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学者钱满素是哈佛大学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美国文明因何崛起？美国富强的奥秘何在？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吗？带着这些疑问，凤凰网《高见》近日专访了钱满素。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张弘
凤凰网《高见》：你多年从事美国文明史研究，在你看来，对中国人而言，美国文明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钱满素：我想，美国至少能够作为一个参照，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延续文明，可以说沉浸于历史之中，历史既是经验的宝库，也是沉重的负担，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年轻最无古代残余的现代文明，相互对照会有许多新发现。举例说，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民众不要说与君主的人格绝对不平等，与官员的人格也不平等，民众是从上到下被层层管束惯了的，这种潜移默化的长期熏陶和训练，可以说深入骨髓，深入国民性，直接影响民间主动性的发挥。美国正相反，从来没有过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在这片土地上称王称霸，即便在殖民时期，英王也是隔洋遥控，鞭长莫及。美国立国开始就是主权在民的共和国，从地方到州政府到联邦政府，民众是自下而上的层层自治，总统由全国选民选举产生，选票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
凤凰网《高见》：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具体说，它主要继承和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哪些内容？
钱满素：西方文明的概念很复杂，还分古代和现代，我们在这里不必纠缠于学理性的考据，一般而言，现在说的西方文明大致包括这么几个主要方面——政治上的宪政民主、经济上的财产私有和市场自由、现代工业文明、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等，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家主要是欧美、澳洲和拉美，它们大多具有基督教背景，然而是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
近现代的西方文明，英国是原创，通过殖民主义等各种方式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本来就是英国殖民地，其文明形态主要源自英国，继承了英国的现代性，再加上美国没有历史包袱、拥有辽阔的自由土地、浓厚的基督教背景和政治自治的传统，因此在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发展得最为充分，它只有自由主义这么一个传统。
凤凰网《高见》：二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今仍然如此，你认为美国崛起的奥秘在哪里？
钱满素：二战后美国的崛起是它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所决定的，美国的参战使战争双方的力量天平大为改观，可以说是反法西斯胜利的关键。美国承担了这份责任，自然就有了这个地位。而它之所以能东西方两面开战是由于其强大的国力，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它巨大的体量和超强的生产能力保证了战争的进行。它的软实力也不可低估，就是对内对外一致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它在战后对日本民主改造的成功就是一例。
至于美国为什么能在建国一个多世纪后便如此强盛，自然有它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但关键还是它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使公权力强大到足以治国，又不能随意侵犯公民权利，保障了法治下人民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就发达繁荣起来。
凤凰网《高见》：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美国三部曲”的书名都有自由，自由对美国人来说为何如此重要？
钱满素：其实，自由也不是仅仅对美国人重要，应该说自由是人的基本属性，是我们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只老虎天天关在笼子里转悠，完全丧失它山中之王的威武本性，不是很可怜吗？对人的惩罚也是将其囚禁，可见自由对人对动物的意义。不同的是，美国人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最充分地享受到了自由，所以也格外钟爱自由，这就像享受过自由的山中老虎，一旦被关进笼子，它的感受和在动物园里长大的老虎肯定很不一样。人们说，英国人爱自由，法国人爱平等，美国人既爱自由又爱平等，他们继承英国的传统，但是欧洲人是通过民主革命才摆脱专制获得自由的，而美国人是天生自由的，在美洲这片广袤的荒原上，自由没有对立面，所以从殖民开始，他们就享受着地球上其他地方人民难以想象的自由和自治。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不仅是一种个人权利和享受，也是个人和国家能发展强盛的根本，个人的潜能只有在自由状态下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国家只有在人才充分展现的情况下才能强大，发展才是硬道理么。同时，自由也是大千世界各方平衡的机制，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形态得到自然而充分的表现和竞争，丰富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没有自由，人类就会僵化，就会千篇一律，一条道走到黑。
凤凰网《高见》：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一直施行放任自由主义，但是到小罗斯福时代，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增加，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越来越扩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钱满素：情况确实如此，原因很多，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性质的巨变，无序竞争的自由放任总会走到大家都走不下去的那一步。内战前，美国除了东北部有少量工业，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经济规模小，自由放任的消极面也不会太显眼。内战后的40年，美国扫清了奴隶制的障碍，经济突飞猛进，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时代，也是大亨们的兼并时代，所谓的“强盗男爵”们富可敌国。美国人历来十分警惕政治特权，新情况的出现使他们意识到经济特权的危险，私人企业有能力操控国家经济命脉，必将危及民主政治。于是民间呼吁改革，迎来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在民众的支持下，老罗斯福奋起反托拉斯，几届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
小罗斯福的新政可以说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没有大萧条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可能想象美国会采取新政这样力度的改革，当时公民个人、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都已经无力应对，只好仰仗联邦政府出手解决，主要是度过危机，保障民生。
此后美国经历了二战、冷战、动荡的1960年代等，其社会和观念变得越来越多元，结果是需要联邦政府做的事越来越多了，比如教育原本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责，但是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委案后，为了实施最高法院关于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判决，联邦政府必须介入，后来对少数族裔的扶持行动当然更离不开政府的作为。再比如，福利以前也基本是慈善机构和教会的事情，60年代大规模实行福利制度后，就必须由政府大力参与。18世纪刚立国时的美国人强调自治，习惯于自己解决问题，而今天的许多美国人仰望政府来解决问题，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多，必然迫使政府一步步扩大自身来满足要求。林肯曾说，只有公民个人做不了的事情，才由政府去做，这就是小政府的理念。
凤凰网《高见》：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很多年都奉行孤立主义。美国孤立主义政策是华盛顿在其总统任满后发表的《告别词》中提出来的。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的领导人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孤立主义原则被否定，"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美国外交政策的多边主义时代产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仅仅是因为冷战的出现吗？
钱满素：抛弃孤立主义，倒不仅仅是因为冷战，主要是世界变了。虽说地球还是这个地球，但今天的世界和华盛顿的世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地球日益变小，各地区的关系越发密切，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急剧扩大。美洲的原住民2万年里无外人干扰，直到哥伦布踏上这片土地。当年美国革命的消息过了两周才传到英国，现在任何一个讯息可以即时传遍全球，一个病毒也可以很快殃及各地。美国东西有大洋、南北无强国的地理位置已经不足以防卫国家了。华盛顿时代的美国可以说只是个300多万人口的边缘小国，完全可以自我孤立、自谋发展。可是后来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对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日趋先进，世界越来越打成一片，而美国内部又相对安定，对外交往就变得越发密切和重要了。一战时美国登上国际舞台，威尔逊跑到欧洲斡旋，倡导国联。二战时美国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大支柱，战争结束时世界一片狼藉，美国即便想退也不可能了。这就是大有大的难处，你不想插手，别的国家也会要求，认为你已经承担了这份国际责任，看看现在特朗普想退出容易吗？
凤凰网《高见》：《自由的基因》展示了一个现象：1968年，激进的社会运动导致了保守主义的回潮。民众开始呼唤秩序。其后，尼克松以“沉默的多数”为名义提出“法和秩序”的口号，结果赢得大选。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执，在美国民主体制中，似乎有一种自我调节功能：比如，奥巴马在任时，试图提供更多的福利，这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民众负担，削减了他们的自由；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开始减税，似乎又是向保守主义回归。具体说，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念区别在哪里？
钱满素：美国当代保守主义也称新保守主义，可以说是对1960年代自由主义左倾到极致的反拨。刚才说到，美国自新政起开始对传统自由主义进行修正，这一倾向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相对沉寂，到肯尼迪当政，特别是他遇刺后，重新激发起新的热情，其中关键是民权运动的兴起。到60年代末，美国社会的动荡已经让普通民众感到忍无可忍，终于将尼克松推上总统宝座。由于左派一贯以自由派自居，而不自称社会主义，反对派只好另立为新保守主义，以区别于左倾的自由派，这就引起了概念上的一些混乱。
简单地说，美国从来没有欧洲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即便立国时相对保守的汉密尔顿，也是赞成自由主义的。也许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美国的左右两派都是在自由主义的大范畴之内，今天所谓的保守主义更倾向于传统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今天的自由主义则是自由主义光谱中的左派，因为他们也不反对自由经济、民主政治等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只是更强调经济平等，更倾向于扩大政府职权来解决社会问题，一句话，更倾向于社会主义。
凤凰网《高见》：是否可以说共和党代表前者，民主党代表后者？当两党候选人上台后，理念落实到现实中，政策又会出现怎样的调整？
钱满素：现在的情况看，共和党更代表新保守主义，民主党更代表自由派，说得形象一点，共和党更专注于把经济总值的蛋糕做大，比如减税可以促进投资；民主党更专注于怎么来分配这个蛋糕，比如增进福利可以扩大票仓。新保守主义更主张向立国精神回归，这次特朗普在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演讲中又专门提到这点，这种回归在美国240年的历史中已经反复出现。经济分配问题并非制宪者们的关注点，市场是一次分配，税收是二次分配，当时根本没有所得税，最倾向民主的杰斐逊在首次就职演说上还专门提到，美国的平等权利中包括“运用自己的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者所得……（政府）不会从劳动者手中夺走他们挣来的面包。“
由于不存在最高权威，国会也是选票产生，党派间又是左右拉扯，所以这种关于联邦政府职权的争论、大政府小政府的争论肯定会继续下去，这其中多少反映了民意民情，倒也避免走向极端。
凤凰网《高见》：杰斐逊是真正的革命者，相信个人自由和平等主义社会，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由各州掌握较大权力。汉密尔顿则是出色的组织者和策略家，害怕混乱和失序，试图建立强大的政府，以保障新生共和国的安全，推动经济发展。《绅士谋国》中提到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他们的政治遗产都被继承并在不同的时代被奉为旗帜，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钱满素：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虽然性格不同，想法不同，可以说代表了两种不同倾向的治国理念，但并非势不两立，他们对共和体制，对宪法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经济前景的展望，二是对人民的态度。作为庄园主的杰斐逊重农，赞美田园风光和自耕农美德，这很好理解。汉密尔顿来自加勒比海小岛，少年时就学会打点贸易公司，对如何强国早已形成自己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奴隶主杰斐逊站在普通人一边，成了美国民主的代言人，而平民出身的汉密尔顿却代表了不民主的一方。阶级斗争的观点好像经常解释不了美国的现象，包括现在的特朗普，但是从实际情况去分析却不难明白。杰斐逊时代的弗吉尼亚是个种族主义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们是社会的当然领袖，他们管理着自成一体的庞大庄园，彼此间彬彬有礼地平等协商解决社会问题。这情形有点像古希腊民主，奴隶被排斥在外，社会的其他成员则相对平等民主。杰斐逊反对天生的特权，反对以出生衡量一个人。他认为世袭的爵位是人为的，具有美德与才干的人才是真正的贵族——“天然贵族”。他相信民众能够自治，但首先要受到教育，提高其德行能力。
凤凰网《高见》：当然，这两种现象其实都可看作是美国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才唯一不变的真正代表美国的呢？
钱满素：美国革命是一次制度实验，看看没有君主的社会是不是会更好些。制宪者们都是共和的拥护者，却并不喜欢民主，因为民主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的判断未必正确，如果民众不堪此重任，民主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政体。所以说到底，对民主的态度决定于对民众政治能力的信任程度。汉密尔顿也许正因为来自民众，更了解民众的实际政治能力，也更倾向于强调精英的领导权威。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各自成为共和党和联邦党的首领，两派相互指责对方背叛革命，但大都是言过其实。两派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派，也就是保守和激进之争，双方矛盾时而激化一点，时而缓和一点，却并非不可调和，还经常相互转化。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面对的独特问题，只要有自由，人们对问题的看法肯定不同，除了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还存在着宽广的中间地带。制宪者们都是反对党争的，但政见分歧就这么出现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这第一次派系对立开启了美国的党派之争，后来的人总能在党争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他们两人的影子。是的，他们确实代表了观察事物的不同观点和倾向，争论是永远的，但争论的具体内容早已时过境迁，在今天的美国，还有谁怀疑杰斐逊民主呢？又还有谁怀疑汉密尔顿工商强国的路线呢？共和党再保守也不可能回到新政之前去了。美国真正不变的，只有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的精神。
凤凰网《高见》：俄罗斯近代史上，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等统治者很早就学习西方，但始终没有铲除专制，因为掌权者总是恋栈权力，不愿放手。你在《绅士谋国》前言中提到，美国缔造者制定了一部宪法，用制度将公权力“关进笼子”，确保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我感觉，美国之前的地方自治，为美国国父们完成这一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区别？
钱满素：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没有殖民地150年的自治，就不可能有平稳的美国革命，也不可能产生这部合众国宪法。美国从来没有过专制统治，这是它得天独厚的地方。杰斐逊曾经说过，独立宣言中的观点并非他首创，而是美国人民早已形成的共识。往早里说，清教移民在宗教上已经为此作好铺垫，新教教会是独立自治的，清教更是反权威，清教领袖将自己置于上帝律法之下，选举产生，受选民监督。清教徒们将教会自治的原则应用到人间的政府，早已习惯了政治自治，这是美国民情最与众不同之处，欧洲也没有这样的基础，天主教的法国一旦爆发革命便狂暴无序，就是因为专制下的民众没有受过自治的训练，看看南北美洲的区别也可以说明问题。
凤凰网《高见》：近年来，有很多唱衰美国的论调，出发点也各不相同。你认为，美国将走向衰落吗？
钱满素：唱衰美国的论调很多，大多还是来自美国内部。从人类历史看，任何文明都有兴衰的过程，美国自然也不例外。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刚开始不久，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已经崛起，这都不奇怪，是文明间的竞争和较量。
美国也许将逐渐失去它在二战后取得的霸主地位，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说是相对衰落，但不等于美国文明就在走向衰落。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奥秘在于其活力是否依旧，一种文明的衰落可能由于自然灾祸或外族入侵等外在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文明本身丧失活力，过分封闭、僵化、内耗，逐渐走向停滞与死亡。看美国目前的情况，虽然问题不少，但基本运行正常，社会并未封闭，保持纠错能力。这个国家具有法治传统和自我更新的机制，小规模的社会骚乱是可能发生的，但宪法已经基本取消了革命的可能，军人也不大可能搞政变。别忘了，这是一个公民个人可以拥有武器的国家，拉支队伍立个山头并不是难事，但是“统治的合法性在于被治者的同意”这一条早已深入人心，暴力夺取的政权是不可能被承认的。美国人四年一次选举总统，可以说就是一次和平推翻旧政府，另立新政府，还有必要另搞革命去推翻政府吗？
凭着美国的幅员与实力，除非美国人自己瞎折腾，滥用自由或放弃自由，外力是很难摧毁它的。出现问题时，只要它能自己修正调整好，又能衰落到哪里去。汤因比在研究人类悠久而纷杂的文明史后得出结论：“自决能力的丧失是判断文明衰落的最终标准”。一个国家只要能保持个体和社会的多元与活力，保持繁荣和平，即使不称霸，也不能叫衰落。衰落与否不是唱出来的，关键是保持开放，保持活力。
编者按：著名学者钱满素是哈佛大学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美国文明因何崛起？美国富强的奥秘何在？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吗？带着这些疑问，凤凰网《高见》近日专访了钱满素。
文丨凤凰网《高见》访谈员张弘
凤凰网《高见》：你多年从事美国文明史研究，在你看来，对中国人而言，美国文明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钱满素：我想，美国至少能够作为一个参照，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延续文明，可以说沉浸于历史之中，历史既是经验的宝库，也是沉重的负担，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年轻最无古代残余的现代文明，相互对照会有许多新发现。举例说，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民众不要说与君主的人格绝对不平等，与官员的人格也不平等，民众是从上到下被层层管束惯了的，这种潜移默化的长期熏陶和训练，可以说深入骨髓，深入国民性，直接影响民间主动性的发挥。美国正相反，从来没有过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在这片土地上称王称霸，即便在殖民时期，英王也是隔洋遥控，鞭长莫及。美国立国开始就是主权在民的共和国，从地方到州政府到联邦政府，民众是自下而上的层层自治，总统由全国选民选举产生，选票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
凤凰网《高见》：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具体说，它主要继承和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哪些内容？
钱满素：西方文明的概念很复杂，还分古代和现代，我们在这里不必纠缠于学理性的考据，一般而言，现在说的西方文明大致包括这么几个主要方面——政治上的宪政民主、经济上的财产私有和市场自由、现代工业文明、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等，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家主要是欧美、澳洲和拉美，它们大多具有基督教背景，然而是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
近现代的西方文明，英国是原创，通过殖民主义等各种方式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本来就是英国殖民地，其文明形态主要源自英国，继承了英国的现代性，再加上美国没有历史包袱、拥有辽阔的自由土地、浓厚的基督教背景和政治自治的传统，因此在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发展得最为充分，它只有自由主义这么一个传统。
凤凰网《高见》：二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今仍然如此，你认为美国崛起的奥秘在哪里？
钱满素：二战后美国的崛起是它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所决定的，美国的参战使战争双方的力量天平大为改观，可以说是反法西斯胜利的关键。美国承担了这份责任，自然就有了这个地位。而它之所以能东西方两面开战是由于其强大的国力，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它巨大的体量和超强的生产能力保证了战争的进行。它的软实力也不可低估，就是对内对外一致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它在战后对日本民主改造的成功就是一例。
至于美国为什么能在建国一个多世纪后便如此强盛，自然有它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但关键还是它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使公权力强大到足以治国，又不能随意侵犯公民权利，保障了法治下人民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自然就发达繁荣起来。
凤凰网《高见》：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美国三部曲”的书名都有自由，自由对美国人来说为何如此重要？
钱满素：其实，自由也不是仅仅对美国人重要，应该说自由是人的基本属性，是我们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只老虎天天关在笼子里转悠，完全丧失它山中之王的威武本性，不是很可怜吗？对人的惩罚也是将其囚禁，可见自由对人对动物的意义。不同的是，美国人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最充分地享受到了自由，所以也格外钟爱自由，这就像享受过自由的山中老虎，一旦被关进笼子，它的感受和在动物园里长大的老虎肯定很不一样。人们说，英国人爱自由，法国人爱平等，美国人既爱自由又爱平等，他们继承英国的传统，但是欧洲人是通过民主革命才摆脱专制获得自由的，而美国人是天生自由的，在美洲这片广袤的荒原上，自由没有对立面，所以从殖民开始，他们就享受着地球上其他地方人民难以想象的自由和自治。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不仅是一种个人权利和享受，也是个人和国家能发展强盛的根本，个人的潜能只有在自由状态下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国家只有在人才充分展现的情况下才能强大，发展才是硬道理么。同时，自由也是大千世界各方平衡的机制，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形态得到自然而充分的表现和竞争，丰富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没有自由，人类就会僵化，就会千篇一律，一条道走到黑。
凤凰网《高见》：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一直施行放任自由主义，但是到小罗斯福时代，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增加，以美国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越来越扩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钱满素：情况确实如此，原因很多，根本上讲是因为经济性质的巨变，无序竞争的自由放任总会走到大家都走不下去的那一步。内战前，美国除了东北部有少量工业，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经济规模小，自由放任的消极面也不会太显眼。内战后的40年，美国扫清了奴隶制的障碍，经济突飞猛进，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时代，也是大亨们的兼并时代，所谓的“强盗男爵”们富可敌国。美国人历来十分警惕政治特权，新情况的出现使他们意识到经济特权的危险，私人企业有能力操控国家经济命脉，必将危及民主政治。于是民间呼吁改革，迎来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在民众的支持下，老罗斯福奋起反托拉斯，几届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
小罗斯福的新政可以说完全是大萧条的产物，没有大萧条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可能想象美国会采取新政这样力度的改革，当时公民个人、地方政府和州政府都已经无力应对，只好仰仗联邦政府出手解决，主要是度过危机，保障民生。
此后美国经历了二战、冷战、动荡的1960年代等，其社会和观念变得越来越多元，结果是需要联邦政府做的事越来越多了，比如教育原本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责，但是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委案后，为了实施最高法院关于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判决，联邦政府必须介入，后来对少数族裔的扶持行动当然更离不开政府的作为。再比如，福利以前也基本是慈善机构和教会的事情，60年代大规模实行福利制度后，就必须由政府大力参与。18世纪刚立国时的美国人强调自治，习惯于自己解决问题，而今天的许多美国人仰望政府来解决问题，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多，必然迫使政府一步步扩大自身来满足要求。林肯曾说，只有公民个人做不了的事情，才由政府去做，这就是小政府的理念。
凤凰网《高见》：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很多年都奉行孤立主义。美国孤立主义政策是华盛顿在其总统任满后发表的《告别词》中提出来的。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的领导人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孤立主义原则被否定，"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美国外交政策的多边主义时代产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仅仅是因为冷战的出现吗？
钱满素：抛弃孤立主义，倒不仅仅是因为冷战，主要是世界变了。虽说地球还是这个地球，但今天的世界和华盛顿的世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地球日益变小，各地区的关系越发密切，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急剧扩大。美洲的原住民2万年里无外人干扰，直到哥伦布踏上这片土地。当年美国革命的消息过了两周才传到英国，现在任何一个讯息可以即时传遍全球，一个病毒也可以很快殃及各地。美国东西有大洋、南北无强国的地理位置已经不足以防卫国家了。华盛顿时代的美国可以说只是个300多万人口的边缘小国，完全可以自我孤立、自谋发展。可是后来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对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日趋先进，世界越来越打成一片，而美国内部又相对安定，对外交往就变得越发密切和重要了。一战时美国登上国际舞台，威尔逊跑到欧洲斡旋，倡导国联。二战时美国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大支柱，战争结束时世界一片狼藉，美国即便想退也不可能了。这就是大有大的难处，你不想插手，别的国家也会要求，认为你已经承担了这份国际责任，看看现在特朗普想退出容易吗？
凤凰网《高见》：《自由的基因》展示了一个现象：1968年，激进的社会运动导致了保守主义的回潮。民众开始呼唤秩序。其后，尼克松以“沉默的多数”为名义提出“法和秩序”的口号，结果赢得大选。美国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执，在美国民主体制中，似乎有一种自我调节功能：比如，奥巴马在任时，试图提供更多的福利，这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民众负担，削减了他们的自由；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开始减税，似乎又是向保守主义回归。具体说，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念区别在哪里？
钱满素：美国当代保守主义也称新保守主义，可以说是对1960年代自由主义左倾到极致的反拨。刚才说到，美国自新政起开始对传统自由主义进行修正，这一倾向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相对沉寂，到肯尼迪当政，特别是他遇刺后，重新激发起新的热情，其中关键是民权运动的兴起。到60年代末，美国社会的动荡已经让普通民众感到忍无可忍，终于将尼克松推上总统宝座。由于左派一贯以自由派自居，而不自称社会主义，反对派只好另立为新保守主义，以区别于左倾的自由派，这就引起了概念上的一些混乱。
简单地说，美国从来没有欧洲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即便立国时相对保守的汉密尔顿，也是赞成自由主义的。也许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美国的左右两派都是在自由主义的大范畴之内，今天所谓的保守主义更倾向于传统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今天的自由主义则是自由主义光谱中的左派，因为他们也不反对自由经济、民主政治等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只是更强调经济平等，更倾向于扩大政府职权来解决社会问题，一句话，更倾向于社会主义。
凤凰网《高见》：是否可以说共和党代表前者，民主党代表后者？当两党候选人上台后，理念落实到现实中，政策又会出现怎样的调整？
钱满素：现在的情况看，共和党更代表新保守主义，民主党更代表自由派，说得形象一点，共和党更专注于把经济总值的蛋糕做大，比如减税可以促进投资；民主党更专注于怎么来分配这个蛋糕，比如增进福利可以扩大票仓。新保守主义更主张向立国精神回归，这次特朗普在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演讲中又专门提到这点，这种回归在美国240年的历史中已经反复出现。经济分配问题并非制宪者们的关注点，市场是一次分配，税收是二次分配，当时根本没有所得税，最倾向民主的杰斐逊在首次就职演说上还专门提到，美国的平等权利中包括“运用自己的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者所得……（政府）不会从劳动者手中夺走他们挣来的面包。“
由于不存在最高权威，国会也是选票产生，党派间又是左右拉扯，所以这种关于联邦政府职权的争论、大政府小政府的争论肯定会继续下去，这其中多少反映了民意民情，倒也避免走向极端。
凤凰网《高见》：杰斐逊是真正的革命者，相信个人自由和平等主义社会，希望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由各州掌握较大权力。汉密尔顿则是出色的组织者和策略家，害怕混乱和失序，试图建立强大的政府，以保障新生共和国的安全，推动经济发展。《绅士谋国》中提到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他们的政治遗产都被继承并在不同的时代被奉为旗帜，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钱满素：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虽然性格不同，想法不同，可以说代表了两种不同倾向的治国理念，但并非势不两立，他们对共和体制，对宪法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经济前景的展望，二是对人民的态度。作为庄园主的杰斐逊重农，赞美田园风光和自耕农美德，这很好理解。汉密尔顿来自加勒比海小岛，少年时就学会打点贸易公司，对如何强国早已形成自己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奴隶主杰斐逊站在普通人一边，成了美国民主的代言人，而平民出身的汉密尔顿却代表了不民主的一方。阶级斗争的观点好像经常解释不了美国的现象，包括现在的特朗普，但是从实际情况去分析却不难明白。杰斐逊时代的弗吉尼亚是个种族主义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们是社会的当然领袖，他们管理着自成一体的庞大庄园，彼此间彬彬有礼地平等协商解决社会问题。这情形有点像古希腊民主，奴隶被排斥在外，社会的其他成员则相对平等民主。杰斐逊反对天生的特权，反对以出生衡量一个人。他认为世袭的爵位是人为的，具有美德与才干的人才是真正的贵族——“天然贵族”。他相信民众能够自治，但首先要受到教育，提高其德行能力。
凤凰网《高见》：当然，这两种现象其实都可看作是美国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才唯一不变的真正代表美国的呢？
钱满素：美国革命是一次制度实验，看看没有君主的社会是不是会更好些。制宪者们都是共和的拥护者，却并不喜欢民主，因为民主的本质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的判断未必正确，如果民众不堪此重任，民主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政体。所以说到底，对民主的态度决定于对民众政治能力的信任程度。汉密尔顿也许正因为来自民众，更了解民众的实际政治能力，也更倾向于强调精英的领导权威。
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各自成为共和党和联邦党的首领，两派相互指责对方背叛革命，但大都是言过其实。两派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派，也就是保守和激进之争，双方矛盾时而激化一点，时而缓和一点，却并非不可调和，还经常相互转化。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要面对的独特问题，只要有自由，人们对问题的看法肯定不同，除了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还存在着宽广的中间地带。制宪者们都是反对党争的，但政见分歧就这么出现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这第一次派系对立开启了美国的党派之争，后来的人总能在党争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他们两人的影子。是的，他们确实代表了观察事物的不同观点和倾向，争论是永远的，但争论的具体内容早已时过境迁，在今天的美国，还有谁怀疑杰斐逊民主呢？又还有谁怀疑汉密尔顿工商强国的路线呢？共和党再保守也不可能回到新政之前去了。美国真正不变的，只有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的精神。
凤凰网《高见》：俄罗斯近代史上，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等统治者很早就学习西方，但始终没有铲除专制，因为掌权者总是恋栈权力，不愿放手。你在《绅士谋国》前言中提到，美国缔造者制定了一部宪法，用制度将公权力“关进笼子”，确保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我感觉，美国之前的地方自治，为美国国父们完成这一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区别？
钱满素：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没有殖民地150年的自治，就不可能有平稳的美国革命，也不可能产生这部合众国宪法。美国从来没有过专制统治，这是它得天独厚的地方。杰斐逊曾经说过，独立宣言中的观点并非他首创，而是美国人民早已形成的共识。往早里说，清教移民在宗教上已经为此作好铺垫，新教教会是独立自治的，清教更是反权威，清教领袖将自己置于上帝律法之下，选举产生，受选民监督。清教徒们将教会自治的原则应用到人间的政府，早已习惯了政治自治，这是美国民情最与众不同之处，欧洲也没有这样的基础，天主教的法国一旦爆发革命便狂暴无序，就是因为专制下的民众没有受过自治的训练，看看南北美洲的区别也可以说明问题。
凤凰网《高见》：近年来，有很多唱衰美国的论调，出发点也各不相同。你认为，美国将走向衰落吗？
钱满素：唱衰美国的论调很多，大多还是来自美国内部。从人类历史看，任何文明都有兴衰的过程，美国自然也不例外。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刚开始不久，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已经崛起，这都不奇怪，是文明间的竞争和较量。
美国也许将逐渐失去它在二战后取得的霸主地位，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说是相对衰落，但不等于美国文明就在走向衰落。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奥秘在于其活力是否依旧，一种文明的衰落可能由于自然灾祸或外族入侵等外在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文明本身丧失活力，过分封闭、僵化、内耗，逐渐走向停滞与死亡。看美国目前的情况，虽然问题不少，但基本运行正常，社会并未封闭，保持纠错能力。这个国家具有法治传统和自我更新的机制，小规模的社会骚乱是可能发生的，但宪法已经基本取消了革命的可能，军人也不大可能搞政变。别忘了，这是一个公民个人可以拥有武器的国家，拉支队伍立个山头并不是难事，但是“统治的合法性在于被治者的同意”这一条早已深入人心，暴力夺取的政权是不可能被承认的。美国人四年一次选举总统，可以说就是一次和平推翻旧政府，另立新政府，还有必要另搞革命去推翻政府吗？
凭着美国的幅员与实力，除非美国人自己瞎折腾，滥用自由或放弃自由，外力是很难摧毁它的。出现问题时，只要它能自己修正调整好，又能衰落到哪里去。汤因比在研究人类悠久而纷杂的文明史后得出结论：“自决能力的丧失是判断文明衰落的最终标准”。一个国家只要能保持个体和社会的多元与活力，保持繁荣和平，即使不称霸，也不能叫衰落。衰落与否不是唱出来的，关键是保持开放，保持活力。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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