心?垂死的老人和奄奄一息的小孩,你选择救谁……在践行善举时,以何种方式帮助他人、远近亲疏及数量之别令你感到困扰吗?以血缘为中心的道德观是否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反过来,抹除亲人和陌生人界限的无差别的爱是否更高尚?
本书讲述了一些利他主义者的故事,他们不断探索最合理、最呼应自己内在需求的行善方式,有些行为极端得令人震撼和敬畏。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直面“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终极问题。在一个被陌生人的需要淹没的世界里,我们总要面对如下诘问:我们应该伸出多少援手?我们能够帮助多少?在自己、亲人与陌生人之间,如何配置我们的责任与爱,才是心灵的自洽之道?
评点: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行善也需视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所及,把握好尺度和范围。
《亚洲史概说》
作者:(日)宫崎市定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年1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在辽阔的亚洲大陆上,分布着东亚的中华文明、西亚文明、印度的梵文文明以及日本文明等,各种异质文明通过交通纽带而建立联系,相互竞争并相互弥补,从而展开了亚洲史发展演进的宏大画卷,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全人类的真正历史。作者在书中提出“西亚文明东流论”,并开辟了“亚洲史”这一全新的领域,着重考察各文明之间的交通联系,通过交通线的转移和变化,揭示文明兴衰与时代演进的历史大势。
评点:本书某些观点可以商榷,但作者的视角与方法却不无参照意义。
《追寻历史》
作者:(美)白修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为美国记者白修德的回忆录。从波士顿的童年,到哈佛大学的校园,再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和政治博弈、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总统竞选和肯尼迪家族的悲剧——美国传奇记者白修德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还将20世纪重要时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思考如实书写。作为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美国驻华传奇记者、费正清入室弟子,白修德对世界政治形势和历史趋势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白修德积累并保存的一手资料更为20世纪世界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白修德一生涵盖大半个20世纪,他眼中、笔下的事,涵括大半个世界,他的经历和文字,泛着独特而有魅力的光彩。个体与历史,在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追寻和探索中合而为一。
评点:在白修德的记者生涯中,最让中国读者关注的还是抗战与两党政争,其中一些政治细节可为史学家提供素材。
《无夏之年—1816》
作者::(美)威廉·K. 克林格曼,(美)尼古拉斯·P. 克林格曼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7年1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是人类历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所喷出的火山灰总体积多达150立方公里,而且抵达高至44公里之平流层。远至英国伦敦亦可见因火山灰而出现的日落彩霞。本书讲的不仅仅是一次火山爆发,因为火山爆发带来的不仅仅是气候变化,还影响了政治、经济、艺术和社会结构,深刻揭示出此次事件对世界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评点:黑天鹅和灰犀牛都会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样强大。
新书过眼
《大国宪制》
作者:苏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中国古代宪制(指一国的构成)作为人类历史上持久存在的制度经验,有其自己的逻辑和合理之处。但近年来社科领域特别是法学领域,对于中国自己的制度研究较少。作者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历史中国的宪制经验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深度总结,揭示了历史中国千年传承、具有强大活力的原因,并力图阐释中国在制度文明上独有的贡献。本研究从历史中国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核心政治问题出发,逐一阐释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构成制度,以及军事制度、官僚体系、经济制度等,从而重构了历史中国的制度图景。
《经济学通识》(第二版)
作者:薛兆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薛兆丰教授的一部自选集,他从自己10多年写作的文章中,精选出98篇。作者声称:“想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支持者,或真正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你绕不开这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
《刑法私塾(之二)》
作者:张明楷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内容简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在指导学生时,每个周末都会精选刑法当中的疑难案例与学生讨论,通过对案例的讨论,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书即为近几年张明楷老师与学生“周末刑法讨论会”的内容实录合集。本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原汁原味地真实回放刑法讨论会的现场,阅读本书如同亲临张明楷老师与学生的讨论会,跟着张明楷老师一起学刑法,学习庖丁解牛般地剖析和处理疑难案例。 本书所选案例,多数是经常困扰刑事司法领域人士的疑难案例,对于司法实践的法律人士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刑法的私塾》收录的是2010年-2013年的案例,《刑法的私塾》(之二)收录的是2013年下半年-2016年底的新案例,包括刑法修正案九之后出现的新案例。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六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上、下)
作者:(英)西蒙·赛巴格·蒙蒂菲奥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罗曼诺夫家族统治俄国期间,一共有20位沙皇与女皇,其中有的是天才,有的是疯子,但他们全都受到神圣独裁统治和帝国野心的激励。蒙蒂菲奥里这部扣人心弦的编年史揭示了他们无限的权力与无情的帝国建设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宫廷阴谋、家族竞争、荒淫无道和疯狂的穷奢极欲;人物则包括冒险家、交际花、革命者和诗人,如伊凡雷帝、托尔斯泰、维多利亚女王等。本书援引一批新的档案研究,深层次地介绍了那个至今仍然影响俄罗斯的帝国。
三百年里,40位俄国沙皇的权力生死
当沙皇可不是件轻松事。俄国不是一个容易治理的国家。罗曼诺夫皇朝有20位君主,一共统治304年,从1613年一直到1917年革命爆发、沙皇体制被废除。他们的崛起从伊凡雷帝在位期间开始,到拉斯普京时期结束。记载末代沙皇的悲剧的浪漫主义编年史家喜欢暗示,罗曼诺夫家族受了诅咒,但其实罗曼诺夫皇朝是蒙古人之后最成功的帝国建设者。据估计,自罗曼诺夫家族于1613年登上皇位以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每天扩张55平方英里(142平方公里),也就是每年2万平方英里。到19世纪末,他们统治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并且还在继续扩张。帝国霸业是罗曼诺夫血统的一部分。
从某些角度看,本书是对人性和绝对权力扭曲人性的研究。本书的一些部分是关于爱情、婚姻、通奸和儿童的家庭故事,但与其他家庭故事迥然不同。皇家总是不同寻常,因为权力对传统的家庭关系而言,既是蜜糖也是毒药。权力的诱惑和腐蚀作用往往会战胜血亲的忠诚与亲情。这是一部君王及其家庭与下属的历史,但也是俄国专制主义的写照。不管我们对俄国抱有怎样的信念,它的文化、它的灵魂和它的精髓始终非同寻常,而且有一个家族努力去体现这种独特的个性。罗曼诺夫皇朝已经不仅是皇朝与辉煌的象征,还成了专制暴政的代表,成了一部关于绝对权力的愚蠢与傲慢的寓言。除了恺撒家族之外,没有一个皇朝在大众的想象和文化中占据这样突出的地位。这两个家族都给出了个人权力(无论在此时还是彼时)如何运作的教训。“沙皇”(tsar)这个头衔源自恺撒(Caesar)绝非偶然,恰似俄语中的“皇帝”就是直接照搬拉丁语“imperator”一样。
罗曼诺夫皇朝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家庭内部的争斗、帝国野心、绚烂的魅力、淫荡放纵和堕落的施虐狂。在这个世界里,默默无闻的陌生人突然自称是死去的君王复活了,新娘被毒死,父亲将儿子毒打致死,儿子弑父,妻子谋杀丈夫,圣人被毒杀和枪决之后死而复生,理发师和农民飞黄腾达,君主收集巨人和畸形人,侏儒被丢来抛去,被砍下的首级得到亲吻,舌头被挖掉,鞭子打掉人身上的肉,有的人肛门被插入尖钉,儿童惨遭屠戮。在这个世界里,有为时尚而疯癫的性欲超常的女皇,有女同性恋三人行,也有一位写下了出自国家元首笔端的最色情书信的皇帝。但同时,坚忍不拔的征服者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建设这个帝国,征服了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攻占了柏林和巴黎。这个帝国还养育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段拥有最高水平文化和美感的辉煌文明。
在独裁统治下,人的个性特点被放大,所有私人的事情都具有政治性;只要能接近君主,就拥有权力。权力是一根金线,从君主延伸到它触及的所有人。有一些屡试不爽的方法能够获得沙皇的亲近和信任。第一种是在宫廷、军队或政府工作,尤其是取得军事胜利;第二种是保障沙皇的安全,因为每一位统治者(不仅仅是俄国统治者),都绝对需要不可或缺的心腹打手;第三种是神秘主义的,即帮助沙皇的灵魂更容易接近神灵;第四种也是最古老的手段,即爱情或性,尤其是在女皇统治下。沙皇会慷慨大方地用金钱、农奴和头衔来赏赐得宠的亲信。如果沙皇背弃了宫廷的权力安排,或者违背了权贵(尤其是将领)的意愿,大幅度地逆转了外交政策,就可能遭到谋杀。在独裁统治下,除了正式反对皇帝之外,刺杀皇帝是精英阶层发出抗议的少数几种手段之一。(人民的抗议方式则是城市暴乱和农民起义,但对沙皇来讲,他身边的廷臣比遥远的农民危险得多。只有一位沙皇被民众起义推翻,即尼古拉二世。)
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是原始俄国(由农民和贵族组成)所特有的,但与21世纪的克里姆林宫颇有些相似之处。统治者保证在国外取得荣耀,在国内维持安全稳定;人民同意统治者及其宫廷实施独裁,允许他们几乎无止境地中饱私囊。这种契约有四个元素:宗教、帝国、民族与军事。在20世纪,末代沙皇仍然自视为一个私人产业的世袭领主,得到神佑。沙皇与人民的契约有个演化过程。在17世纪,牧首(东正教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沙皇的权威。彼得大帝废除牧首制度之后,皇朝几乎可以将自己展现为神权统治。在新沙皇于加冕礼受膏的那一刻,他的独裁统治就得到了圣化,沙皇被宣传为上帝与人之间的超验的链条。只有在俄国,由阴郁沉闷的小官僚组成的国家机器,才几乎获得了一种神圣性。但这也是逐渐发展出来的。虽然常有人大谈特谈俄国受到拜占庭皇帝和蒙古可汗的遗产的影响,但16世纪时沙皇的地位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就像其他欧洲君主一样,从中世纪王室基督学当中汲取领袖魅力。但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公民议会和民政机构,所以俄国的中世纪形态维持得比较久,一直到20世纪。到了那时,即便与德国皇帝的朝廷相比,俄国也显得非常落伍、灰头土脸了。沙皇的神秘使命,一直到1917年都能为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辩护,很能解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执迷不悟的信念。
即便是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大可能解决尼古拉二世在20世纪初面对的前有革命后有世界大战的难题。但非常不幸的是,不得不面对最黑暗危机的那位罗曼诺夫家族沙皇,恰恰是能力最弱、头脑最狭隘的一位,同时也是运气最差的一位。尼古拉二世非常不擅识人,也不愿意把权力下放。他自己不能扮演独裁君主的角色,却运用权力确保其他人也做不到。
摘自《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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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尽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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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当欧盟对外宣布将出动武力打击利比亚人口走私生意的当天,哈吉正在悠闲地跟朋友聚会,这位利比亚势力最大的蛇头根本没把欧洲人的决定放在眼里。全世界普遍认为,蛇头是造成欧洲难民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无情盘剥难民的同时又给欧洲带来惶恐与不安。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命运?
在帕特里克•金斯利笔下,无论是难民哈希姆,还是蛇头哈吉的故事,都只是构成这一历史性迁徙运动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那些在另一端营救难民的海岸警卫队;给难民提供食物和庇护的国际志愿者,以及处心积虑希望难民只是途径本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面孔也被一一呈现出来。对于这些难民来说,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将永远在路上,这便是他们无穷尽的苦难。
评点:战争和暴政是人类的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责任和义务充当另一个国家的救世主。
《大隈重信传》
作者:(日)片冈宽光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系早稻田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行政学泰斗级人物。 他以独特的视角,去脸谱化的历史,重寻明治维新变局源头,深刻透视大隈重信作为明治维新核心领袖层中的一员,为开启近代日本现代化过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书中为读者全景式展示日本明治维新那段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从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历史观等多个角度描绘了国民领袖大隈重信如何突围与重生。跟随明治维新三杰,行使超强的统率力,深度挖掘近代日本转型时期的历史。
评点:明治维新的实质是中央集权和富国强兵,这让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而不是民主政治,日本在二战中与德、意结盟并非偶然。
《陌生人溺水》
作者:(美)拉里莎·麦克法夸尔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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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一些利他主义者的故事,他们不断探索最合理、最呼应自己内在需求的行善方式,有些行为极端得令人震撼和敬畏。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直面“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终极问题。在一个被陌生人的需要淹没的世界里,我们总要面对如下诘问:我们应该伸出多少援手?我们能够帮助多少?在自己、亲人与陌生人之间,如何配置我们的责任与爱,才是心灵的自洽之道?
评点: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行善也需视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所及,把握好尺度和范围。
《亚洲史概说》
作者:(日)宫崎市定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年11月
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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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
作者:(美)白修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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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一生涵盖大半个20世纪,他眼中、笔下的事,涵括大半个世界,他的经历和文字,泛着独特而有魅力的光彩。个体与历史,在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追寻和探索中合而为一。
评点:在白修德的记者生涯中,最让中国读者关注的还是抗战与两党政争,其中一些政治细节可为史学家提供素材。
《无夏之年—1816》
作者::(美)威廉·K. 克林格曼,(美)尼古拉斯·P. 克林格曼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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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是人类历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所喷出的火山灰总体积多达150立方公里,而且抵达高至44公里之平流层。远至英国伦敦亦可见因火山灰而出现的日落彩霞。本书讲的不仅仅是一次火山爆发,因为火山爆发带来的不仅仅是气候变化,还影响了政治、经济、艺术和社会结构,深刻揭示出此次事件对世界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评点:黑天鹅和灰犀牛都会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样强大。
新书过眼
《大国宪制》
作者:苏力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中国古代宪制(指一国的构成)作为人类历史上持久存在的制度经验,有其自己的逻辑和合理之处。但近年来社科领域特别是法学领域,对于中国自己的制度研究较少。作者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历史中国的宪制经验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深度总结,揭示了历史中国千年传承、具有强大活力的原因,并力图阐释中国在制度文明上独有的贡献。本研究从历史中国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核心政治问题出发,逐一阐释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构成制度,以及军事制度、官僚体系、经济制度等,从而重构了历史中国的制度图景。
《经济学通识》(第二版)
作者:薛兆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薛兆丰教授的一部自选集,他从自己10多年写作的文章中,精选出98篇。作者声称:“想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支持者,或真正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你绕不开这本书所讨论的每一个议题。”
《刑法私塾(之二)》
作者:张明楷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内容简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在指导学生时,每个周末都会精选刑法当中的疑难案例与学生讨论,通过对案例的讨论,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书即为近几年张明楷老师与学生“周末刑法讨论会”的内容实录合集。本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原汁原味地真实回放刑法讨论会的现场,阅读本书如同亲临张明楷老师与学生的讨论会,跟着张明楷老师一起学刑法,学习庖丁解牛般地剖析和处理疑难案例。 本书所选案例,多数是经常困扰刑事司法领域人士的疑难案例,对于司法实践的法律人士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刑法的私塾》收录的是2010年-2013年的案例,《刑法的私塾》(之二)收录的是2013年下半年-2016年底的新案例,包括刑法修正案九之后出现的新案例。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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