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十七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美国法律史》
作者:(美)伯纳德·施瓦茨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讲述美国自立国以来的法律思想的发展,而不是讲述具体的法律制度。例如,在公司法方面,它并没有讲美国的公司的种类,各类公司的发展情况,而只讲到美国公司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支配下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又如在侵权行为法方面,它讲的是,美国的侵权行为法怎样从严格的过失责任原则走向无过失责任,又如何与社会保险联系起来。
潘华仿: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法
《美国法律史》一书的作者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是当代美国法学界的著名学者,纽约大学埃德温·D.韦布法学院最负声望的教授之一。他曾撰写过20多部学术著作,其中堪称力作的是五卷本的《美国宪法论集》。他所著的《人类的伟大权利:美国民权史》《行政法》等著作亦颇具权威性。其著作《沃伦首席大法官和沃伦法院》在美国法学界受到普遍好评。
《美国法律史》共分九章,内容包括了从独立战争时期到当代美国法律发展的整个历史。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在全书的布局上,作者以美国法律发展的主要时期为经,把美国法律史划分成“独立时期”“形成时期”“重建和镀金时期”“福利国家”和“当代”五个阶段。又以主要部门法的演变为纬,描述了传统“公法”和“私法”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范围涉及宪法、行政法、劳工法、契约法、侵权行为法、财产法、公司法等各个领域。经过这样一横一纵的划分,全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构成一个完整严谨的体系。
在选材上,作者并没有把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各个部门法的具体制度。他叙述了创立和发展这些制度的主体——包括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律师界在内的法律机构的历史,谈到了约翰·马歇尔、坦尼、霍姆斯、卡多佐、布兰代斯、杰克逊、沃伦等法律界的著名人物在法律史上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探讨了支配着这些机构及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在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哲学思潮的演变过程;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各个时期开展的法律改革运动。结果,大大丰富了全书的内容。
二是全书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务求提纲挈领地揭示美国法律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求就事论事地详述美国法律史发展的具体过程。
同普通法系的其他法学家一样,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判例。作者在叙述这些判例的情节时,力求简明扼要;在探讨判决的背景和意义时,则追根溯源,浓描重画。正是通过对美国的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判决的分析和比较,作者向读者揭示了美国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方向上的变化,使读者能够把握美国法律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
作者注重揭示各个时期的法律思想对当时的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作者长于论理,在书中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例如,他认为,美国法律史的演变过程是联邦权与州权、人权与财产权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过程。法律在其间起着平衡和调节作用。这种平衡和调节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实现的。这对于我们把握美国法发展的规律,无疑具有借鉴价值。
三是与美国现行法律制度具有紧密联系和对美国现行法律制度具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美国法的发展也是本书讨论重点之一。这一部分内容虽然只有两章,却占了全书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些内容对我们研究美国法的现行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对此,我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据中译本说明摘编
潘华仿先生是本书校者和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本期推荐
《儒道佛三教简明关系通史》
作者:牟钟鉴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从中华文化的整体视野出发,以儒、道、佛三教关系为着力点,梳理和探讨了三教和而不同、聚同化异、互补互渗、共生共荣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两千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基本结构,即“一、二、三、多”。“一”是儒家,“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纳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作者将这种既有主体性又有开放性的文化交融之路概括为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
本书结构严密、气魄宏大,不仅填补了三教关系整体探讨缺失的学术空白,而且其提炼出来的“多元通和”模式对正确处理当下的文化关系多有裨益,真正体现了“文化自信”。
点评:牟钟鉴先生书中所说之“教”,乃“道德教化”之教,包括神本宗教,亦含人本学说,着眼不在出世入世,而在导人去恶向善,改良社会道德。但在实践层面,须以法治为基,否则极易流于空谈。
《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
作者:(英)杰克·古迪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杰克·古迪叙述了从青铜时代到工业革命期间,欧洲和近东地区寻找金属的历程及其与经济活动、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古迪继续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这一主题在《偷窃历史》《文艺复兴》等著作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探讨。古迪认为青铜时代是对东西方进行平等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从中可寻找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忽视的东西方共性。考虑到金属所扮演的角色与早期文明、欧洲文艺复兴乃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密切相关,古迪探讨了对金属的寻找如何与其他形式的知识和艺术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欧洲乃至现代文明的诞生。
点评:现代文明的诞生,与制度、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关系更为紧密,本书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也可参看。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作者:(英)彼得·格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众多亚历山大传记中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作者彼得·格林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亚历山大学术史的基础上,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一方面对传统史料做出了别具一格的选用和甄别,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亚历山大的一生。在书中,他拨开了围绕在亚历山大身上的诸多迷雾,让读者得以窥视这位世界征服者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功刻画了一位集军事天才、独裁者和伟大领袖于一身的人物。点评:对希腊罗马,国人不是知道太多,而是接触太少。对于外部世界及其历史,须进一步加强认知。
《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上、下)
作者:汤志钧
出版社:中华书局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近代史学家汤志钧先生关于康有为、章太炎之研究论文的结集,收录了写作于不同时期的论文共六十九篇。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分编为八组:第一组七篇文章探讨经今古文学的兴替发展,第二组九篇文章探讨清代经学学派的传承发展,第三组七篇文章考察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交往的诸多细节,第四组八篇文章以戊戌维新思想启蒙为主题,第五组十五篇文章考察康有为诸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第六组七篇文章考察自立军起义前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关系,第七组十篇文章分析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与“苏报案”的历史意义,第八组六篇文章探讨章太炎在辛亥前后的活动及其与光复会的关系。
点评:康有为、章太炎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汤先生的研究,可以加深读者对两人的了解。
《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
作者:(美)简·迈耶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简·迈耶新书《金钱暗流》这部令人振奋的调查性新闻力作,主角是继承了现今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的科氏工业集团的科赫兄弟,以及以他们为中心,几大亿万富翁构成的盘根错节的科赫网络。尽管企业是多元化的,但它们的所有精力却在推进保守的政治议程上。这本书不单单是一部抨击野蛮企业的作品,而是直指其背后的政治全貌:通过勾勒新美国寡头政治背后的隐秘人物的生动画像,追索数十亿美元的“暗钱”运作轨迹,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小群拥有巨大财富激进右翼家庭如何通过砸钱,且在少有公共披露的情况下,影响美国人决策和投票”的数代历史。
点评:美国记者能够写出这样的非虚构著作并非因为他们更能干,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才是根本性因素。
《无政府状态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性权力》
作者:(美)伊恩·赫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合法性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当国家将某一国际组织视为合法,它们便遵从这一组织,与之相联系,援引其象征。伊恩·赫德通过考察联合国安理会,论证了在国际关系中合法性如何是被创造、使用和争夺的。
本书通过考察安理会中的政治,包括入侵伊拉克及围绕《联合国宪章》的谈判历史,赫德展示出,当国家将安理会的合法性用于服务本国的目的时,它们重申安理会的卓越地位,并发现自己提升了安理会的权威。通过对制裁利比亚、维和行动及安理会象征政治的案例研究,本书展示出安理会的合法性如何塑造世界政治,以及合法权威如何从国家转移至国际组织。随着国家与其他制度分享权威,国际体系不再是无政府状态。主权分布于拥有权力的制度之间。这些制度被认为合法因而获得了权力。
点评:任何国家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合法性才是制度与权力的稳固基础。
新书过眼
《翁同龢年谱长编》(上、中、下)
编著:谢俊美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内容简介: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同治和光绪两朝帝师,其日记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从其一生行迹,能窥见晚清政治局势的演变及当时士大夫的心态。本书以翁同龢生平活动为主线,从海量的翁氏文集、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中爬梳、罗列出翁同龢一生活动轨迹,尽可能勾勒、还原出一个真实的翁同龢形象。
《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上、中、下)
编著:潘光旦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上世纪60年代,潘光旦先生系统阅读了二十五史等许多古籍,对秦汉前及明代部分系统摘录了有关少数民族的大量史料,并加上了本人的按语,其中包括他的研究心得和看法。
《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作者:苏精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近代以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浪潮席卷全球,出版印刷业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纪初,随着中国国门被渐次打开,绵延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雕版印书业,不得不面对并经受全球现代化大势的挑战,开启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向近代,图书印刷方式的革命是个拐点。
本书主要探讨了十九世纪从1807年至1873年的六十余年间,各教会基督教传教士通过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尝试引介西式金属铸字印刷中文图书,并最终试验成功的过程,也即支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发新知爆炸、推动文化转型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史。这是一部描绘文化转型细节的历史长卷,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西式出版印刷从落地到成熟的精细之作,更是一部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力作。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作者:连玲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6月
内容简介:以“消费主义”为核心概念,探讨百货公司在近代中国的意义,特别思考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如何借由创造全新的消费经验,传播现代消费主义。百货公司与传统商店明显的差异在于规模,不过,百货公司不只是人与物的集散地,也是观察社会关系的视镜及权力再现的空间。由于这个行业在阶级、国族、性别等层面有较为复杂的组成元素,我们可以借此打破许多既定的界线,重新析论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五光十色的百货公司不仅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展示橱窗,也是我们理解城市文化的一把钥匙。如果说,近代上海的传奇建立在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人、物关系上,而百货公司正是人、物互动的实践场域,既充满了魅惑与欲望,也承载着矛盾和争议。
《横财:全球变暖生意兴隆》
作者:(美)麦肯齐·芬克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
内容简介:本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气候变暖问题,聚焦于全球各地的企业家如何从全球变暖问题中发掘商机。全球变暖对地球主要有三种影响:冰川融化、气候干旱、暴雨洪涝。本书作者走访24个国家,采访了很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员,这些人员都在各自的领域或行业中都把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看作是潜在的横财。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十七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美国法律史》
作者:(美)伯纳德·施瓦茨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讲述美国自立国以来的法律思想的发展,而不是讲述具体的法律制度。例如,在公司法方面,它并没有讲美国的公司的种类,各类公司的发展情况,而只讲到美国公司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支配下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又如在侵权行为法方面,它讲的是,美国的侵权行为法怎样从严格的过失责任原则走向无过失责任,又如何与社会保险联系起来。
潘华仿: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国法
《美国法律史》一书的作者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是当代美国法学界的著名学者,纽约大学埃德温·D.韦布法学院最负声望的教授之一。他曾撰写过20多部学术著作,其中堪称力作的是五卷本的《美国宪法论集》。他所著的《人类的伟大权利:美国民权史》《行政法》等著作亦颇具权威性。其著作《沃伦首席大法官和沃伦法院》在美国法学界受到普遍好评。
《美国法律史》共分九章,内容包括了从独立战争时期到当代美国法律发展的整个历史。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在全书的布局上,作者以美国法律发展的主要时期为经,把美国法律史划分成“独立时期”“形成时期”“重建和镀金时期”“福利国家”和“当代”五个阶段。又以主要部门法的演变为纬,描述了传统“公法”和“私法”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范围涉及宪法、行政法、劳工法、契约法、侵权行为法、财产法、公司法等各个领域。经过这样一横一纵的划分,全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构成一个完整严谨的体系。
在选材上,作者并没有把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各个部门法的具体制度。他叙述了创立和发展这些制度的主体——包括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律师界在内的法律机构的历史,谈到了约翰·马歇尔、坦尼、霍姆斯、卡多佐、布兰代斯、杰克逊、沃伦等法律界的著名人物在法律史上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探讨了支配着这些机构及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在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哲学思潮的演变过程;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各个时期开展的法律改革运动。结果,大大丰富了全书的内容。
二是全书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务求提纲挈领地揭示美国法律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求就事论事地详述美国法律史发展的具体过程。
同普通法系的其他法学家一样,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引用了大量的判例。作者在叙述这些判例的情节时,力求简明扼要;在探讨判决的背景和意义时,则追根溯源,浓描重画。正是通过对美国的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判决的分析和比较,作者向读者揭示了美国法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方向上的变化,使读者能够把握美国法律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
作者注重揭示各个时期的法律思想对当时的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作者长于论理,在书中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例如,他认为,美国法律史的演变过程是联邦权与州权、人权与财产权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过程。法律在其间起着平衡和调节作用。这种平衡和调节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实现的。这对于我们把握美国法发展的规律,无疑具有借鉴价值。
三是与美国现行法律制度具有紧密联系和对美国现行法律制度具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美国法的发展也是本书讨论重点之一。这一部分内容虽然只有两章,却占了全书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些内容对我们研究美国法的现行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对此,我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据中译本说明摘编
潘华仿先生是本书校者和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本期推荐
《儒道佛三教简明关系通史》
作者:牟钟鉴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从中华文化的整体视野出发,以儒、道、佛三教关系为着力点,梳理和探讨了三教和而不同、聚同化异、互补互渗、共生共荣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两千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基本结构,即“一、二、三、多”。“一”是儒家,“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纳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作者将这种既有主体性又有开放性的文化交融之路概括为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
本书结构严密、气魄宏大,不仅填补了三教关系整体探讨缺失的学术空白,而且其提炼出来的“多元通和”模式对正确处理当下的文化关系多有裨益,真正体现了“文化自信”。
点评:牟钟鉴先生书中所说之“教”,乃“道德教化”之教,包括神本宗教,亦含人本学说,着眼不在出世入世,而在导人去恶向善,改良社会道德。但在实践层面,须以法治为基,否则极易流于空谈。
《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
作者:(英)杰克·古迪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杰克·古迪叙述了从青铜时代到工业革命期间,欧洲和近东地区寻找金属的历程及其与经济活动、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古迪继续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这一主题在《偷窃历史》《文艺复兴》等著作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探讨。古迪认为青铜时代是对东西方进行平等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从中可寻找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忽视的东西方共性。考虑到金属所扮演的角色与早期文明、欧洲文艺复兴乃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密切相关,古迪探讨了对金属的寻找如何与其他形式的知识和艺术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欧洲乃至现代文明的诞生。
点评:现代文明的诞生,与制度、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关系更为紧密,本书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也可参看。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作者:(英)彼得·格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3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是众多亚历山大传记中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作者彼得·格林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亚历山大学术史的基础上,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现代考古学的成果,一方面对传统史料做出了别具一格的选用和甄别,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亚历山大的一生。在书中,他拨开了围绕在亚历山大身上的诸多迷雾,让读者得以窥视这位世界征服者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功刻画了一位集军事天才、独裁者和伟大领袖于一身的人物。点评:对希腊罗马,国人不是知道太多,而是接触太少。对于外部世界及其历史,须进一步加强认知。
《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上、下)
作者:汤志钧
出版社:中华书局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近代史学家汤志钧先生关于康有为、章太炎之研究论文的结集,收录了写作于不同时期的论文共六十九篇。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分编为八组:第一组七篇文章探讨经今古文学的兴替发展,第二组九篇文章探讨清代经学学派的传承发展,第三组七篇文章考察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交往的诸多细节,第四组八篇文章以戊戌维新思想启蒙为主题,第五组十五篇文章考察康有为诸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第六组七篇文章考察自立军起义前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关系,第七组十篇文章分析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与“苏报案”的历史意义,第八组六篇文章探讨章太炎在辛亥前后的活动及其与光复会的关系。
点评:康有为、章太炎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汤先生的研究,可以加深读者对两人的了解。
《金钱暗流:美国激进右翼崛起背后的隐秘富豪》
作者:(美)简·迈耶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简·迈耶新书《金钱暗流》这部令人振奋的调查性新闻力作,主角是继承了现今美国第二大私人企业的科氏工业集团的科赫兄弟,以及以他们为中心,几大亿万富翁构成的盘根错节的科赫网络。尽管企业是多元化的,但它们的所有精力却在推进保守的政治议程上。这本书不单单是一部抨击野蛮企业的作品,而是直指其背后的政治全貌:通过勾勒新美国寡头政治背后的隐秘人物的生动画像,追索数十亿美元的“暗钱”运作轨迹,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一小群拥有巨大财富激进右翼家庭如何通过砸钱,且在少有公共披露的情况下,影响美国人决策和投票”的数代历史。
点评:美国记者能够写出这样的非虚构著作并非因为他们更能干,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才是根本性因素。
《无政府状态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性权力》
作者:(美)伊恩·赫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合法性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当国家将某一国际组织视为合法,它们便遵从这一组织,与之相联系,援引其象征。伊恩·赫德通过考察联合国安理会,论证了在国际关系中合法性如何是被创造、使用和争夺的。
本书通过考察安理会中的政治,包括入侵伊拉克及围绕《联合国宪章》的谈判历史,赫德展示出,当国家将安理会的合法性用于服务本国的目的时,它们重申安理会的卓越地位,并发现自己提升了安理会的权威。通过对制裁利比亚、维和行动及安理会象征政治的案例研究,本书展示出安理会的合法性如何塑造世界政治,以及合法权威如何从国家转移至国际组织。随着国家与其他制度分享权威,国际体系不再是无政府状态。主权分布于拥有权力的制度之间。这些制度被认为合法因而获得了权力。
点评:任何国家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合法性才是制度与权力的稳固基础。
新书过眼
《翁同龢年谱长编》(上、中、下)
编著:谢俊美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内容简介: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同治和光绪两朝帝师,其日记被誉为“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从其一生行迹,能窥见晚清政治局势的演变及当时士大夫的心态。本书以翁同龢生平活动为主线,从海量的翁氏文集、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中爬梳、罗列出翁同龢一生活动轨迹,尽可能勾勒、还原出一个真实的翁同龢形象。
《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上、中、下)
编著:潘光旦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上世纪60年代,潘光旦先生系统阅读了二十五史等许多古籍,对秦汉前及明代部分系统摘录了有关少数民族的大量史料,并加上了本人的按语,其中包括他的研究心得和看法。
《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作者:苏精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8年5月
内容简介:近代以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浪潮席卷全球,出版印刷业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纪初,随着中国国门被渐次打开,绵延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雕版印书业,不得不面对并经受全球现代化大势的挑战,开启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向近代,图书印刷方式的革命是个拐点。
本书主要探讨了十九世纪从1807年至1873年的六十余年间,各教会基督教传教士通过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尝试引介西式金属铸字印刷中文图书,并最终试验成功的过程,也即支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发新知爆炸、推动文化转型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史。这是一部描绘文化转型细节的历史长卷,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西式出版印刷从落地到成熟的精细之作,更是一部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力作。
《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作者:连玲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6月
内容简介:以“消费主义”为核心概念,探讨百货公司在近代中国的意义,特别思考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如何借由创造全新的消费经验,传播现代消费主义。百货公司与传统商店明显的差异在于规模,不过,百货公司不只是人与物的集散地,也是观察社会关系的视镜及权力再现的空间。由于这个行业在阶级、国族、性别等层面有较为复杂的组成元素,我们可以借此打破许多既定的界线,重新析论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五光十色的百货公司不仅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展示橱窗,也是我们理解城市文化的一把钥匙。如果说,近代上海的传奇建立在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人、物关系上,而百货公司正是人、物互动的实践场域,既充满了魅惑与欲望,也承载着矛盾和争议。
《横财:全球变暖生意兴隆》
作者:(美)麦肯齐·芬克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
内容简介:本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气候变暖问题,聚焦于全球各地的企业家如何从全球变暖问题中发掘商机。全球变暖对地球主要有三种影响:冰川融化、气候干旱、暴雨洪涝。本书作者走访24个国家,采访了很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员,这些人员都在各自的领域或行业中都把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看作是潜在的横财。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