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再次深陷舆情危机,有关于其在美投资工厂遭遇工会抗议的消息成为了中国社会热议的话题。尽管所谓的抗议不过是在当地司空见惯的工会活动,但对于国外工会的危险性与破坏力的津津乐道却反映出中国社会在现阶段颇为复杂的大众心态。
坦率来说,相当部分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除了汇率、政治、安全等风险,由当地的工会与社会组织引发的“劳务阻工”问题也的确较为突出,甚至别有用心、恶意阻挠的案件也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大多数的劳资争议,主要还是由于我国企业对当地劳工保护制度、社会文化了解不到位,对舆论公关、社区关系维护重视程度不够所导致。
像此次曹德旺先生面临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中方管理人员对底特律等地工会的强悍与美国媒体的不友好估计不足。相比之下,进入美国投资办厂更早、经验也更为丰富的日本人就显得更为“狡猾”一些,比如他们投资办厂多选在美国的农业州,而避开老工业区的铁锈地带。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人更为淳朴,工会组织也相当薄弱,相比于铁锈地带,在这些地方投资办厂,遇到的工会麻烦会小很多。又比如他们非常重视与媒体、社区关系,不仅有定期的沟通、拜访,还有专门的人员负责长期经营。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工会之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痛批的对象,但它同时也是保障工人权益、平衡资方权力、体现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今天中国“五一”劳动节的设立,也是缘于当年美国工会的斗争。
因此,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当中,遭遇的“工会”、“劳工保护”等一些问题,我们既要指出“过度福利”、“过度维权”对经济效益、企业经营的影响,也要承认,在许多时候之所以中国企业会存在不适,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企业在长期以来对工人权益重视不够。在相当一部分的案例里,要反思的不仅仅是当地社会,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进行一些补课。
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期,廉价的劳动力、超负荷高强度的工作、对劳动者权益的漠视,曾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的很多企业在初级阶段都是某种程度的血汗工厂,甚至在一些高科技企业里猝死、过劳都并不罕见。这是中国社会经济起飞的诸多因素之一,但更准确的理解是,这是中国社会为发展所付出的痛苦代价,而我们之所以付出这种痛苦的代价,就是为了在以后不再承受这种代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企业家甚至是普通民众,把这种代价当作了中国奇迹的秘籍,甚至是中国经济核心的竞争力。这不仅是一种可怕的惯性,因为它意味着中国民企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劳动者高强度的剥削之上,似乎离开了“血汗工厂”中国经济就会一筹莫展,而且也是一种没有前途的惰性,因为它将导致社会安于低水平的高强度劳动,而无益于尝试尊重人、解放人的制度创新,而这只会带来内需的停滞不前与创新、创业的疲软无力。
说实话,我们当然要警惕今天西方社会的福利过度和工会困境,但大多数对曹德旺困境幸灾乐祸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的工人权益是过度了还是远远不够。在很多时候,营养不良的瘦子越是尖刻地批评肥胖症的危害,就越是对自己形成了辛辣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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