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纵火案”烧不掉的个体与法律边界

这是一起令人揪心的恶性案件。

近日，杭州市一座高层住宅楼起火，在300平方米的豪宅里，女主人和三个孩子被烧死。孩子的年龄，分别是11岁、9岁和6岁。据34岁的保姆归案后供述，是自己纵火。

价值千万的豪宅，儿女齐全、其乐融融的幸福，随着一把突如其来的“阴火”，顷刻间化作了一缕黑烟。很难想象，当男主人看到眼前“家破人亡”的凄惨一幕，会是何等的撕心裂肺。人们也不禁在心中疑惑，保姆究竟与这家人有什么深仇大恨，竟然要下如此狠手。

然而，从披露信息看，这家人对保姆即便称不上“恩情似海”，却也是“有情有义”。比如，保姆月薪是7500元，买菜可以开雇主豪车；听说保姆买房缺钱，雇主一次借给她10万元；发现保姆偷了自己价值30多万的手表，还说“您别这样做，缺钱就开口”，并没有追究报案，只是让她两天后离开……

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强烈反差，很容易让人想起“农夫与蛇”。事发后，谴责保姆“薄情寡义”、“忘恩负义”者，委实不少。有的还主张，保姆之前就有涉赌的劣行，家政公司“甄别不力”、“甩手不管”，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有的则认为，高档楼盘救火设施不全，物业公司救火不及，也有一定责任等等。但容易被忽视的，还有“混淆不清”的个人与法律边界。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学说，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乡土社会，或可称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如同水波一样的“差序格局”；与维系这种特定结构相应的，是“礼治”而非“法治”。所谓“礼治”，是一种贯穿日常生活的文化传统，与法治社会的最大不同，是前者不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主要依靠个人自觉遵从。

从人类历史看，由“集体”到“个体”，由“礼治”到“法治”，这种“合”“分”的过程，乃是文明进步的大势。在欧洲，通过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唤醒了个体权利意识，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勃兴；在中国，西风东渐下的社会现代化，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土社会的解体，也势必带来一场个体与法律边界的“革命”。

然而，社会的现代变迁，并非“一蹴而就”。很多时候，人们穿上了时髦“外衣”，却仍在无意识地为“传统”埋单。回看“保姆纵火案”，在出事的一家人和保姆之间，原本是基于合同形成的雇佣关系，也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他们所居住的豪宅，另设“保姆电梯”，目的是让雇主生活与家政服务“泾渭分明”。但现实却是，他们的个体与法律边界依旧“模糊”。

他们就像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雇主给予保姆很多“优厚”待遇，可以说超出了雇佣关系的范围，甚至不无“温情”。或许，在一些人看来，何必要把人际关系变得那么冰冷呢？问题是，徒有所谓“情义”，罔顾基本权利和义务，法律意义又在哪里？

我们看到，即便是保姆涉嫌盗窃，甚至数额巨大，仍在以传统“礼法”私下处置，却忘了公民法律义务，忘了所处环境已不再是“熟人社会”。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非常熟识，不仅降低了法律需要，也化解了陌生人的危险性。今天，无论是雇主一家，还是家政公司，都难以对保姆做到“知根知底”，时移势迁仍以“礼”相待，而不是依“法”以对，难免要尝到苦果。

熊熊的大火，不应烧掉个体与法律的边界。痛定思痛，一场喧嚣的人间悲剧过后，更应深刻反思，这个转型变迁的社会，个体和法律的边界，如何能更加清晰，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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