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国家立法，科学民主为立法先声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并将于2017年12月6日截止。围绕这部针对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与健全党和国家监察体系的法律，《草案》发布以来就受到了法律专家与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高效反腐时期，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和全国巡视工作的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时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这既体现了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理念，将反腐败纳入制度化轨道并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也体现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决心与信心。

而《草案》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后，有不少专家学者也对《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在近日召开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对话” 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从目前公布的《草案》来看，《草案》不仅缺乏宪法依据，在内容和立法技术上也存在着不足。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也认为，立法应有宪法根据，建议同步修改宪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宪法正义是最大的正义，也是最高的正义，对《草案》进行合宪性审查，使《草案》服从于宪法的原则，才能让《草案》有宪可依，符合宪法的正义。因而，对《草案》的合宪性审查是坚守正义的基础，也是符合立法程序的先决条件。

陈光中教授同时建议，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犯罪中应允许律师介入，确保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同时对提高办案质量和防止冤假错案也有重要意义，并建议在草案中写入“惩治腐败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相结合”。

科学立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正义则是科学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义首先表现为程序的正义，其次为实质的正义。若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本末倒置，既破坏了程序正义，也破坏了实质正义，最终将走向正义的反面。符合宪法和立法程序，正义方能体现。

法治的核心就是处理好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麦迪逊说：“在设计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要强制政府控制自己。”强制政府控制好自己，才能不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防止懒政、滥政现象大量涌现。

《草案》指出：“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使公权力始终置于人民监督之下，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其目的正是通过控制公共权力来有效地保障公民权利，并让公民权利落到实处。

科学的立法离不开民主，这既是正义逻辑的展开，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民众参与立法，既是一个学习和培养法律意识、确立法律信仰的过程，也是人民民主在法治上的具体体现。此次全国人大将《草案》公诸于世，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而社会各界也就《草案》做出了积极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第36条提出，可以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将法律草案交付专业领域人士讨论。

科学立法的主体是专家立法，专家立法具有精致化和抽象化的能力，他们具备对《草案》进行精致化推理、精致化论证、法律推论自洽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这正是普通民众难以胜任的部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科学立法必须与民主立法相结合，才能把科学立法的程序与内容转化为社会的自觉意识和行动。

《草案》总则中指出：“坚持标本兼治，保持高压态势，形成持续震慑，强化不敢腐；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强化不能腐；加强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强化不想腐。”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标本兼治，对公共权力进行立体多维控制。既有外在强制，也有内在约束，既有权力监督，也有社会监督，把外在强制和内在约束相结合、自我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应当而且能够”的原则。

把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与操作结合在一起，把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结合在一起，并受制于正义的严格约束，《草案》就具有了成为良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法治文明也会因此向前迈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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