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七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作者：彼得·沃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纵览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 远古智人本是非洲一种毫不起眼的灵长类动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令他们扩散至整个地球，甚至踏上探索外太空的征程？又是什么样的发展使他们反思人类给地球带来的破坏，进而采取一种有良知的生活方式？沃森以发人深省的笔法讲述人类何以成为今日的人类，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理解自身。这是一部依思想撰写的通史，历史不再是王朝更迭和成王败寇，而是那些为了推进人类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做出贡献的重要思想和思潮。
彼得·沃森：包含多种传统的思想史叙述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即将在中国出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这个国家近来发生的许多变化（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教育的）意味着新的思想正在各处涌现，对此没有人能够怀疑。本书虽然审视的是过去（它是一部历史），但是我认为它同样适合中国现在特有的“前进状态”（正如英国人所说的）。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西方胜利高歌的历史。相反，该书虽然花了很多篇幅讲述欧洲（不仅作为一块大陆，而且作为某些思想的象征）的崛起及其重要地位，但是它同样探讨了中东、印度、朝鲜半岛、日本，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在历史上关键时期所起的作用。这是一部包含多种传统的叙述。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具有批判精神。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对第14、15和23章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些章节不仅讨论了新儒家、理学和中国古代的“毛笔文化”，而且还探讨了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性质和地位，并且尝试回答为什么穆斯林文化和中国文化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一突出的问题。
近来西方学界声称，他们在东西方之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差异，现代中国学人对此会予以首肯。例如，哈佛的学者托比·赫夫让人们去关注非欧洲地区的科学如何落后。托比·赫夫一直在亚洲工作，其研究成果也在亚洲出版。他指出，在11世纪，穆斯林中东拥有“几百座”图书馆，其中设拉子的一座图书馆据说包含多达三百六十个房间。但在伊斯兰制度下，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通常还扮演另一种叫作穆瓦奇特的角色，即清真寺中的计时员和历法专家，因此他们很难产生新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可能对信仰造成威胁。赫夫认为阿拉伯的天文学家知晓开普勒所知的一切，但从未仔细思考太阳中心说体系。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没有发明数学上的等号，事实上中国人也从不认为实证调查可以完全解释物理现象。赫夫认为，13世纪的欧洲学者与伊斯兰学者或中国学者数量相当，但后两种文明由于学术被国家或统治者中央集权化，没有形成系统的或集体的怀疑论，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落后。
16世纪，了解天体是科学最重要的目标，这里的科学主要指物理学。在宗教社会，“人的全部命运和其他一切都与天体运动密不可分：天体统治着大地。因此，谁理解了天体是怎样运行的，谁就理解了地球上的一切”。1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天体并不统治大地，到牛顿思想被接受的时候，这种观念已经很明显了。这是最重要的一大进步。
现代中国正在学术上快速发展。中国的大学尽管存在某些限制，但是似乎发展良好，正在创立新传统，尤其在科学和数学领域，这主要得益于这些领域较少受到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干预。
在一个国家，重要性仅次于政治机构的，当属它的大学。大学是新旧思想汇聚之地，尤其是新旧思想密切接触的重要连接点。我们正在目睹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亚洲开始在思想领域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如果本书有助于这种值得欢迎的变化的顺利发展的话，那么我更有理由为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而感到欣喜。
伦敦，2016年夏
本期推荐
《人民主权与德国宪法危机》
作者：（美）彼得·C.考威尔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的魏玛共和国，注定是德国历史上浓墨重彩和吊诡的一章。一方面，德国人逐渐走出战败的阴霾，并建立德国史上首个联邦共和国；另一方面，民主势力在魏玛制宪过程中的论辩却又为日后反民主式的权变和希特勒的上台埋下祸根。本书检讨了魏玛时期政治理论家的制宪思想，厘清了他们对“民主”法学本质的不同主张。作者观点明晰，富有洞见，为今天德国宪法的讨论扫清了理论障碍。
点评：德国的现代化转型一波三折，政治制度是最为核心的因素，需要警惕的是希特勒一类的人物假人民的名义，谋一己之私。
《枢纽：3000年的中国》
作者：施展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该书在古代史的阐述当中，突破了常见的中原本位视角，也突破了新清史学派的草原本位视角，在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个亚区域彼此互动、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发现了超越于各个亚区域之上的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从而将中国史定位为一个体系史。
该书进一步阐释，在中国与西方的遭遇过程当中，中国历史的一些内在动能被激活出来，它表现为一个宏大的革命史的过程，并使得中国的转型呈现为一个现代的建国历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其对于世界秩序的深刻塑造，也获得了全新模式的深入讨论，并对未来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建设性的探讨。作者以问题为导向，完全超越了具体学科的限制，调用了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历史，以及百年来的成败兴衰给出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
点评：从世界史的角度观照中国，作者具有宏大的写作抱负。尽管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能提出异议，但作者的尝试难能可贵。
《小时代中的理想主义》
作者：许纪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作者近两年发表的重要作品，共分“史记”“书生”“怀人”“家国”“天下”“情怀”六章，涉及关于近代史、学术史、知识分子史、地缘文化、文化批评等多种主题。许纪霖自称“无法归类的蝙蝠”，游走于左与右、传统与现代之间，学术立场中允、不激进。许纪霖对学界和社会文化事件触觉敏锐，以独特的角度和案例分析切入研究，从而观照出社会历史事件、现象、人物背后不为人所察觉的深蕴。
点评：在小时代坚持坦大话题，许纪霖先生的家国情怀自有其动人之处。
《黑船来航》
作者：（日）三谷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的四艘军舰来到日本，向德川幕府提出开国通商要求。面对佩里舰队的巨大压力，德川幕府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翌年佩里如约再度来访，日本*终签订了开国条约，二百余年锁国的大门由此打开。这一历史事件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德川幕府决策层是如何做出艰难决定的？东西方不同文明背景的两个民族首次相遇开始谈判时，面临怎样的困难？因翻译人员语言沟通不畅或者故意隐瞒真相又引发了怎样的摩擦？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三谷博教授在本书中从独特视角出发，依据大量史料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重写了这一段历史。
点评：现代化的挑战不容拒绝，日本以迅速的拥抱实现了华丽转身，但其富国强兵，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却需要检讨。
《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
作者：（美）亚当·霍赫希尔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9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夺取了刚果河周围的辽阔土地。他在刚果实行种族灭绝式的掠夺、压榨，最终让这一地区的人口下降了1000万。与此同时，他却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霍赫希尔德写作此书时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向人们娓娓讲述了利奥波德二世利欲熏心、骇人听闻的罪行。该书还用感人至深的笔触刻画了那些奋起反抗利奥波德的探险家、蒸汽船船长和军人等。
点评：暴君生前可能逃脱惩罚，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献金政治》
作者：（美）诺美·普林斯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一批精英分子如何改变美国经济和政府政策，如何主宰外交和内政，以及如何塑造世界历史。作者从关于原始档案中采集证据，揭示了白宫与华尔街之间长达百年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关系。在总统和金融家的世界，那些高档会所、度假胜地、常春藤大学，皆是他们之间利益捆绑的见证。作者抽丝剥茧般地解密了一个特权阶层代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源于血缘、姻亲、师徒的关系，使这些极少数人成为左右美国的力量。
点评：总统依赖于金融家的支持才能上位，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之下，他们即便结盟也不可能肆意为恶。
新书过眼
《重释內亚史》
作者：钟焓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0月
内容简介：本书以作者多年来对内亚史研究的心得为主，对世界著名内亚史研究学者波西和傅礼初、丹尼斯·赛诺等的论著和研究方法进行评书，并对具体的内亚史问题进行解读。本书从伯希和、丹尼斯·赛诺、傅礼初、乌瑞夫人、王明珂、森部豊六位学者入手，分别评述他们的内亚研究成果、方法及影响，梳理内亚研究的脉络。本书随着评述人物的变化，涉猎的时间、空间范围比较广，既有地理意义上的北亚、阿尔泰，又有方法论层面民族史、历史人类学等分野，还有日本西域研究的新动向等学科前沿。内容丰富、概况性强是本书的优点，本书既可以成为青年学生内亚研究的入门读物，也是学术界内亚史的一次总结。
《文化中的政治》
作者：（美）郭安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清代的北京戏曲流派百花齐放，吸引了大量观众。它就像一种文化黏合剂，跨越社会阶层、性别和文化，成为清代北京城公共话语表达的重要场所。作者通过“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三个部分探讨戏曲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呈现了戏曲在清代北京的重要地位。从对戏曲表演的描绘中作者带给我们一部近代北京的社会文化史。本书英文版曾获2014年列文森图书奖。
《简明大历史》
作者：:［英］伊恩·克夫顿［英］杰里米·布莱克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我们从哪儿来？如今在哪儿？要到哪儿去？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某种全新事物的诞生。本书集历史、天文、物理和生物学的方法于一身，展现了宇宙、生命、文明诞生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宏观历史的框架，帮助我们清晰了解自宇宙大爆炸起每个时间节点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是一本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定位人类在浩瀚宇宙的时间线中，身处何处的漫游指南，也是一本关于宇宙、生命和文明的口袋百科全书。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十七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作者：彼得·沃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煌煌百万言、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纵览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 远古智人本是非洲一种毫不起眼的灵长类动物，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令他们扩散至整个地球，甚至踏上探索外太空的征程？又是什么样的发展使他们反思人类给地球带来的破坏，进而采取一种有良知的生活方式？沃森以发人深省的笔法讲述人类何以成为今日的人类，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世界、理解自身。这是一部依思想撰写的通史，历史不再是王朝更迭和成王败寇，而是那些为了推进人类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做出贡献的重要思想和思潮。
彼得·沃森：包含多种传统的思想史叙述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即将在中国出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这个国家近来发生的许多变化（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教育的）意味着新的思想正在各处涌现，对此没有人能够怀疑。本书虽然审视的是过去（它是一部历史），但是我认为它同样适合中国现在特有的“前进状态”（正如英国人所说的）。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西方胜利高歌的历史。相反，该书虽然花了很多篇幅讲述欧洲（不仅作为一块大陆，而且作为某些思想的象征）的崛起及其重要地位，但是它同样探讨了中东、印度、朝鲜半岛、日本，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在历史上关键时期所起的作用。这是一部包含多种传统的叙述。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具有批判精神。中国的读者也许会对第14、15和23章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些章节不仅讨论了新儒家、理学和中国古代的“毛笔文化”，而且还探讨了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性质和地位，并且尝试回答为什么穆斯林文化和中国文化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一突出的问题。
近来西方学界声称，他们在东西方之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差异，现代中国学人对此会予以首肯。例如，哈佛的学者托比·赫夫让人们去关注非欧洲地区的科学如何落后。托比·赫夫一直在亚洲工作，其研究成果也在亚洲出版。他指出，在11世纪，穆斯林中东拥有“几百座”图书馆，其中设拉子的一座图书馆据说包含多达三百六十个房间。但在伊斯兰制度下，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通常还扮演另一种叫作穆瓦奇特的角色，即清真寺中的计时员和历法专家，因此他们很难产生新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可能对信仰造成威胁。赫夫认为阿拉伯的天文学家知晓开普勒所知的一切，但从未仔细思考太阳中心说体系。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没有发明数学上的等号，事实上中国人也从不认为实证调查可以完全解释物理现象。赫夫认为，13世纪的欧洲学者与伊斯兰学者或中国学者数量相当，但后两种文明由于学术被国家或统治者中央集权化，没有形成系统的或集体的怀疑论，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落后。
16世纪，了解天体是科学最重要的目标，这里的科学主要指物理学。在宗教社会，“人的全部命运和其他一切都与天体运动密不可分：天体统治着大地。因此，谁理解了天体是怎样运行的，谁就理解了地球上的一切”。1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天体并不统治大地，到牛顿思想被接受的时候，这种观念已经很明显了。这是最重要的一大进步。
现代中国正在学术上快速发展。中国的大学尽管存在某些限制，但是似乎发展良好，正在创立新传统，尤其在科学和数学领域，这主要得益于这些领域较少受到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干预。
在一个国家，重要性仅次于政治机构的，当属它的大学。大学是新旧思想汇聚之地，尤其是新旧思想密切接触的重要连接点。我们正在目睹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亚洲开始在思想领域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如果本书有助于这种值得欢迎的变化的顺利发展的话，那么我更有理由为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而感到欣喜。
伦敦，2016年夏
本期推荐
《人民主权与德国宪法危机》
作者：（美）彼得·C.考威尔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的魏玛共和国，注定是德国历史上浓墨重彩和吊诡的一章。一方面，德国人逐渐走出战败的阴霾，并建立德国史上首个联邦共和国；另一方面，民主势力在魏玛制宪过程中的论辩却又为日后反民主式的权变和希特勒的上台埋下祸根。本书检讨了魏玛时期政治理论家的制宪思想，厘清了他们对“民主”法学本质的不同主张。作者观点明晰，富有洞见，为今天德国宪法的讨论扫清了理论障碍。
点评：德国的现代化转型一波三折，政治制度是最为核心的因素，需要警惕的是希特勒一类的人物假人民的名义，谋一己之私。
《枢纽：3000年的中国》
作者：施展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该书在古代史的阐述当中，突破了常见的中原本位视角，也突破了新清史学派的草原本位视角，在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个亚区域彼此互动、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发现了超越于各个亚区域之上的一个统一的历史进程，从而将中国史定位为一个体系史。
该书进一步阐释，在中国与西方的遭遇过程当中，中国历史的一些内在动能被激活出来，它表现为一个宏大的革命史的过程，并使得中国的转型呈现为一个现代的建国历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其对于世界秩序的深刻塑造，也获得了全新模式的深入讨论，并对未来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建设性的探讨。作者以问题为导向，完全超越了具体学科的限制，调用了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对中国几千年的复杂历史，以及百年来的成败兴衰给出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
点评：从世界史的角度观照中国，作者具有宏大的写作抱负。尽管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可能提出异议，但作者的尝试难能可贵。
《小时代中的理想主义》
作者：许纪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作者近两年发表的重要作品，共分“史记”“书生”“怀人”“家国”“天下”“情怀”六章，涉及关于近代史、学术史、知识分子史、地缘文化、文化批评等多种主题。许纪霖自称“无法归类的蝙蝠”，游走于左与右、传统与现代之间，学术立场中允、不激进。许纪霖对学界和社会文化事件触觉敏锐，以独特的角度和案例分析切入研究，从而观照出社会历史事件、现象、人物背后不为人所察觉的深蕴。
点评：在小时代坚持坦大话题，许纪霖先生的家国情怀自有其动人之处。
《黑船来航》
作者：（日）三谷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的四艘军舰来到日本，向德川幕府提出开国通商要求。面对佩里舰队的巨大压力，德川幕府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翌年佩里如约再度来访，日本*终签订了开国条约，二百余年锁国的大门由此打开。这一历史事件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德川幕府决策层是如何做出艰难决定的？东西方不同文明背景的两个民族首次相遇开始谈判时，面临怎样的困难？因翻译人员语言沟通不畅或者故意隐瞒真相又引发了怎样的摩擦？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三谷博教授在本书中从独特视角出发，依据大量史料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重写了这一段历史。
点评：现代化的挑战不容拒绝，日本以迅速的拥抱实现了华丽转身，但其富国强兵，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却需要检讨。
《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
作者：（美）亚当·霍赫希尔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19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列强对非洲的瓜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夺取了刚果河周围的辽阔土地。他在刚果实行种族灭绝式的掠夺、压榨，最终让这一地区的人口下降了1000万。与此同时，他却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霍赫希尔德写作此书时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向人们娓娓讲述了利奥波德二世利欲熏心、骇人听闻的罪行。该书还用感人至深的笔触刻画了那些奋起反抗利奥波德的探险家、蒸汽船船长和军人等。
点评：暴君生前可能逃脱惩罚，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献金政治》
作者：（美）诺美·普林斯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一批精英分子如何改变美国经济和政府政策，如何主宰外交和内政，以及如何塑造世界历史。作者从关于原始档案中采集证据，揭示了白宫与华尔街之间长达百年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关系。在总统和金融家的世界，那些高档会所、度假胜地、常春藤大学，皆是他们之间利益捆绑的见证。作者抽丝剥茧般地解密了一个特权阶层代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源于血缘、姻亲、师徒的关系，使这些极少数人成为左右美国的力量。
点评：总统依赖于金融家的支持才能上位，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之下，他们即便结盟也不可能肆意为恶。
新书过眼
《重释內亚史》
作者：钟焓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0月
内容简介：本书以作者多年来对内亚史研究的心得为主，对世界著名内亚史研究学者波西和傅礼初、丹尼斯·赛诺等的论著和研究方法进行评书，并对具体的内亚史问题进行解读。本书从伯希和、丹尼斯·赛诺、傅礼初、乌瑞夫人、王明珂、森部豊六位学者入手，分别评述他们的内亚研究成果、方法及影响，梳理内亚研究的脉络。本书随着评述人物的变化，涉猎的时间、空间范围比较广，既有地理意义上的北亚、阿尔泰，又有方法论层面民族史、历史人类学等分野，还有日本西域研究的新动向等学科前沿。内容丰富、概况性强是本书的优点，本书既可以成为青年学生内亚研究的入门读物，也是学术界内亚史的一次总结。
《文化中的政治》
作者：（美）郭安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清代的北京戏曲流派百花齐放，吸引了大量观众。它就像一种文化黏合剂，跨越社会阶层、性别和文化，成为清代北京城公共话语表达的重要场所。作者通过“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三个部分探讨戏曲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呈现了戏曲在清代北京的重要地位。从对戏曲表演的描绘中作者带给我们一部近代北京的社会文化史。本书英文版曾获2014年列文森图书奖。
《简明大历史》
作者：:［英］伊恩·克夫顿［英］杰里米·布莱克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内容简介：我们从哪儿来？如今在哪儿？要到哪儿去？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某种全新事物的诞生。本书集历史、天文、物理和生物学的方法于一身，展现了宇宙、生命、文明诞生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宏观历史的框架，帮助我们清晰了解自宇宙大爆炸起每个时间节点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是一本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定位人类在浩瀚宇宙的时间线中，身处何处的漫游指南，也是一本关于宇宙、生命和文明的口袋百科全书。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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