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三十三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
作者：（美）艾拉·卡茨尼尔森
出版社：书海出版社汉唐阳光
2018年9月
罗斯福新政与世界格局的形成
艾拉·卡茨尼尔森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与人们的内心恐惧这一话题。在危机关头，“新政”采取紧急措施对享有一定的自由同时又在某些方面缺乏自由的边疆地区实施了管控。在探讨“新政”如何应对这类挑战的过程中，本书不仅涉及“新政”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深入挖掘了采取这些必要措施，保持自由民主体制，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成本。
为了阐述“新政”造成的恐惧对人们性格的影响，以及自由民主体制本身的适应性，本书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新政”历史所囊括的地理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使得“新政”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进而使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也就是说，要把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放在更宽广的全球语境内进行探讨。因而，我把“新政”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与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这样，“新政”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而且是20世纪大众政治时代代议制民主体制的最重要试验场。关于这一时期的传统叙事，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方式通常是重点探讨总统制及政府行政部门的运行情况，但我对这一传统叙事方式进行了改造，把叙事重点集中于国会立法过程以及相关政策和决议的具体内容。
本书既不是传统历史著作，也不是通常的政治学著作。其宗旨是以更加敏锐的视觉对“新政”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呈现，进而对一些容易模糊甚至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特征加以阐释。通过把“新政”提升到全球舞台进行审视，本书摒弃了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路数，它史无前例地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延长至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在更加宽广的历史语境中对“新政”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样，本书不再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压缩在二战以前或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认识和研究“新政”的固有模式，使得它的历史跨度涵盖各种灾难性事件接连对美国民主政治构成严重挑战甚至使民族国家体制面临剧烈变革的年代。通过把注意力转移到国会及其通过选举方式重新制订国家的政策与制度，本书强调立法机构对于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至关重要性，它还把关注目光集中在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作用的发挥，强调美国最严重的南北区域分化是如何改变国家历史走向的。同时，书中还阐明了美国南部各州致力于等级种族秩序对于“新政”政策制定及其成效造成的全面影响。
本书对“新政”中必要的邪恶和“肮脏的黑手”等过去经常被回避的一些问题给予正面审视。“肮脏的黑手”一词常表示因为正确的原因而采取错误的行为。作为一个无法奢求坚持崇高道德诚信标准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美国也与国内外一些可疑的盟友产生过瓜葛。尽管美国向全球提供了唯一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典范，并成功地抵抗住了极权统治，但在与一些极权政府或国内种族歧视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它无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免受其影响。本书集中论述了面临严峻的挑战，“新政”时期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开始的，同时对这些违背自由民族制度的盟友所带来的影响也进行了客观评价。当然，这些盟友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是必要的，但却常常让美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不断回到托克维尔的著作中，重温那些不同寻常的论述。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距离“新政”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与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大致相当。托克维尔写于19世纪中叶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宣称，如果曾经令革命者感到痛苦与困扰的革命激情只是在人们头脑中一闪而过，那“远远不是大革命所期望留下的遗产”，但“我们……实际上能够更紧密地向大革命的遗产靠拢，理解和领会导致大革命爆发的精神动力”。虽然内心怀有强烈的紧迫感，托克维尔还是认识到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沉淀后再书写那段历史，见解或许会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书写的“不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因为人们对于这一历史的讲述，可谓已经发挥到极致，我很难想象自己会重复同样的历史记述”，托克维尔所书写的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与思考”，而且“这一研究与思考永远没有脱离现代社会的视野”。在书写过程中，托克维尔把温情与共鸣融入理性的超脱和冷静的思考之中，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密切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以便对自己的研究主题——民主与自由之间的脆弱关系进行深入解读。他解释说，“我对于这部书的写作，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但我也不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准确地描绘一幅内涵深刻的革命画卷。”
像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样，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关头，“新政”动摇了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和格局，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性语言、政治性价值判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托克维尔曾教导人们说，事物总是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这一深刻教诲的影响和感染下，我在本书中，尽力让自己对于“新政”这一历史时期的描绘更加准确，但我也同样不会成为一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总结自己的写作目标与追求时所说，只是“首先抛开一砖一瓦，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一座建筑物的整体轮廓，然后，才动笔勾画这座建筑物的每一个线条——这是对一座建筑物进行重新设计应当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我希望能够改进和调整过去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理解的方法，让“新政”这一至今仍然对美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发出新的光辉。
摘自《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一书前言
本期推荐
《唯一的希望》
作者：（美）冯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作者于1997—2002年间在中国大连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多位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访谈，探讨了独生子女在一个过去历代习惯大家庭模式的社会中成长的情形与体验，考察了何种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力量塑造其成长经历，并分析了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体验、渴盼所带来的影响。
点评：计划生育让基层部门开辟了新的财源，他们在借此创收的同时，也有力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并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格局。
《九个人》
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8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〇年代至二〇年代前几年之间，到三〇、四〇年代已经成长甚或成熟起来。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点评：在时代的大潮中保持清醒的自我并非易事，缺乏理性的道德义愤有时只会给自己带来悲剧。
《四君主》
作者：（英）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出品
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这四位伟大的君主出生于同一个十年（1491—1500年）。他们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而在本书中，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放大了视角，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背景下，向我们展示了这四位君主之间的恩怨纠葛是如何为现代欧洲奠定基础的。分开来说，他们各不相同，亨利有六任妻子，查理则秉持禁欲主义；四人一并来说，他们曾支配着世界舞台。
点评：江山代有帝王出，各领风骚几十年。权力欲望刀兵起，兴亡成败观从前。
《启蒙观念史》
作者：（意）文森佐·费罗内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启蒙编译所
2018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启蒙运动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分水岭，关于它的哲学和历史学解释却一直令人困惑。作者认为，必须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才能理解其本质及重要性。作者通过分析18世纪以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界定、阐释启蒙，双方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的分野，对启蒙观念所遭受的误解、滥用和捍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试验场”，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它重塑了西方的身份认同，通过人权的发明革新了政治，创造出一种批判文化，并重新定义了知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我和生活的认知。
点评：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个人权利和现代价值的张扬，法国大革命可以检讨，但不能完全让启蒙运动背锅——况且，六七万人被送上断头台与20世纪某些人祸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
《重铸大英帝国：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者：（美）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在北美独立战争失利、英帝国解体之后，英国如何在1784到1939年间，经过一步步地改革、发展和扩张，从而重新崛起的过程。就国内而言，面对人口增长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贫富分化，英国并未受到抽象理念的蛊惑，而是以议会为改革机制，本着互相迁就的精神，使得丛生的社会矛盾没有激化成大规模暴力。就海外帝国而言，北美的失败使得英国的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不再进行僵化控制，而是强调以自由的价值和王权的象征为纽带，赋予殖民地更多自治，也得到了世界大战的检验。
点评：英国人吸取教训反求诸己，让失败成为成功之母；若一条路走到黑，也就不可能复兴和强大。
《新加坡道路》
作者：李路曲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以考察新加坡开埠前后的历史为起点，对从那时至今200多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实的叙述，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如移民结构、社会变迁、文化选择、殖民主义、政治发展、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企业制度、政党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方式等进行了探讨。
点评：蕞尔小国新加坡正在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其转型过程与西方国家别无二致。
新书过眼
《两个世界的战争》
作者：（美）安东尼·帕戈登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自“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角度切入剖析恐怖主义的根源的著作，本书综合了所有这些视角，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要从2500年前西方与东方的现实与思想分野开始梳理。全书从波斯大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讲起，揭开了一场至今也未曾停息的冲突的序幕。先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是罗马人，试图将欧洲与亚洲并入一种单一的文明。随着西方皈依基督教、东方部分地区接受了伊斯兰教，两种宗教之间爆发了充满仇恨的战争，每一方都宣称对世界拥有统治权。到了17世纪，基督教教会衰落后，双方的斗争从宗教转向了哲学:秉持西方的科学理性的人与那些寻求神的最终教导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8、19世纪，几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逐步瓦解，西方也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结果促成了将伊斯兰生活与西方现代生活融合的尝试，这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改革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引发了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人类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历次战争不仅是历时最久、代价最大的战争，它们过去曾经，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塑造着现代世界。
《国家与自由》
作者：（英）昆廷·斯金纳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昆廷·斯金纳是“剑桥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当世具影响力的思想史家。本书据2017年他在北京大学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和座谈整理而成，通过生动解读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人的作品，系统阐释了数十年来他对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尤其侧重分析两个关键观念——国家和自由；在访谈和座谈部分，斯金纳就自身治学经验及“剑桥学派”的研究解答了诸多重要问题，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独特而深入的思考。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
作者：（德）莱纳·恩格尔曼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18年7月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威廉˙布拉塞（1917-2012）在纳粹集中营的真实经历。威廉˙布拉塞是一位波兰摄影师，于1940年8月31日被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调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不仅包括犯人的档案照，而且还记录下臭名昭著的“医学试验”。透过取景器，他看到的是瘦得皮包骨头的犹太儿童、用于“人种研究”的赤裸着身子的犹太少女、用于“医学试验”的双胞胎……是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而他能做的太少。1945年，当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布拉塞被要求销毁所有照片，但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大量底片，如今成为见证奥斯维辛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布拉塞却再也无法端起照相机，因为那些恐惧的面孔总出现在取景器中，挥之不去。
《善的脆弱性》
作者：（美）玛莎·C.纳斯鲍姆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正义之士常常面对如下困境：他们一心追求善和公正，却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在个人的繁盛上做出妥协，甚至彻底否定自我。《善的脆弱性》直面这一道德困境，通过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的探讨，最终拒斥了柏拉图关于善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的观念，站在了古希腊悲剧家和亚里士多德一边，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
《中国兵器史稿》
作者：周纬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国古兵器研究的开山之作，收录图版九十二幅，插图五十余幅，共展示兵器及实物近千件，将旧石器时代起至清代的中国古兵器一一勾勒，令其跃然纸上，完美再现了中国古兵器的奕奕神采，立体呈现了中国兵器史的演变历程。本书前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文字，后一部分书图片及说明。
《亚洲古兵器图说》
作者：周纬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本书还原亚洲古兵器的风采，收录彩色图版六十三幅，显示实物五百五十多器；插图近一百五十幅，展示各类兵器一千五百余件，真实重现兵器细节，堪称亚洲古兵器的纸上博物馆，从中可一窥亚洲各国民族的起源、文化的源流以及军事科技的演变。
整理、点评：张弘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网评论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三十三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聚焦
《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
作者：（美）艾拉·卡茨尼尔森
出版社：书海出版社汉唐阳光
2018年9月
罗斯福新政与世界格局的形成
艾拉·卡茨尼尔森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与人们的内心恐惧这一话题。在危机关头，“新政”采取紧急措施对享有一定的自由同时又在某些方面缺乏自由的边疆地区实施了管控。在探讨“新政”如何应对这类挑战的过程中，本书不仅涉及“新政”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深入挖掘了采取这些必要措施，保持自由民主体制，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成本。
为了阐述“新政”造成的恐惧对人们性格的影响，以及自由民主体制本身的适应性，本书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新政”历史所囊括的地理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使得“新政”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进而使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也就是说，要把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放在更宽广的全球语境内进行探讨。因而，我把“新政”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与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这样，“新政”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而且是20世纪大众政治时代代议制民主体制的最重要试验场。关于这一时期的传统叙事，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方式通常是重点探讨总统制及政府行政部门的运行情况，但我对这一传统叙事方式进行了改造，把叙事重点集中于国会立法过程以及相关政策和决议的具体内容。
本书既不是传统历史著作，也不是通常的政治学著作。其宗旨是以更加敏锐的视觉对“新政”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呈现，进而对一些容易模糊甚至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特征加以阐释。通过把“新政”提升到全球舞台进行审视，本书摒弃了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路数，它史无前例地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延长至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在更加宽广的历史语境中对“新政”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样，本书不再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压缩在二战以前或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认识和研究“新政”的固有模式，使得它的历史跨度涵盖各种灾难性事件接连对美国民主政治构成严重挑战甚至使民族国家体制面临剧烈变革的年代。通过把注意力转移到国会及其通过选举方式重新制订国家的政策与制度，本书强调立法机构对于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至关重要性，它还把关注目光集中在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作用的发挥，强调美国最严重的南北区域分化是如何改变国家历史走向的。同时，书中还阐明了美国南部各州致力于等级种族秩序对于“新政”政策制定及其成效造成的全面影响。
本书对“新政”中必要的邪恶和“肮脏的黑手”等过去经常被回避的一些问题给予正面审视。“肮脏的黑手”一词常表示因为正确的原因而采取错误的行为。作为一个无法奢求坚持崇高道德诚信标准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美国也与国内外一些可疑的盟友产生过瓜葛。尽管美国向全球提供了唯一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典范，并成功地抵抗住了极权统治，但在与一些极权政府或国内种族歧视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它无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免受其影响。本书集中论述了面临严峻的挑战，“新政”时期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开始的，同时对这些违背自由民族制度的盟友所带来的影响也进行了客观评价。当然，这些盟友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是必要的，但却常常让美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不断回到托克维尔的著作中，重温那些不同寻常的论述。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距离“新政”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与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大致相当。托克维尔写于19世纪中叶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宣称，如果曾经令革命者感到痛苦与困扰的革命激情只是在人们头脑中一闪而过，那“远远不是大革命所期望留下的遗产”，但“我们……实际上能够更紧密地向大革命的遗产靠拢，理解和领会导致大革命爆发的精神动力”。虽然内心怀有强烈的紧迫感，托克维尔还是认识到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沉淀后再书写那段历史，见解或许会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书写的“不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因为人们对于这一历史的讲述，可谓已经发挥到极致，我很难想象自己会重复同样的历史记述”，托克维尔所书写的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与思考”，而且“这一研究与思考永远没有脱离现代社会的视野”。在书写过程中，托克维尔把温情与共鸣融入理性的超脱和冷静的思考之中，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密切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以便对自己的研究主题——民主与自由之间的脆弱关系进行深入解读。他解释说，“我对于这部书的写作，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但我也不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准确地描绘一幅内涵深刻的革命画卷。”
像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样，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关头，“新政”动摇了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和格局，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性语言、政治性价值判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托克维尔曾教导人们说，事物总是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这一深刻教诲的影响和感染下，我在本书中，尽力让自己对于“新政”这一历史时期的描绘更加准确，但我也同样不会成为一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总结自己的写作目标与追求时所说，只是“首先抛开一砖一瓦，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一座建筑物的整体轮廓，然后，才动笔勾画这座建筑物的每一个线条——这是对一座建筑物进行重新设计应当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我希望能够改进和调整过去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理解的方法，让“新政”这一至今仍然对美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事件发出新的光辉。
摘自《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一书前言
本期推荐
《唯一的希望》
作者：（美）冯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作者于1997—2002年间在中国大连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多位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访谈，探讨了独生子女在一个过去历代习惯大家庭模式的社会中成长的情形与体验，考察了何种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力量塑造其成长经历，并分析了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体验、渴盼所带来的影响。
点评：计划生育让基层部门开辟了新的财源，他们在借此创收的同时，也有力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并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格局。
《九个人》
作者：张新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8年6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本书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致可以看作一代人——出生在一九一〇年代至二〇年代前几年之间，到三〇、四〇年代已经成长甚或成熟起来。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点评：在时代的大潮中保持清醒的自我并非易事，缺乏理性的道德义愤有时只会给自己带来悲剧。
《四君主》
作者：（英）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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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推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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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江山代有帝王出，各领风骚几十年。权力欲望刀兵起，兴亡成败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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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启蒙编译所
2018年10月
推荐指数：★★★☆
内容简介：启蒙运动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分水岭，关于它的哲学和历史学解释却一直令人困惑。作者认为，必须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才能理解其本质及重要性。作者通过分析18世纪以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界定、阐释启蒙，双方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的分野，对启蒙观念所遭受的误解、滥用和捍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试验场”，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它重塑了西方的身份认同，通过人权的发明革新了政治，创造出一种批判文化，并重新定义了知识，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我和生活的认知。
点评：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个人权利和现代价值的张扬，法国大革命可以检讨，但不能完全让启蒙运动背锅——况且，六七万人被送上断头台与20世纪某些人祸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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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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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英国人吸取教训反求诸己，让失败成为成功之母；若一条路走到黑，也就不可能复兴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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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路曲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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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以考察新加坡开埠前后的历史为起点，对从那时至今200多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实的叙述，对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如移民结构、社会变迁、文化选择、殖民主义、政治发展、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企业制度、政党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方式等进行了探讨。
点评：蕞尔小国新加坡正在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其转型过程与西方国家别无二致。
新书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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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安东尼·帕戈登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自“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角度切入剖析恐怖主义的根源的著作，本书综合了所有这些视角，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要从2500年前西方与东方的现实与思想分野开始梳理。全书从波斯大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讲起，揭开了一场至今也未曾停息的冲突的序幕。先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是罗马人，试图将欧洲与亚洲并入一种单一的文明。随着西方皈依基督教、东方部分地区接受了伊斯兰教，两种宗教之间爆发了充满仇恨的战争，每一方都宣称对世界拥有统治权。到了17世纪，基督教教会衰落后，双方的斗争从宗教转向了哲学:秉持西方的科学理性的人与那些寻求神的最终教导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8、19世纪，几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逐步瓦解，西方也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结果促成了将伊斯兰生活与西方现代生活融合的尝试，这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改革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引发了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人类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历次战争不仅是历时最久、代价最大的战争，它们过去曾经，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塑造着现代世界。
《国家与自由》
作者：（英）昆廷·斯金纳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昆廷·斯金纳是“剑桥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当世具影响力的思想史家。本书据2017年他在北京大学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和座谈整理而成，通过生动解读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人的作品，系统阐释了数十年来他对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尤其侧重分析两个关键观念——国家和自由；在访谈和座谈部分，斯金纳就自身治学经验及“剑桥学派”的研究解答了诸多重要问题，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独特而深入的思考。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
作者：（德）莱纳·恩格尔曼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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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脆弱性》
作者：（美）玛莎·C.纳斯鲍姆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正义之士常常面对如下困境：他们一心追求善和公正，却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在个人的繁盛上做出妥协，甚至彻底否定自我。《善的脆弱性》直面这一道德困境，通过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文本的探讨，最终拒斥了柏拉图关于善能够保护人类免受恶之侵袭的观念，站在了古希腊悲剧家和亚里士多德一边，认为善的脆弱性正是实现善的关键所在。
《中国兵器史稿》
作者：周纬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国古兵器研究的开山之作，收录图版九十二幅，插图五十余幅，共展示兵器及实物近千件，将旧石器时代起至清代的中国古兵器一一勾勒，令其跃然纸上，完美再现了中国古兵器的奕奕神采，立体呈现了中国兵器史的演变历程。本书前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文字，后一部分书图片及说明。
《亚洲古兵器图说》
作者：周纬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8年9月
内容简介：本书还原亚洲古兵器的风采，收录彩色图版六十三幅，显示实物五百五十多器；插图近一百五十幅，展示各类兵器一千五百余件，真实重现兵器细节，堪称亚洲古兵器的纸上博物馆，从中可一窥亚洲各国民族的起源、文化的源流以及军事科技的演变。
整理、点评：张弘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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